说传统道人生，谈古论今话天下，身为中国人，怎能不学点国学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在中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首唐诗的作者是孟郊，但90%以上的人都会听过这首诗，并且能准确说出其主题。
礼赞母恩。
如果说一首《游子吟》写出了母爱的伟大，那么“可怜天下父母心”则道出了天下家长的心声，然而你知道吗，这句话出自以下诗句，其作者让人大跌眼镜，居然是那位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慈禧。
世间爹妈情最真，泪雪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两首诗，一个是唐朝的诗人，另一个是清朝的皇太后。
不同的性别，跨越千年，却怀着同样感恩的心态赞美褒扬伟大的母爱，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直以来，不管是国学还是民间传统，对女人的看法被割裂为不同形态，既相互独立，又互相矛盾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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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拥有社会话语权的男人，把女人视为附庸品，提出“三从四德”，认为“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女子无才即是德”，刻意误读“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把女人视为“红颜祸水”，罪恶的起源。
另一方面，出于道德体系以及人性的本能，极尽所能尊敬赞美“母亲”，站在“孝道”的立场去歌颂“相夫教子”、“母慈子孝”等一系列充满着人性闪光点的女性形象。
是什么让中国人这么“出尔反尔”，把女性分割为“女人”和“母亲”两个不同的存在。一个是“万恶之源”，一个是“万善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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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揭开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到歌颂“母爱”的一个重要源头，“孟母三迁”。
孟轲（孟子）自幼丧父，其母对他管教十分严格。孟家附近有一处墓地，孟轲经常在此玩耍，逐渐学会了一些殡葬之事。这使望子成龙的孟母很担忧。
为了不使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普通的贩夫走卒（毫无贬低的意思），她毅然把家搬到了一处集市的旁边。没想到孟轲又跟这商人学起了生意，也让孟母担心起来，最终迁到了一所学堂旁边。
听着朗朗读书声，孟轲终于安下心来读书学礼。最终成为著名的思想家。
这个典故的主角是孟母，点出了“母爱”作为人生成长的重要推动力，能够影响子女一生的发展成就。而“相夫教子”也成为了中国历代对于“好女人”“好母亲”评价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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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宋朝时期的苏轼，父亲苏洵也是一个大文人，常常游学在外，因此，家庭教育的重任主要放在夫人程氏的身上。
程夫人乃是大户人家书香门第，有良好的文化素养。有时候在教苏轼读《汉书》时，恰好看到了范滂的事迹。
范滂是东汉一位有学问有气节的名士，因为被“党锢之祸”牵连，被通缉捉拿。
坚持理想的范滂决定牺牲自己成就大义。在主动投案之前，与母亲诀别，泣不成声，希望母亲不要为自己而伤心，自己愿意跟随父亲，死而无憾。而范滂的母亲深明大义，支持了范滂的想法。
读到这儿，程夫人慨然长叹，而年仅十岁的苏轼也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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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夫人十分欣慰地回答：“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从这个两个例子不难看出，国学之中提到的“母爱”虽然伟大，但更大意义上，被染上了过于浓重道德色彩。
母爱核心在于“善”。以自身作为道德示范，去传播儒家所鼓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念，并进一步对女性提出更加苛刻的道德规范，比如孝敬公婆、勤俭持家、守节谨行等等。如果做不到也就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令人奇怪的是，这样的要求只限于母亲，而很少提到“父亲”的责任和担当。
在整个子女成长过程中，不管是国学还是民间文化，都默契噤声，父亲成为虚幻的存在，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
打开民间故事，失败的人生大多也是母亲的责任，有“慈母多败儿”的说法。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母亲对儿子十分溺爱，对其要求无所不应，以至于儿子偷了东西，她都鼓励，致使其子偷盗成性，胆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儿子被捉住后处以斩刑。临刑时他要见母亲，母亲问儿子还想吃点什么，儿子说想再吃一次x，没想到，这位儿子一口咬掉了母亲的xx。把自己的死归罪于母亲没有对他严加管束。
这个故事虽然具有十分震撼的警示效果，说明了社会对母爱的道德要求，以及教育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变成了一具无形枷锁，千百年来牢牢束缚着女性。
女人不需要事业，也不需要个性，只要能“以身作则”，以完美的“道德模范”去教育子女，按照社会道德成长，就是好女人，好母亲。值得被子女尊敬，社会尊敬。反之则是“恶母”，“坏女子”。
这种明显带有偏执性，以及独断的观点，其实一说就破，但千百年却非常的吃香，成为历朝历代被歌颂的女性光辉形象。
然而，爸爸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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