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我可不可以不死？
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愛語文課的人，幾乎從小學開始直到大學，我的語文成績在班上都是數一數二；我的數學不好，語文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
然而，在最近幾年有機會跟高中語文老師接觸時，我嚇了一跳，我們的語文教材從我讀書時到現在，竟然沒有太大的改變。
現在的孩子還是在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這一類我一直希望在我這一代就結束的文章。
而莊子的蝴蝶夢則還是被排斥在教科書之外。
莊子的蝴蝶夢是一個偉大的潛意識，可以不斷開發出新的文學經驗，之後很多文學作品都和這個典故有關，教科書怎麼可以沒有這一篇呢？
那麼當孩子讀到李商隱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時怎麼辦？
在某一個時代為了要訓練一個人有絕對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須要有《正氣歌》或《左忠毅公逸事》這一類的教材，但是這些東西是種沉重的負擔，會讓人痛苦的。
我要很誠實地說，我在初中、高中時活得很不快樂，常常覺得自己如果不死，就不會成為一個偉大崇高的人。
因為所有偉大的文章，都是在教我“死”這件事，而且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死。
我承認這些人很偉大，也很美、很感動我，但是後來讓我更感動的，卻是一個學生讀完後問他的老師：“我可不可以不死？”
老師回答他：“你當然可以不死。”
這個學生又問了另一句話，他說：“那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
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們的語文教學繼承了一個大傳統，這個大傳統在今日社會急速轉換的過程中，當然會受到挑戰，但大傳統並不是那麼容易立刻被質疑。
當我們在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讀文天祥的《正氣歌》時，那真的是一個悲壯的美感教育，是忠君愛國理想的極致。
這是一個大傳統，可是，是今日社會需要的嗎？
為什麼美感都要走向悲壯的刑場？有沒有可能讓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個茂盛的森林？
沒有經過思維性的死亡會荒謬
一個好的文化範本，一定要有正面跟反面的思考，才是啟蒙。就像那位學生問的：“可不可以不死? ”
當“可以死”、“可以不死”都是成立的時候，思考才會有平衡。
在司馬遷的時代，還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可是為什麼到了宋元以後，死就變成義無反顧的，好像唯有死才能成為戲劇的終結，生的目的竟然是為了完成這樣一個悲壯的死。
美感教育會隨著不同的環境改變，在一個受欺凌、受壓迫的環境中，反彈出這樣一個東西是情有可原的，可是這個欺凌和壓迫應該是不正常的。
如果假設下一代不再有這樣一個壓迫的時候，是不是要持續這種教學？會不會造成孩子很大的困惑？
我相信，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在一個相對開放、相對自由的社會里，他讀到這篇文章，是應該要問：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覺得這應該是一個考試要出的題目。
死亡畢竟是生命裡最重要的事，雖然“孔曰成仁，孟雲取義”，仁跟義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條件設定。
可是這個條件設定，也可能被統治者拿來作為愚弄知識分子的一個手段，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不是何其荒謬的結局嗎？
為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雲取義”的時候，仁和義都還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為選擇當中，思考是不是願意做這件事情。
譬如後來編入語文課外教材的《與妻訣別書》，作者林覺民說，要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他願意去死，死變成他生命中一個崇高的情操跟浪漫。
可是如果沒有經過思維性的死亡，“悲壯性”變成一種假設時，就會產生荒謬。
明史是我最不敢讀的一段歷史，太監、錦衣衛壓迫知識分子到種驚人的地步，他們可以用沙袋，把人壓到全部內臟從嘴巴里吐出來。
但是知識分子反太監，卻不反皇帝，他明明是個昏君，放任錦衣衛去凌虐大臣，這個君應該要被質疑，可是為什麼沒有？為什麼知識分子在瀕死的時刻，還要南面去拜那個君？
而我們還要在教育系統中，讓下一代繼承這樣的愚忠嗎?
多元的人才是完滿健全的
教科書開放多元化，沒有一致的版本，是一個進步，但是它把官學的權力釋放後，並沒有開出各色不同的花朵，開出來的花還是很接近，
現行教材中，可以提供思考的文字還是非常少。
當我讀到梁啟超的《心靈論》時，發現裡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東西，是作為一個現代公民、世界公民的概念。
他引述東西方經典，建立一個開闊的世界觀，他認為，如果不經過改革，我們將會失去世界公民的資格。
梁啟超在五四時代就提出這樣的見解，可是到現在我們仍然做不到。
我特別強調，神話本身是一個起點，因為神話裡面包含了幻想跟科學，這兩個看起來極度矛盾的人類創造力：
科學是一種創造力，幻想也是一種創造力，並都以神話為起點。
神話就像一顆種子，很適合放在低年齡層的教科書裡面，讓孩子能保有這兩種可能性，將來他可能會走到比較理性的科學，也可能是比較幻想的藝術。
重點是，我們必須準備好這顆種子，並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栽種。
不知道一般人會不會同意，在某一個意義上，我覺得老子和莊子的東西，啟蒙性是比儒家的東西還要大的。
因為孔子已經定位在人了，可是老子和莊子是定位在天，天本身是比較接近神話的。
為什麼教育不能夠從這樣的起點開始？而且老莊的神話又是真正的“語文”，我覺得在語文教學中多一點讓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過程，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就像那位學生與老師的對話，當學生問出“可不可以不死”的問題時，思想就有了顛覆的契機。
我想，年輕一代應該有更多這樣的思考力，去反證這些問題。當然，我不是反對這些文章收錄到教科書裡。
我要強調的是“平衡”，是要讓下一代有氣節，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
多元的人才是完滿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個部分，就會非常危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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