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我开着车要去机场接个朋友。他一个月前，突然说要去上海闯闯，但最终熬不过上海的陌生感，选择回家。待在机场，我一直想着要如何去安慰他，才不至于伤害他的自尊心。
飞机在九点十分落地，见到他已经是九点三十分。人还好，并无想象中的憔悴，但已然没有了之前的狂妄之气。我们见了面相视而笑，他说：我终于知道你那些年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了。我给他点上烟，说：走吧，回家。
开车回家途中，我尽量避免不谈及上海的话题，但他好像有着千言万语要和我交谈。
友：你当时为什么会想着去上海？
我：年少轻狂，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好奇。
友：你当时也没朋友在那边，工作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就连机票钱都没有，坐着二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到了那边，下了火车你知道要去哪里吗？
我：不知道，下了火车，只觉着无助和恐惧，还有迷茫。那个城市很大，好多街道，好多车，好多人。初来乍到的人，难免要迷路。
友：第一个夜晚很难熬吧，我在我朋友那里，都觉得孤独。
我：难熬当然是难熬了。那天晚上为了听点熟悉的声音，一直给家里和朋友打电话。但是最后，还是敌不过那座城市带给我的无力感。
友：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找罪受？
我：做自己，不代表会快乐，更不代表着会舒服。这个过程更多的是痛苦，还有像病毒一样无时不刻侵蚀着你的孤独感。所以，它就像是耶稣背着十字架。
友：我这一次真的是怂到家了。
我：不，这件事和怂不怂没关系。传统观念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观念应该倒过来想，除非你要成为人上人，吃得苦中苦就没毛病。但如果不是，就没必要。你去上海，图的是你朋友给你开的那6000元工资，但是实际上，你在上海拿的6000元工资，和你在汕头拿的3000元工资价值是一样的。可能你在上海6000元的生活品质都不如汕头。这样的话，何苦去上海找罪受？至于想看看大都市，你这一个月就看得够了。再看下去，会恶心到你。
友：恶心？怎么讲？
我：上海呆腻了以后，我去了北京。某一天晚上，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诞，大部分人的生活，很可笑。每天上下班时间，地铁里的人，从地铁站里面排到地铁站外面，十几万的人，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很疲软，面无表情。回到那些破败的房间，拿着少的可怜的工资，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就像浮士德拿着善良和魔鬼交换才华一般，这些人拿着年轻该有的热情，该有的狂妄和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水准，和这个城市交换了一个不存在的美好明天。就像你和一个女生谈恋爱，你们本应该享受到这份爱情该有的快乐和甜蜜，但是因为女方家要几十万的彩礼，还要有一套房。所以，你们不得不起早贪黑像头牛一样去工作，去赚钱，赚到了彩礼钱，付了房子首付，又开始为每个月房子的月供而去拼命。看起来，你得到了一切，但你却失去了生活。
友：那理想就不值得追求吗？
我：站着也能赚钱，为什么非要跪着把钱赚了？没有任何一条成功定律，是你要牺牲生活才能成功的。牺牲生活换取的理想，那这理想也没什么了不起。
友：我们这些二百五就算了，但你呢？待在汕头你觉得你能出人头地？
我：有段时间，我去了趟拉萨。因为那时候我躁郁症病犯，而与此同时，我又发现了我之前所追求的自我，其实是个骗局。
友：自我的骗局，怎么讲？
我：因为遗传。宁肯先生在他的作品《蒙面之城》扉页上写了一句话：我们何时能生出父亲？在这以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自我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我为了它该有的自由付出了所有努力。但后来发现他不是完全独立的。就像我的躁郁症遗传而来的一样，我们自我思想，做事风格，甚至于我们自己的思维，大多遗传我们的父辈，大多相似。所以，他不是自由的，他是被禁锢住的。媒体常讲，一切皆有可能，这是错误的，我们能做的，能成就的也就那么几件事，这是遗传的基因所决定。所以，做的那些为了自我的自由的努力，就变得有点可笑。
友：那你去了拉萨以后，有什么收获？
我：没什么收获，倒是从那以后，我觉得比起城市的轰鸣声，我更爱乡下夏日的蝉鸣；比起城市的柏油路，我更喜欢乡间小路，伴随着鸟语花香；比起外面的世界那么多风景，我更爱房门前的荷花池。这个时代，追求功名利禄，并不难，难的是拒绝去追求，还生活一份本真。这非常难，每个人都像是一粒沙子，风一来，都不得不被卷着跑。
友：明白了，生活才是你的理想。
我：生活，只是生活本身。
车子拐了弯，停在家门前。
我：到了。回到家，好好吃顿饭。再见。
朋友开了车门走出去，回头对我说：杰，你活得太明白，很难开心的。
我笑了笑：人生还是活得明白些好，免得不经意间被生活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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