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月20日，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17+1智庫網絡理事長黃平做客“新時代大國外交”系列演講第四講，主講《中歐互通：互動中的夥伴》。復旦大學副校長陳志敏擔任對話嘉賓，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餘建華點評。本系列講座由文匯報社和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共同主辦。
研究歐洲至今，我給自己提了一些問題，但仍沒有明確的答案。
1960年代，我就開始嘗試閱讀狄更斯、莎士比亞、哈代的英文作品的縮寫本或簡寫本；1970年代中期到整個1980年代則比較認真地讀過培根、休謨、洛克等英國哲學家的著作，當然更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關於英國或基於英國或在英國寫的著作；1987年起在英國學習了近六年，主要是做英國社會和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讀英國人寫的書並與他們討論、爭論，也實地觀察了英國，其間竟一次也沒回國，並有五年時間一直住在一個英國人家中；1992年回國後在社會學研究所的十幾年裡，也主要是應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其中有很多也是來自或源於英國的文化研究、英國的社會史研究和當代的社會批判理論研究。
2014年來到歐洲研究所工作，其實也是重新學習。我和同事們正在做的是歐洲社會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這應該是一項長期項目，我們關心在歐洲內部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發展模式，而每一個發展模式也在這兩三百年中不斷髮生著變化。比如說英國經驗和英國理論，今天的英國和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狄更斯寫《霧都孤兒》，甚至和1945年二戰後，和撒切爾夫人八十年代執政時已經很不一樣，甚至與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初期託尼·布萊爾當首相時推動的所謂“第三條道路”時也很不一樣，那時吉登斯就是“第三條道路”理論上的“精神導師”。這些針對的只是歐洲的一角或者即將“脫歐”的一個國家而言，如果放眼看整個歐洲，那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就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別，每個國家也變化很大，我們比較耳熟能詳的就有所謂萊茵模式、北歐模式，等等。
我今天帶來的問題有三組。
“歐洲一體化”往前，還是放緩？
“歐洲”的五個層面：重疊的、累加的、多重意義的？
當我們講“歐洲”時，至少有五個層面。
第一個是歷史的歐洲。歐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經很輝煌，那個歐洲甚至也是今天中國還正在努力奮鬥著的現代意義上的現代化的第一個模板，歷史上的歐洲和今天歐洲，是縱向的“歐洲”，這個歷史過程一直還在變化中，尚未結束。第二個是地理的歐洲，或空間的歐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西歐是第一輪發展起來，後來跟上的有北歐、南歐以及今天的中東歐，更大的歐洲大陸，歷史上曾連著俄羅斯。第三個是正在一體化中的歐盟，即現在英國要脫離的那個“歐洲”。第四個是與歐盟有交叉關係的歐元區的“歐洲”。不是所有歐盟國家都在歐元區裡，例如英國沒有退出歐盟時，也不是歐元區中的一員。還有第五個層面，也是有交叉的在歐洲的申根國家，也不是所有的歐盟國家都簽署了申根協議。
所以，“歐洲”是一個重疊、累加和多重意義的歐洲，而不是那個固定不變的樣板，這個樣板是當初供我們趕超、學習，甚至把它當“老師”的那個歐洲。
“一體化”：制度、規則、法律的一致？
歐盟最重要的事是“一體化”，從醞釀至今天也才剛剛走過六十年又一。它還在推進過程中，就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逆一體化”，即英國將要“脫歐”，不管有協議或無協議“脫歐”，在2019年3月29日就會發生。
一體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用“穩步推進”來形容。但究竟何謂“一體化”？記得歐盟還只有15個成員國時，我們請過歐盟委員會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來中國社科院演講。他演講完，我就請教他：作為歐盟委員會主席，您頭腦中最重要一個問題、一個難題是什麼？他說：我最頭痛最關心、最想處理但最難解決、且還遠遠看不到頭的事，就是兩千多年前中國的秦始皇已解決的“書同文、車同軌”，即制度的一體化。
又過了幾年，歐盟已由15國擴展為25國，我們又請了當時的歐盟委員會主席、葡萄牙前總理巴羅佐來社科院演講，巴羅佐也是滔滔不絕。我又提了一個問題：“究竟您理解的一體化是什麼意思？”他反問我怎麼理解。我說我理解的一體化是在制度層面、規則層面、法律層面用一樣的標準，首先是在預算、財政、貨幣、金融等層面。歐洲是世界上第一輪發展並孕育出現代國家或者現代民族國家的地區，它也是第一個試圖讓渡部分主權、形成這樣一個區域性的聯合體。讓渡部分主權形成區域性聯合體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規則、法律層面的一體化，而不是數量上的擴張，更不是一夜之間由15個擴張為25個，仔細看新進的10個國家，按照標準、法律、規則來評判，就顯得有些過快、過早、過於勉強。
“尚未完成的工程”還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
當代最著名的德國哲學家之一哈貝馬斯提出過一個命題：“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這個概念的隱含意思是它能完成，只不過還沒有完成。歐洲歷經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從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法國革命開始有這套現代性制度，包括財政、審計、稅收、司法、教育、醫療、養老等等。哈貝馬斯成長在戰後德國，經歷過歐洲最繁榮的黃金時代，他提出“尚未完成”概念，要大家再通過公共討論、辯論、爭論形成更開放的“公共空間”。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是湯姆·克魯斯主演的系列電影名字，英國“脫歐”只是現象或者一個國家，是否意味著“一體化”該放慢還是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這確實在困擾著我。
慢也有慢的好處？
再退半步，我們也別那麼悲觀。《紅樓夢》裡說“大有大的難處”。但我認為，大也有大的好處。歐洲的一體化放慢一點，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處？與一個國家建立需要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相比，61年走到今天已經夠快了，為了國家的根本利益，歐洲人經歷的可不止兩次世界大戰。
1972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一見到周總理就說，你年輕時到法國生活學習過，您怎麼看法國革命？基辛格原意想問怎麼看1968年的學生運動，總理想到的是1789年，不加思索地回答，“法國革命到現在不到200年，要回答它還為時太早。”今天，這句話在法國思想界、理論界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名言。“才200年”，還不好評價，何況歐盟一體化才60年呢？
歐洲一體化究竟是往前呢，還是放緩？確實是一個問題，一個真問題。
歐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戰大多屬於“未能預期到的後果”？
歐洲今天的挑戰？經驗、制度、認知層面的解讀
歐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戰？
首先，從經驗層面看，今天歐洲遇到很多事：英國“脫歐”、法國“黃馬甲”運動，此前的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希臘債務或者主權債務危機、還有恐怖襲擊等等。十八大後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們都帶著四大夥伴關係——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包括新型城鎮化、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走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連帶社會養老、住房、教育、醫療等等，去布魯塞爾或在北京參加一年一度中歐領導人峰會。恰好就是這些年，歐洲分別遇到克里米亞歸屬問題、希臘債務問題、難民問題、“脫歐”問題，等等。我們有學習乃至取經之誠意，可是對方的興趣常常就在當年的焦點事務和危機上。當然這些危機是現實和迫切的，包括現在最膠著的法國“黃馬甲”運動和英國“脫歐”。
其次，除了經驗層面，是不是制度層面也有問題？在制度設計上，一體化最重要是經濟一體化，至少要有統一的財政制度，但目前僅有統一的貨幣歐元。所以，在制度設計層面是否需要檢討，或可以改進？
再次，在認知層面上，如果是“尚未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還要去積極完成嗎？如果是想建成當年丘吉爾提出過的“歐羅巴合眾國”，我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impossible mission）”，不論是60年還是120年，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都不可能完成。
最近，特朗普提倡一切要“美國優先”，對歐洲的安全承諾、氣候變化協議、以及伊核協議都推翻或撤出，其中包括最近在重大國際場合，美國政府居然把歐盟列為一般性國際組織。歐洲是最出思想、理念和主義的地方，從古希臘以來，文藝復興是歐洲式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啟蒙時期也是群星燦爛，“需要巨人也出了巨人的時代”，而且幾乎每一個啟蒙思想直到現在都還有活力。
那麼，“歐洲”是否在認知層面出問題？18世紀以來，歐洲的現代制度和現代科學相隨而行，而現代科學既是現代制度的產物，也是對它的正當性論證和合理化闡釋，是對確定性的尋求。而當代，在認知層面最大的確定性恰恰是不確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態，如果是這樣，我們對危機、風險、挑戰、“黑天鵝”是否應該見怪不怪？
“未能預期到的後果”如何產生？
這些挑戰是“未能預期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它是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來，後來默頓把它發展成為一個解釋性的概念，再後來被吉登斯在他的《社會的建構》裡作為一個關鍵性的分析概念。
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最關心的是戰略意圖、能力／實力和權力比對，而社會科學其實對意圖不那麼在意。因為每個人都有意圖且時刻都在變，最重要是每個個人的意圖，也與其他人的意圖不斷互動著，更與其所處的語境、社會關係、歷史背景互動著，結果就會出現未能預期到的後果。最根本原因在於，社會並不是外在於每個人，每個人都是一個主體，不管什麼政策、外交、國際關係、社會科學，每個人對它們的理解（甚至也無所謂理解正確／準確與否）就會影響到這個人的行為，也就影響到社會一員的行為，那麼這一員也就因此也改變了整個社會之這一小部分，或部分地改變了這一小部分。因此，數千數萬數億人不管他們各自怎麼理解，或謬誤或錯誤或荒唐地理解，比如特朗普以及手下有彼得·納瓦羅、博爾頓、白邦瑞等，用他們的理解來制定、闡釋政策，最後一定是綜合的，就是恩格斯講過的無數“合力的結果”。
“未能預期到的後果”為何如此重要？因為結果常會事與願違。卡梅倫並真不想“脫歐”，馬克龍沒想到燃油稅會惹出如此之大的“黃馬甲”運動，就像撒切爾夫人當年加了幾十鎊的“人頭稅”，沒想到就被黨內老臣質疑，還導致她下了臺。
中歐關係：不確定性世界中的一個確定性？
中歐關係，一直是被認為是中國外交關係裡最重要關係之一。如果說，中美關係一直是最要穩定住的雙邊關係，中俄關系是最為穩固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那中歐關係至少是中美、中俄之後又重要又確定的一對關係。但現實中又面臨著系列挑戰。
中歐關係的確定性
一方面，中歐合作中有著巨大的互補性；另一方面，歐洲的經驗、歐洲的個案，歐洲內部不同的發展模式，對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解決好我們面臨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問題也有借鑑。
中歐關係更大的確定性在於中國本身，有人用了“西方之亂，中國之治”來形容，至少，中國的確定性體現在方向、目標、任務、路線圖，和背後指導它們的思想，很清晰地朝著2020、2035、2049穩中求進。而歐洲的一體化也還是基本確定的，儘管有很多問題，但德法等主要歐洲大國在一體化進程問題上反而會更加堅定。
但有一個弔詭的問題纏繞著我，即：兩個確定相加，會不會是不確定？
下一步，中歐之間少不了溝通、切磋。新時代的中國如何與新問題不斷的歐洲相處？如果歐盟是繼續朝著繁榮穩定、和平的歐洲一體化方向走，再走60年甚或120年，中國都將是與它能夠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區大國，而歐盟也繼續將是西方的最大區域聯合體、最大的市場、最大的和平力量，這個如果是確定的，中歐關係的基本面就能夠不僅維護，還能推進。
中歐關係中的不確定性
中美關係40至45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原有基本框架已不再適用，變得如此不穩定。與此相比，中歐關係中也有相當多的不確定性。
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挑起貿易糾紛，也衝著加拿大、墨西哥、韓國、日本、歐盟去，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在規則上逐個擊破，先和加拿大、墨西哥搞自貿協議，再和日本、韓國，下一步和歐盟。特朗普要搞貿易保護主義，甚至退回到孤立主義，這個情況下，習主席第一次去達沃斯就高揚經濟全球化、貿易便利化的旗幟，維護多邊主義，堅持開放、包容。但到了2017年G20漢堡峰會，德國總理默克爾當著二十國的領袖說，“我們德國人早不那麼幼稚和單純，我們不止講自由貿易，我們更要講公平貿易”。“公平貿易”這個詞現在也是特朗普所強調的，他認為只是自由貿易導致中國得利，所以要搞所謂的“公平貿易”。
另外，我們和歐盟原來一直堅持要建立平等夥伴關係，但現在歐盟卻說要建立“對等的關係”。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第一要務，而歐洲已經處在高現代性甚至後現代化的階段，因此怎麼完全對等呢？但這個詞現在也從歐盟堅持到特朗普也要求“對等”。
這就是規則層面的不確定性，背後支撐的是規則，乃至於歐美在基本制度和價值方面的的一致性。
我們處在“已知世界的終結”？
如何解釋中歐關係中的不確定性？
今天，我們不是處在“歷史的終結”，也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沃倫斯坦所說的“18世紀以來我們所知道的那個世界正在走向終結”的時代？或者，吉登斯所說的“遠離我們而去的世界”？18世紀以來，歐洲關於平等與自由的爭論或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論，福山曾很自信地給出了與他的老師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完全不同的結果——終結於美式西方民主，那場西歐意義上的爭論隨著蘇聯解體劃上句號。亨廷頓則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世界又重新回到了文明的衝突時代。亨廷頓的文章1990年代發表後，還專門組織過一場討論，請了十來個人，他請大家來批評，最後剩了五分鐘給自己答辯，答辯詞英文就三個字：“If not? What?（“如果不是文明衝突，那你們說是什麼？”）其實，真的問題是，18世紀以來的那套知識體系走向終結了，從20世紀前70年代開始，就進入利奧塔所寫的《後現代狀況》，進入了不確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時期。
不確定的是否反而更有希望？
不確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壞事？從中國的辯證思維而言，挑戰是危，但可以變成機，如果西方稱霸世界是早就確定了的，那麼中國的復興就再無機會。不確定性從國際關係而言，就是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重新組合，不僅有挑戰，也有危機、有陷阱、有難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此前經歷了一戰和幾百年戰爭的歐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戰後也確實換來了70多年的和平，尤其是現在的西歐北歐。中間雖有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但也可以叫冷和平、“核恐怖平衡”，沒有真打起來。在和平條件下，社會發展了、繁榮了，住房、醫療、教育、養老都在解決之中，雖然也有老齡化這樣的巨大挑戰。冷戰結束後，美國有“一超獨霸”的短暫幻覺，也遇到過小挑戰，如“9·11”恐怖襲擊和美國指稱的幾個所謂的“流氓國家”。
但是現在，不但非洲的貧困／發展問題沒解決，中東也越來越亂，還有各種地區矛盾和非傳統安全的挑戰，氣候變化是其一，還有疾病傳染、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等。宗教極端主義也未必一定就有宗教背景，他們也不需要組成傳統意義上的政黨和國家，但能通過極端行為包括微型、小型的極端行為造成嚴重的後果。原來的亞非拉尋求獨立、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需要人民組織起來，建立政黨甚至革命，現在這些似乎都不需要了，只是騷亂、暴力和破壞。最新的“黃馬甲”運動，連政治訴求都沒有，政黨也沒看到，但就是不斷髮生，還有蔓延不息的架勢。這樣的挑戰是當前對全人類最普遍的挑戰，也是幾百年從來沒有過的挑戰。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也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出現了大變動時期才有的社會失範、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靈、精英失職。是否真的出現了“西方之亂”？這又是我的一個問題。
至少，西方與非西方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為參與者逐漸壯大，甚至也開始參與規則制定，這方面的權重越來越高，這也是百年來的第一次，現在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可以理解是從“五四”以來的一百年，也可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一百年，還可以說是西方主導世界200至300年來，出現的未有之大變局。“變”不止是經驗、制度層面，還包括認知層面。從理論上而言，新的世界秩序不像當年二戰後蘇美英三巨頭密謀搞出一個雅爾塔體系，也不僅僅是學術層面上看到經濟越來越開放。信息化時代讓每個人都能成為參與者，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也包括了鬥爭在裡面，而不僅是要拋棄零和遊戲，在談判中堅持互利合作，這是必然包括偉大斗爭的新時代。
歐洲也是差異的歐洲、“多速歐洲”
同時應該看到，歐洲內部的差異很大。歐洲人最近提出一個概念叫“多速歐洲”，歐洲各國，包括歐盟內各國，並不是在一個起跑線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2016年在中國社科院來發布《歐盟安全戰略》，這是在歐洲境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發佈這個報告。定稿時公投結果剛出來，她把那些“應該”都改成了“必須”，其中包括共同防務、共同外交。但是“多速歐洲”要搞共同防務、共同外交，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多速歐洲”，德法是不是可以先搞起來呢？
其實歐盟內部各國也有分歧和矛盾。美國小布什時期搞單邊主義、先發制人，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就明確表示，更願意和“新歐洲”玩，不願意跟“老歐洲”玩。中東歐國家在“一帶一路”等上和我們合作比較多，他們有大量的經濟、投資、貿易需求；但另一方面，在安全問題上，蘇聯解體後他們紛紛倒向西方，一直處在俄羅斯的所謂的威脅陰影中，如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給他們的壓力。但美國現在走向“新孤立主義”，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連北約國家的安全保障費都不願意繼續承擔。這種情況下，一體化不止來自外部挑戰，也來自內部。“多速歐洲”的提出，其實就是在歐盟內部想有所區別。
以“匈塞鐵路”為例，化解歐盟的猜忌
儘管歐洲內部有多樣化、差異化，但是因為客觀上中國越來越強，不僅美國，一些歐洲國家對我們的所謂猜忌、疑慮也在增加。對“一帶一路”、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簡稱“16+1”），歐盟和一些歐洲大國反饋的信息竟然是，“我們承認一箇中國，但我們也是一個歐洲”。“一帶一路”和“16+1”是不是在分化歐盟？從學者智庫到政要，都有這種說法，我們通過對話和開放包容透明來推動“一帶一路”和“16+1”，包括邀請他們參與“一帶一路”或做“16+1”觀察員，應該要逐步化解這種疑慮。其實，從經貿投資的數量上來看，和中國與西歐、南歐、北歐的合作相比，與中國和歐洲大國的合作相比，我們與中東歐合作簡直就是零頭，既然我們和歐洲是全面的合作伙伴，為了更平衡，就要展開和加強次區域的經濟合作、貿易合作、投資合作、人文交流，但沒有任何安全、地緣政治上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更沒有想要分化歐洲。
以“匈塞鐵路”的合作為例，匈牙利是歐盟國家，歐盟擔心我們有貓膩，但檢測結果完全符合歐盟規則，後來又說中匈塞三國是否面向全世界招標？現在內部的分歧也包括對匈牙利的指責，還有對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指責，這些都需要時間來化解。
總之，中歐關係，用中國的“行百里半九十”來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才走了一半，那最後十里愈發艱難，因此愈發要走好、走穩、走順。
陳志敏：和黃所長在北京、上海、國外開會多次相遇，主要是大家談自己的觀點，在文匯講堂能做深度交流還是第一次，非常感謝！
“未能預期到的後果”也可能有預設之局
先說“未能預期到的後果”這個話題。
如果從歐洲發展的歷程來看，2003年歐盟發佈的《歐洲安全戰略》文件上提到：“歐洲從來沒有過像現在這樣繁榮、安全和自由”，那時自信十足；而在2016年發表的《歐盟全球戰略》文件則提出：“我們生活在一個生存性危機的時代”。僅僅過了13年，歐洲幾近“四面楚歌，內憂外患”，出現了種種的危機和挑戰。
這些危機與挑戰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未能預期到的後果”。如果要討論得細一點，我傾向於使用“非預想的結果”這個概念。可從三個角度做進一步區分。第一，非預想的結果可以是“非預期的結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做出的一項決策，帶來了一個與既定政策目標不一致的意外結果，而制定者並未預見到，說明他缺乏預見能力。
第二個角度，“非預想的結果”可以分為真的和假的。真的“非預想的結果”確實是有違初衷的結果。而假的“非預想的結果”則或許是決策者有意為之。比如，歐元為什麼會誕生呢？一種說法是，當時的核心決策者認為，要建立一個支撐歐元的財政聯盟在政治上還不可行。因此，先做一個共同的貨幣聯盟，如果未來因此而產生危機且無它途可尋，那唯一的選擇就是走向共同的財政。所以，它是通過B再走到A的解決方案。可能是核心決策者的預設之局。
第三個角度，“非預想的結果”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英國“脫歐”後，對歐盟大陸上的國家或許正是機會，英國一直給“歐洲一體化”設置障礙，沒有英國，歐盟或可輕鬆向前，反而是好結果。當然從目前情況來看，大多數是較壞的結果，是負面的“非預想的後果”。
判斷力出問題，一是對意識形態過於自信，二是權謀脫離了控制
如果再做梳理，就要看歐盟所遇挑戰的性質。我以為，大多數歐盟所面對的挑戰，是真實的和負面的“非預想的結果”。歐盟應該對這些結果的可能性都有預見，主要的問題是沒有預判到這種可能性會成為最終的結果。
也就是說，在過去的10多年中，歐盟和其主要成員國發生了嚴重的判斷力問題。主要原因在兩方面。第一是脫離實際的意識形態。歐洲人思考問題都從自己的價值觀、政治信仰、信念出發。比如，歐洲出現任何問題都是因為“一體化”不夠。我和黃平所長去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開會，常聽到抱怨：出現問題都是布魯塞爾沒有拿到足夠的權力，沒有更多的一體化，只要有“更多的歐洲”就能解決歐洲面臨的問題。又比如，認為西方式的民主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認為趕走卡扎菲就能把利比亞變成民主國家。卡扎菲在任時管住了非法移民。卡扎菲政權推翻後，利比亞陷入內亂，反而成為了非法移民的跳板。
第二是脫離控制的政治權謀。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本不願脫離歐盟，但他為何要搞公投呢？完全是出於政治權謀的考慮。他要通過舉行“脫歐”公投來遏制英國獨立黨不斷擴大的影響力，防止保守黨的疑歐派支持者倒向獨立黨；同時可把工黨打下去。因為親歐的工黨如在公投裡反對留歐，會和其政策相反；如果支持留歐，政策上豈不是和保守黨政府一樣嗎？另外，卡梅倫也同時希望，發動公投可有利於英國與歐盟的談判地位。這是一個如意政治算盤。卡梅倫2014年提出公投方案時，歐盟狀況不算最差。但到2015、2016年，難民危機、恐怖主義危機在歐洲大陸頻頻發生，英倫民眾就萌生擺脫干係的念頭，所以就發生了“很小的多數”。從現在的“脫歐“方案來盤點成本收益，英國離開歐洲並無太多好處。
歐盟通過此事告訴所有成員國，每個國家雖然都想在一體化裡爭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分家不是最好的選擇。
歐盟一體化可完成的挑戰非常大
我們從局外看歐盟現在往哪裡去？我在2003年時研究歐盟外交政策，寫的書名就帶著問號——《歐洲聯盟對外政策一體化：不可能的使命？》。雖然不能排除其未來可能性，比如，若干年後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歐洲國家在世界上只是很小的國家集團，實力嚴重下降，以至於他們需要聯合起來才能自保。這種情形會否出現？現在不能完全預見。但從目前來看，外交政策很難統一，財政政策也是一樣。目前整個的歐盟預算只佔到所有歐盟國家GDP的1%，而歐洲國家的政府預算一般相當於GDP的40%左右，從1%到40%，如何跨越？
接著是認同的問題。英法德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自豪的歷史，要放棄本國的認同，轉化為對歐盟的認同，這肯定是“未完成的工程”，而且完成的可能性很小。
但即便這樣，歐盟並沒有崩潰。英國要“脫歐”了，其他國家沒有學樣，反而都挺團結，在對待英國的態度上沒有分歧；歐盟經濟最近增長率略有下降，但尚穩定；難民問題基本上得到控制；意大利的極左極右聯合政府和歐盟曾有很大的爭議，其2017年預算赤字是1.6%，2018年要求提高到2.4%，但歐盟不同意，最後妥協在2.04%，看上去很尖銳的對抗，在執行政策過程中還是找到了解決之道。這是歐盟確定性的地方。
中歐具有相對確定性，但合作未如預期緊密
從中歐關係來說，比中美關係的確定性多得多。政治上，歐洲總體上接受與中國和平共處，曾希望同時塑造中國內部政治的進程，但現在覺得希望越來越渺茫。增加的不確定性是歐盟擔心起中國的制度競爭力，會分化、破壞歐盟內部的團結。經濟上，中歐合作範圍非常廣泛和深厚，過去和現在都希望更多進入中國的更大的市場。但前段時間防範心態越來越強，防範領域在擴大，從貿易擴展到了投資，技術領域的防範力度也在加大。另外，歐盟加強了與美日協調，在WTO規則改革中試圖對中國有所約束。
從戰略合作來說，2003年前後中歐有蜜月，但這個全方位的戰略合作是情境性的。目前美國對歐盟也是簡單粗暴，比如把歐盟外交使團降為一般性的國際組織地位，位列100名之後，對歐盟也徵鋼鐵關稅。於是，國內有期望認為，歐洲會和中國形成更緊密的聯合。事實上，在一些議題上，歐盟還是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對這些不確定性，目前我們尚能進行很好的管理，關鍵政策界要考慮如何推動更高層面合作。
歐盟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黃平：陳老師剛才的意思是“歐洲人還是挺老謀深算的”，我同意，而且確實挺有戰略眼光，會有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N方案。但有些事上“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所以我引進了概念——“未能預期的結果”。比如“脫歐“，卡梅倫本想一石三鳥，卻沒想到出了那麼大的偏差；馬克龍也沒想到因為燃油稅而引起如此“黃馬甲”運動，這類事近年來在歐洲屢屢發生。
有趣的是，社會學學者在事後分析時發現，在英國贊成“脫歐“的人，和在美國支持特朗普當選的人，他們在年齡、性別、工作性質、居住地點、受教育程度等都非常相似。英國政府的理性算計、圖標公式，“脫歐”的壞處和不脫歐的好處，至少用詞很專業、內容很龐雜，普通人看不懂。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中年白人男性，依據日常生活感受的比較，覺得自從保加利亞、羅馬利亞等這些新歐盟成員國的人來了，原來的安穩祥和都變了，環境髒了、工作好像也難了、治安也壞了。於是他們用自己的切身感受來投票。哪些人支持特朗普？如果分析一下也很類似。
英國從制度設計上選擇了代議制，這是因為從蘇格拉底時代起人類理性就對民主抱有懷疑乃至敵意——它會導致“多數人的暴政”，或者至少，普通老百姓無法對大事要事長遠之事做出準確判斷，所以選出掌握信息更全、“智力更高”、“更理性”的人去做議員，但英國在是否“脫歐”的大事上居然採取了全民公投。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還有兩個例子，即希臘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希臘債務剛剛冒出時，假如歐盟和其主要大國德國出手，也許早就控制住了，起碼不會蔓延開來。德國有人對我說，如果是科爾早就出手了。難民問題上，有人說默克爾甚至也有原罪意識，不管對否，出手肯定是太急了。
另外，歐洲這些年的各種失誤、誤判發生後，在推進一體化以及與外部世界關係中沒有當初那麼氣盛，甚至也主動提出和我們建立戰略伙伴關係。但是，他們內部的官僚主義也很嚴重。歐盟預算很少，內部還有各種扯皮，當然每個官員也得代表各國自身的利益，也有國家利益之爭。
英國脫歐後，法國將是承擔歐盟頂樑柱作用
陳志敏：黃老師深諳社會學，現在歐洲內部大量危機和社會問題連在一起。法國發生了綿延不息的“黃馬甲”運動，馬克龍除了給他們加了最低工資滿足了一些訴求外，從現在開始（1月中旬）進行為期兩月的全國大討論，爭取形成新的共識。你覺得這個策略，消解“黃馬甲”運動的可能性有多大？
黃平：馬克龍是一匹“黑馬”，也是政治新星，有改變歷史的抱負和可能。全民大討論，是他的一個“奇招”。對他政治抱負而言一點也不奇怪。英國“脫歐”後，法國將成為歐盟內唯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大國，又沒有發動侵略戰爭的包袱，起碼將成為和德國一樣成為最重要的歐盟國家。但是法國如果因為“黃馬甲”運動這樣的內部社會動盪，最後無法發揮在歐盟中頂樑柱的作用，馬克龍作為年輕有為的政治家將是無法承擔的。馬克龍號召全民大辯論，第一場7個多小時，有實權的市長來和公民們來討論，提的基本上都是“黃馬甲們”關心的國內問題。全民大辯論，可能會有所緩解，未必能得出結論，但走這一步肯定比沒有要好。
回到這場運動，記得希拉剋總統曾講過：我們法國革命從來沒有停止過。你看，一輪一輪的罷工，一輪一輪的騷亂，這個意義上說，“黃馬甲”運動其實也不奇怪。
“黃馬甲”運動也是碎片化問題的新標誌
歐盟走到今天，實現了幾個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和平。二戰後，歐洲用英國凱恩斯主義加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或者社會民主主義，實現了既經濟持續增長又緩解貧富差別，從1945年到1965年迎來了所謂的“戰後黃金時代”，甚至一直延伸到1973-75年的油價出現波折，這個“黃金時代”一反原來的經濟週期——一般每十年就要經歷繁榮-蕭條-危機-復甦-又繁榮，這個時期出奇得長，20到30年沒有發生危機或蕭條。經濟增長，義務教育、免費醫療、社會養老、社區改善都得到發展。但智者千慮後忽略了一個問題——老齡化。通過累進稅、遺產稅等政府收稅，用二次分配的辦法給老人解決基本的生計問題，但老人年齡是按數學級數增長，政府支撐養老、老人醫療的成本卻是幾何級數增長，導致福利國家出現巨大問題，這被稱作“福利社會危機”。
而“黃馬甲”運動背後恰恰是社會日益多元化、利益多樣化、訴求碎片化，加上瞬間擴散的高度信息化，真假虛實無法也無暇辨別，誰能第一時間佔據信息主流平臺，誰就掌握了話語權。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學分析確實不夠用了，需要把社會變化中的個性化、碎片化、不確定性都一併考慮進來，再加上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一個領域的突破完全可以改變原來的制度設計、政策設計和理性設計。
所以，我覺得，“黃馬甲”運動可能是碎片化時代的又一個新標誌。
馬克龍如無法平衡各派，將危及法國和歐盟前景
陳志敏：馬克龍為何要加燃油稅？他覺得歐盟應該在世界氣候變化問題中更主動、積極，法國必須通過節省能源、提高效率來達標，並作為領頭羊帶領歐盟前行，馬克龍是在實踐讓法國扮演世界領導的政治訴求。
但如果燃油稅解決了，還有所得稅問題。馬克龍執政後，把富人最高部分80%的所得稅率取消了。法國政治一直存在分裂，左派上臺強調公平，右派上臺就取消高稅額政策，馬克龍試圖做平衡，其支持者也是跨越中左和中右的黨派，所以政策非常混雜。現在的問題是——新的平衡能否做到？要取消80%的稅，也要做環保，還要做社會公平，每做一樣政策，可能疏離一部分階層的民眾，這些人聯合起來，就會挑戰政權和政策。這次能否通過一些更公平的對話討論，在內部形成共識，不僅是馬克龍所願，也關乎法國和歐盟的前景。
改變世界還是適應世界？歐洲也要自省
黃平：我認為國際政治和外交關係裡比較忌諱的“陰謀論”也是存在的，或者說，國家都要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而謀劃戰略、分析情勢、研判對手。不同的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來自於實力，以及對未來將起什麼影響。你怎麼評價近幾年歐盟的戰略？
陳志敏：歐盟在2016年《全球戰略報告》起草過程中請了100個專家，50個來自歐盟內部，50個來自歐盟外部。請我也提了意見。我當時的意見就是，歐盟過去犯了比較多的研判錯誤、政策錯誤，因為考慮不周全，有些冒進才到今天這步。但很多歐洲人不會這麼反省，比如說難民問題，他們會說這些問題是美國把阿富汗、伊拉克搞亂延伸出來的；經濟方面，會說是來自中國的不公平競爭。他們會把問題的根源指向國外，找外面的替罪羊。我的建議：應當自我反省，如果是自己的責任就要改正。
歐盟過去太過自信了，歐盟要成為世界的規範性力量。美國靠權力來塑造世界，歐洲靠規範來塑造世界。美國現在比中國還強調主權，中國、印度這些人口最多的國家都主張在優先維護主權下來推進合作。歐盟是要繼續改變世界還是適應其他國家的世界，這是對歐洲很大的挑戰。
擔憂歐洲未來被伊斯蘭化，更多是認同危機
招商經理張泳楨：諾查·丹瑪斯在其著作《諸世紀》中有關於未來穆斯林將佔領歐洲的預言，“歐洲將成為穆斯林的歐洲”，基於現實中難民湧進歐洲這一情況，您是否認可這一觀點？
黃平：所謂伊斯蘭化是現在歐洲人所擔心之事，包括這次難民危機，它極大地衝擊了歐洲，而移民對歐洲一直是個巨大的社會問題。難民是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敘利亞危機中，美國推給歐洲的惡果，雖然說伊斯蘭社區、人數在各國的分佈不一樣，目前在數量上遠遠沒佔到一半，甚至不到10%，但確實造成了極大的內心恐懼。
首先，現代包括21世紀的政治是認同政治，不僅是領土、資源、主權，還包括歐洲歷史上多次與其他地區發生衝突的宗教。究竟會有一個歐洲所有國家的認同還是回到各國意義上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未必一定是負面詞！）的新認同，或是由於移民加上難民導致的人口的穆斯林化認同？亨廷頓所講“如果不是文明衝突，那是什麼呢”，其文明就是指基督教世界、伊斯蘭世界和佛教文化圈。這樣來看，就全世界的人口總和分佈廣泛度而言，穆斯林就是最大之一。第二，各種類型的宗教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不一定來自於伊斯蘭，但這種龐雜的類型肯定不利於和平與和睦相處。
當前歐洲各國主流政黨都在收緊移民政策
陳志敏：西方一些國家很多年前就開始焦慮未來，亨廷頓寫過《Who are We？》，他認為到2050年，現在的少數族裔將會佔到多數。對歐洲來說，目前大多數的極右政黨快速崛起，也是建立在穆斯林大量進入歐洲會否改變社會構成、人口構成這些巨大的焦慮之上。從未來來看，20-30年後，穆斯林也不會佔到人口的多數，但是這些極右的力量在推動所有政黨，包括主流政黨在移民政策上進行更加嚴格的管理。馬克龍、默克爾，或是默克爾未來的繼承者，已經在移民問題上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波蘭、瑞典也在朝那個方向改變，這是一個趨勢，他們要修正過去的過於自由和過度開放。
中歐有三個層次的關係，不能用零和博弈看問題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一學生黃丹瓊：目前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關係密切，歐盟對此持懷疑態度，請問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並化解歐盟的疑慮?
陳志敏：中國和歐盟有三個層次的關係。中國和歐盟有正式的外交關係，在貿易、投資方面必須與有主導權的歐盟打交道；當然，還有很多權力保留在成員國手上，所以和成員國也要有很重要的雙邊關係，他們也非常願意在具體合作問題上與中國建立進一步的密切合作；現在又形成所謂次區域的合作機制，就是中國和中東歐16個國家形成固定的對話合作機制。
既然歐盟有一些權力，成員國還有很多權力，中國跟兩個層面同時發展關係是很自然，也很必要。有些歐洲人會從零和博弈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與歐洲的多層交往，擔心中國跟某些國家發展關係以後，是否會左右歐盟的決策。歐盟的外交政策決策必須要全體通過，有一個國家反對，就不能形成一個共同政策。去年，李克強總理在“16+1”領導人會晤後又會見德國和歐盟的領導人，告訴他們這個機制是開放透明的，中國努力和歐盟進行對接，並且態度非常坦蕩。
與歐洲各國關係要“行穩致遠、因國施策”
黃平：首先，除了歐盟層面，每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要處理各種雙邊關係，這些主權值得也必須尊重。比起中德、中法、中英、中意、中荷、中西等，中國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中東歐國家的關係是1990年代以後建立，直到最近都還很弱。我去這些國家的基層看過，他們在蘇聯解體後紛紛加入歐盟，並從歐盟那裡得到很多好處，以後還將繼續得到。為此，他們也要遵守歐盟規定的大層面的規則，但還有很多需求歐盟並不能提供，比如基礎設施，尤其是首都以外的基礎設施，又比如大量的農副產品要通過歐盟出口。從統計看，中波、中匈、中羅等的貿易量很小，大部分是通過歐盟開展的，他們想與中國發生雙邊經貿投資等合作，是有需求而產生的主動行為。
第二，英國“脫歐”很可能使歐洲更加緊密地推進一體化，還有一些國家等待加入歐盟，這次他們得穩著走了。不管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好，中東歐16國也好，乃至於今年我們還要推動和歐洲一些主要國家的雙邊關係，一要行穩致遠，相當於國內所說的穩中求進。二要因國施策，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發展情況，因此國家有一個總目標、總倡議，比如“一帶一路”倡議，但實施起來，企業、地方、城市與城市之間都在做，因此，應該分別對待，個案處理。
個人的理性無法解釋政治上的集體的非理性
華東理工大學學生張玉波：歐洲的工業很發達，有巴斯夫、大眾這些領先企業，在工業方面肯定有理性的匠人精神，那為什麼在政治上卻表現出不理性，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矛盾？
黃平：一方面，理性是啟蒙留給人類的最大財產，但同時從中世紀神權下解放出來的，不止是理性，也有自我的釋放。另一方面，每個個人的理性相加也並一定就是集體的理性，現代性有大量未預期的後果，你可以說每個人都在計算投入產出、效益成本，處置風險規避，但最終的合力一定在是群體互動中所產生，單個的魯賓遜無法活下來。
藝術，一定要標新立異；科學也是如此，愛因斯坦能提出廣義相對論，一開始支持他的就他自己和妻子；現代大企業也是這樣。這三項和要公眾參與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是不同的領域。在社會生活裡，碎片化、多元化、參與度，個人的主體性，微信等新媒體的高度傳播率，合力下也可能出現集體的非理性。所以個人的理性並不等於集體的非理性。
不完全贊同技術決定論，其具有最大的不確定性
退休教師方洛克：近三五百年世界的變化，不少學者認為根源在於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加大了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又是民族主義和民粹意識的根源。這個現象在歐洲表現更突出，如何評價技術進步和未來的趨勢？
黃平：技術是最核心也是最不容易被忽略的，默頓的博士論文《17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提到，17世紀英國是先有技術上的突破，後有工業化的社會；英國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60年代，是現代化的第一個模板，技術的每一次進步，整個社會結構包括社會組織方式、社會治理方式、人際關係、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甚至思維方式等都隨之改變。比如貴州山區、甘肅山區的通信建設，讓不可能變成可能，甚至一次性解決了多年解決不了的問題。
馬克思最早擔心資本主義社會會被異化，有四個層面，即人的產物、與人分離、與人對立、對人駕馭。第一，人發明了技術；第二，技術與人分離了；第三，技術與人對立上了；第四，技術形成人工智能，最後駕馭了人類。如果是這樣，那技術就成了麻煩的來源而不是進步的源泉。
21世紀最重要的是技術，比如人工智能、克隆羊“多莉”、克隆基因技術等。而當今的技術越發失控和失序，任何瞬間、角落，任何個人就可能研製出一個技術發明。今天人們在擔心核技術、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這些大技術的同時，同樣擔心小型化、微型化技術。因此技術既是改變生活、生產、交往和思維方式最重要的因素，其運用（被誰用、用來幹嗎）也將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
陳志敏：這是很好的問題，我們不能贊同技術決定論。最近技術發展日益突飛猛進，越來越脫離人、社會、政府和國家的控制。因此，我們希望科技倫理的研究，相關管理法律的制定等能夠儘快跟上，目前國內管控比較滯後。在歐洲，對技術的發展管控非常嚴厲，歐洲新數據法GDPR(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對於大數據的運用有非常嚴格的限制。與此同時，歐洲也擔心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已把歐洲遠遠甩在了後面。歐洲該怎麼辦？現在歐洲試圖尋找一個平衡點。
（整編：李念）
原刊於2019年1月22日、23日文匯APP,
後載於《中國外交：在十字路口的歷史抉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119-141頁。
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簡稱 17+1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是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議、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總理共同簽署的政府間正式文件《蘇州綱要》明確提出“歡迎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組建16+1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而建立的，它是中國特色智庫建設的一個新型機制與高端平臺。成立之時簡稱為“16+1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2019年希臘加入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後，簡稱改為“17+1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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