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國用艦炮打開了中國通商大門之後，緊隨其後的五六十年代，歐美列強同樣用武力叩開了日本鎖國的大門，強迫日本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從1854年日本開國到1868年明治維新，日本共和十一個國家簽訂了所謂的“親善條約”和“友好通商條約”。這些條約允許該締約國之人在日本擁有治外法權，嚴重損害了日本的主權，使日本面臨著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後，“條約改正”成為首要外交課題。比如此前提到的使節團出訪歐美，都是帶著這個任務。但起初沒有得到西方積極反應。
使團在西方碰了釘子。他們表面上受到歐美政府熱情接待，但遞交交國書，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要求後，卻遭致敷衍。幾個月毫無進展。他們苦思冥想求解：
為什麼西方國家表面對我們很友好，卻不肯對日本平等相待、修改不平等條約呢？
1872年3月15日，巖倉使團來到德國柏林，參加德國強人、鐵血宰相俾斯麥主辦的歡迎會。會上，日本使團副團長伊藤博文虛心求教。俾斯麥好像特別喜歡這位日本後生，當徒弟一樣面授機宜。他把自己對國際政治的理解，以及小國的生存之道向東方後生進行傾囊相授。
俾斯麥說，“方今世界各國，雖以親睦禮儀相交，但皆是表面名義，於其陰私之處，則是強弱相凌，大小相欺。”
說你別看當今世界各國交流，表面客客氣氣。但實際上通行於這個世界的只有一條法則，那就是叢林法則：物競天擇、弱肉強食。
這番話讓剛剛接觸國際社會的伊藤一行人醍醐灌頂。難怪歐美列強不修約，原來我們不是真強國。認輸，我們是弱者。圖強，我們先拜強為師。就是日本採取的務實態度。
隨後，在西方取到真經的日本，迅速崛起。
之後，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宣告日本已從弱變強，提高了國際地位。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德的日本完成修約臨門一腳。1919年，一戰結束，在重新排世界座位的巴黎和會上，與尷尬的只有兩個席位的“個別利益的交戰國”中國地位相反，此次國際會議日本大出風頭。會上日本與英、法、美、意並列五大國，和會席位5個，是擁有“普遍利益的交戰國”的唯一東方國家。一躍進入世界五強。
此前30年，巖倉使團費勁氣力與歐美想要廢除的不平等條約，進展艱難。自此卻開始一馬平川。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前，美國首先與日本籤新約，宣佈放棄關稅自主權。而一戰結束後，其它國家也紛紛與日本簽訂條約，放棄特權。日本用4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修約任務，擺脫了歐美列強強加於日本的種種不平等待遇，成功完成了向近代國家的轉化。
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日本，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實現揚眉吐氣。
民族空前驕傲與自信，於是乎，東方霸主橫空出世。
期間，日本名稱也出現變化。諸如中國對日稱謂最顯著的變化，是以“東洋”代“倭”。
熟悉古代史的讀者應該知道，與中國光鮮的“華夏”稱謂不同，日本在中國的古稱一開始就不太順耳，其中一個長久的稱呼，是眾所周知的“倭”。何為“倭”？即人“委”也。這個“委”與“偉”不搭界，與“小”倒是近義詞。
古代中國稱日本為“倭”由來已久，現代一些日本人認為內含矮化成分，但古代日本卻不以為蔑稱，一度引以自稱近千年。日本最古的史學作品、成於公元712年的《古事記》描述了日本開天闢地至推古天皇間的上千年傳說與史事。書中稱第一位天皇叫“神倭伊波禮毗古”，而日本武尊的本名就喚“倭建命”。可見，遠古到中世紀前的日本，基本接受“倭”為其國名。
查考歷史可知，這個稱呼確實不是“戲稱”，而是一個正式封號。 關於這一點，《魏史》有明確記錄。魏景初二年，即公元238年，日本島興起的第一個國家“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苦於國中有語無文，遂遣使“難升米”到中國，“使魏封之”，於是魏明帝曹睿封“邪馬臺國”人為“倭”，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授其金印。
曹睿為何封日本為“倭”呢？不得而知。 從今天的角度觀察，曹睿封“倭”為日本正稱，或許不屬雅稱，但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分析，魏明帝既然正大光明地下昭冊封，當無存心矮化之故意。
關於這一封號，古代日本人倒是做出了正面理解。三枝博音編的《日本哲學全書》記載，古代日本人所持的是以“慕夏”為核心的“崇外主義”，視中國為世界中心，對於來自中國的封號，大都欣然接受。這恐怕不是不求甚解的問題，而是一種順應天朝的現實態度。
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孝德天皇開啟大化改新。這又是被中國大唐在白江打敗後的認輸革變。大化改新之後，“日本”國名正式出臺，而且有了名正言順的含義——“日出之處的國家”。日本的當用漢字也發生了革命，標誌性的變化，就以“大和”代“倭”，讀音還是一樣的，但氣勢上已經不同——與日語“山”同音。
小小島國，竟能從“倭”中導出“山”之力，可見他們是持有一種“認輸、師敵、奮起”的強者文化心態。
十九世紀，務實自強的日本終於得到了歷史的回報。近代東方世界發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式微，日本日盛。自甲午戰爭之後，大清國就不敢以倭稱呼日本，而代以一個大氣稱謂：東洋。
不少中國人以為，“東洋”即是日本別稱，“東洋史”即日本史，其實，那是陰錯陽差、送人之美了。
查閱史料可知，“東洋”版權不折不扣屬於中國。此稱來源宋代，確立於元代《大德南海志》，是古代中國人原創的地理名詞。“東洋”原指中國沿海，外延是東海以遠、朝鮮半島和日本乃至太平洋島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理概念。日本人談論20世紀之前的“東洋史”，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北亞歷史。“東洋”以中國為中心，談“東洋”主要是談中國。而近代以後，“東洋”詞義卻發生了急劇變化。日本歷史學家重新詮釋了“東洋史”，雖然他們沒有否認“古代東洋史主體是中國史”這一基本事實，但是，日版“近代東洋史”中，其中心已由中國向日本轉換。
可見，地理名詞一旦被賦予了中心含義，也會出現重大變幻。在世界史中，與東洋對稱的另一地理大名詞是西洋。十九世紀之前，“東洋”及“西洋”地理名詞是普遍意義上的通解——狹義的西洋指西歐國家，廣義的西洋乃整個西方世界；狹義的東洋是東亞(主要指中國、朝鮮半島、日本這片地帶），廣義的東洋泛指東方世界。但近代兩場戰爭（清英戰爭、清日戰爭）過後，“東洋史”中的主角不僅由中國變成日本，甚至就連“東洋”之名，亦被日本獨享。
當然，大清心甘情願地把東洋稱謂送給日本，也並非全部出於恭敬。在他們眼裡，“洋”與“西方國家”等同，“洋人”就是歐美人，以“東洋”呼日，一是自知日本也有洋人般厲害，二是繼續自戀東方正統，有意區分中國與西化的日本不同。
與其說，他們沒有海洋和海權的概念，不如說，他們死不認賬，東方文明中心已經遠離中國。
總之，以“東洋”代“倭”為標誌，一戰之後，“日主東方”局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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