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開著車要去機場接個朋友。他一個月前，突然說要去上海闖闖，但最終熬不過上海的陌生感，選擇回家。待在機場，我一直想著要如何去安慰他，才不至於傷害他的自尊心。
飛機在九點十分落地，見到他已經是九點三十分。人還好，並無想象中的憔悴，但已然沒有了之前的狂妄之氣。我們見了面相視而笑，他說：我終於知道你那些年過的都是什麼日子了。我給他點上煙，說：走吧，回家。
開車回家途中，我儘量避免不談及上海的話題，但他好像有著千言萬語要和我交談。
友：你當時為什麼會想著去上海？
我：年少輕狂，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著好奇。
友：你當時也沒朋友在那邊，工作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就連機票錢都沒有，坐著二十來個小時的火車到了那邊，下了火車你知道要去哪裡嗎？
我：不知道，下了火車，只覺著無助和恐懼，還有迷茫。那個城市很大，好多街道，好多車，好多人。初來乍到的人，難免要迷路。
友：第一個夜晚很難熬吧，我在我朋友那裡，都覺得孤獨。
我：難熬當然是難熬了。那天晚上為了聽點熟悉的聲音，一直給家裡和朋友打電話。但是最後，還是敵不過那座城市帶給我的無力感。
友：那你為什麼還要去找罪受？
我：做自己，不代表會快樂，更不代表著會舒服。這個過程更多的是痛苦，還有像病毒一樣無時不刻侵蝕著你的孤獨感。所以，它就像是耶穌揹著十字架。
友：我這一次真的是慫到家了。
我：不，這件事和慫不慫沒關係。傳統觀念就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個觀念應該倒過來想，除非你要成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就沒毛病。但如果不是，就沒必要。你去上海，圖的是你朋友給你開的那6000元工資，但是實際上，你在上海拿的6000元工資，和你在汕頭拿的3000元工資價值是一樣的。可能你在上海6000元的生活品質都不如汕頭。這樣的話，何苦去上海找罪受？至於想看看大都市，你這一個月就看得夠了。再看下去，會噁心到你。
友：噁心？怎麼講？
我：上海呆膩了以後，我去了北京。某一天晚上，我突然覺得這個世界，很荒誕，大部分人的生活，很可笑。每天上下班時間，地鐵裡的人，從地鐵站裡面排到地鐵站外面，十幾萬的人，就像工廠流水線上的螺絲釘，很疲軟，面無表情。回到那些破敗的房間，拿著少的可憐的工資，維持著最低的生活水準。就像浮士德拿著善良和魔鬼交換才華一般，這些人拿著年輕該有的熱情，該有的狂妄和正常人該有的生活水準，和這個城市交換了一個不存在的美好明天。就像你和一個女生談戀愛，你們本應該享受到這份愛情該有的快樂和甜蜜，但是因為女方家要幾十萬的彩禮，還要有一套房。所以，你們不得不起早貪黑像頭牛一樣去工作，去賺錢，賺到了彩禮錢，付了房子首付，又開始為每個月房子的月供而去拼命。看起來，你得到了一切，但你卻失去了生活。
友：那理想就不值得追求嗎？
我：站著也能賺錢，為什麼非要跪著把錢賺了？沒有任何一條成功定律，是你要犧牲生活才能成功的。犧牲生活換取的理想，那這理想也沒什麼了不起。
友：我們這些二百五就算了，但你呢？待在汕頭你覺得你能出人頭地？
我：有段時間，我去了趟拉薩。因為那時候我躁鬱症病犯，而與此同時，我又發現了我之前所追求的自我，其實是個騙局。
友：自我的騙局，怎麼講？
我：因為遺傳。寧肯先生在他的作品《蒙面之城》扉頁上寫了一句話：我們何時能生出父親？在這以前，我與大多數人一樣，認為自我應該是完全獨立的個體，我為了它該有的自由付出了所有努力。但後來發現他不是完全獨立的。就像我的躁鬱症遺傳而來的一樣，我們自我思想，做事風格，甚至於我們自己的思維，大多遺傳我們的父輩，大多相似。所以，他不是自由的，他是被禁錮住的。媒體常講，一切皆有可能，這是錯誤的，我們能做的，能成就的也就那麼幾件事，這是遺傳的基因所決定。所以，做的那些為了自我的自由的努力，就變得有點可笑。
友：那你去了拉薩以後，有什麼收穫？
我：沒什麼收穫，倒是從那以後，我覺得比起城市的轟鳴聲，我更愛鄉下夏日的蟬鳴；比起城市的柏油路，我更喜歡鄉間小路，伴隨著鳥語花香；比起外面的世界那麼多風景，我更愛房門前的荷花池。這個時代，追求功名利祿，並不難，難的是拒絕去追求，還生活一份本真。這非常難，每個人都像是一粒沙子，風一來，都不得不被卷著跑。
友：明白了，生活才是你的理想。
我：生活，只是生活本身。
車子拐了彎，停在家門前。
我：到了。回到家，好好吃頓飯。再見。
朋友開了車門走出去，回頭對我說：傑，你活得太明白，很難開心的。
我笑了笑：人生還是活得明白些好，免得不經意間被生活給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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