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中，不封城、不隔離的瑞典顯然是一個異類。到目前為止，有 1000 萬人口的瑞典既沒有采取隔離措施，也沒有發生經濟崩潰。有德國學者稱，
“瑞典路線” 彷彿就是這場浩大試驗中的 “對照組”。截至 4 月 9 日，瑞典累計確診 9141 例，死亡 793 人。作為對比，人口和瑞典接近的歐洲國家奧地利大約有 880 萬人處於封鎖狀態，累計確診 13138 人，死亡病例為 295 例。
瑞典的企業、幼兒園和學校依舊開放，強制措施只有禁止 50 人以上的集會，酒吧和餐館只能為已經就座的顧客提供服務，以避免過度擁擠。
他們的策略，就是讓病毒的傳播儘可能放慢，保護老年人和易感染群體，直到大部分人自然免疫或等到有疫苗可用。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內爾（Anders Tegnell）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封鎖會讓整個系統疲憊不堪，“你無法持續幾個月地進行封鎖隔離 — — 這是不可能的”。
瑞典一直傾向於採取自願性原則，而不是採取強制性措施。政府建議老年人自我隔離，年輕人減少社交活動。更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公眾大都支持此做法。民調公司的調查顯示，有 80％ 的人贊成政府關於 “每個成年公民承擔個人責任，來防止疾病傳播” 的觀點。不過，已經有多達 2000 名學者聯名呼籲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控制措施。
那麼，瑞典的自信何來？DeepTech 採訪了 2 位在瑞華人，他們分別是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腫瘤與病理系助理教授林穎博和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臨床神經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陳靈景。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是北歐最大的醫院，在多個領域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在瑞典抗疫中承擔大量重症病人的治療救護工作。
林穎博現在同時是北歐華人創新創業協會執行會長。他於 2007 年來到瑞典，迄今已有 13 年。他還在 3 月 27 日協調並參加了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與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逸夫醫院一線臨床醫生的在線分享交流。他認為瑞典政府的抗疫策略是有科學依據的，並表示一個政府能夠在危機面前不從眾，獨立作出決策，不管正確與否，是需要勇氣，是需要擔當的。
陳靈景從 2010 年始居住在斯德哥爾摩，於 2017 年獲得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流行病學博士學位。她介紹說，在這個全球唯一一個只使用 “鼓勵＋勸誡” 方式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國家裡，200 年的和平安定與國家大包大攬的福利是其抗疫策略能夠實施的重要背景。
以下文字由 DeepTech 採訪並整理。
瑞典抗疫的現實選擇
林穎博
總體來說，瑞典民眾對疫情的反應是比較淡定的。迄今沒有發現因為疫情導致不穩定的社會事件。一個瑞典朋友前幾天給我打電話，說他十有八九感染了新冠病毒，因為各個症狀都對得上，但是卻沒有得到檢測。他語氣中沒有抱怨，也沒有提群體免疫，他現在已經恢復了。大概在他的認識裡，這就是一個普通的疾病而已，對青壯年而言威脅不大。
我身邊的中年人大多數都是持一種比較樂觀的態度。這不像我們華人要盡最大可能把危險性降到 0，即使有 0.01% 的可能性，很多華人也會選擇不讓孩子去上學。瑞典人不是這樣去想，他們認為如果這個風險在可控的範圍內，就沒有必要去恐慌。
大多數瑞典媒體現在也在討論整個國家的防疫策略。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確診人數，具體的數據還是有很多人在關注的。其次是防疫物資供應和危重病人的救治。
我認為，一旦瑞典疫情的發展超出公共衛生局認為可控的範圍的話，肯定會要採取一些更嚴格的措施。瑞典也一直在宣傳號召民眾加強日常防護，比如說減少出門，勤洗手，減少聚集，保持社交距離。瑞典社會是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度較高的社會，其次瑞典人願意相信大多數民眾都是負責任的人，不需要政府命令民眾如何如何的。
不同聲音一直存在，包括網上也有人簽名要求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溝通渠道比較暢通，政府也會傾聽這種聲音。以孩子上學為例，正常情況下，瑞典的學齡兒童如果超過一週無故不上學的話，政府是要干預的。現在瑞典的學校沒有關閉，但如果家長因為防疫原因堅持不讓孩子去上學，政府是不會干預的。
瑞典沒有進行大規模檢測。我認為主要的考慮是醫療資源的最優配置。以瑞典的國家體量，無法做到武漢式的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所以基於現有專業人員和設備，瑞典選擇了優先救治重症病患。
瑞典目前沒有進行大規模檢測，這對阻斷社區傳染肯定是不利的，但這應該是一個無奈的選擇。相對於美國這類佔有大量資源同時又有超大規模城市的國家，我們也應該考慮到瑞典人口密度低、家庭規模小等因素，這種政策在瑞典採用應該更容易理解。
瑞典也從來沒有放棄提升檢測能力。我所在的卡羅琳斯卡醫學院已經在科研人員中募集了具備相關技能的志願者，經快速培訓後，充實臨床檢測人員。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迅速行動採購了華大基因提供的超高通量基因測序儀 DNBSEQ-T7，以及多臺 MGISP-960 高通量自動化病毒核酸提取設備，組建萬人級別新冠病毒多組學檢測實驗室，將瑞典的檢測能力提高一倍以上。相信在檢測能力瓶頸解決後，大規模檢測會被迅速採用的。
不管防疫策略如何，一旦新冠患者在瑞典被確診為重症，目前為止還是能夠得到較好的救治的。據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醫務科主任菲利帕 · 尼伯格（Filippa Nyberg）女士介紹，瑞典的 ICU 數量已經提升了 80%，並仍在持續增加。據媒體報導，目前瑞典 ICU 床位尚有空餘。
雖然防疫策略大不相同，但瑞典醫生非常願意聽取中國同行在新冠病人治療方面的建議。3 月 27 日，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與位於黃石的江蘇省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揮部連線，卡羅琳斯卡大學醫院副院長安妮卡 · 蒂博爾（Annika Tibell）女士帶領十餘位臨床專家與南京醫科大學副院長魯翔教授領銜的一線抗疫專家團隊直接交流。瑞典醫生對中國醫生積累的經驗非常感興趣，仔細詢問了包括 ICU 管理、病人用藥、醫護防護和病人預後等技術細節。
1. 社交疏離的天然文化
瑞典文化中本來就有一種 “社交恐懼” 的傾向。瑞典有一個笑話，房門上的貓眼是用來觀察鄰居什麼時候出門的，避免一旦在樓道里碰到不知道如何寒暄。網絡上也在流傳許多瑞典人等公交車排隊的照片，即使在正常的日子裡，瑞典人也是 “社交疏離” 的。加上地廣人稀的現實，瑞典在抗疫方面有些天然優勢。
圖 | 平時人們習慣排隊，不會擁擠，他們習慣了秩序和保持社交距離。圖為 2019 年 5 月 10 日的瑞典公交站。（來源：thelocal.se）
即便如此，在新冠疫情暴發後，瑞典社會的日常生活還是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說：
很多人開始了在瑞典本就被廣泛接受的在家辦公，絕大多數會議都改成了在線會議。以我所在卡羅琳斯卡醫學院為例，學校統一購買網絡會議軟件供所有員工使用並鼓勵在家辦公，所有非實踐課程皆改為網絡授課。目前非臨床相關部門的人員密度只有正常情況下的 30% 左右。
人們的出行大量減少，近幾周，斯德哥爾摩公共交通系統的旅客流量越來越少。上週與去年同期相比，乘客量下降了約三分之二（64%）。因為瑞典國內對機票需求的消失，瑞典航空公司 BRA 上週宣佈將暫停所有航空交通直到 5 月底。
很多超市開展送貨上門服務，並且這種服務現在供不應求。
2. 專家更具話語權
新冠病毒對全球所有國家都是一個全新的挑戰，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文化背景、決策機制、醫療體系。
瑞典政府只是個服務機構，內閣政府是不能直接對公共衛生機構發號施令的，那麼公共衛生專家就有足夠的話語權。
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曾經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是 1995 年瑞典援助剛果抗擊埃博拉病毒專家三人組之一，其履歷讓他成為瑞典傳染病領域的權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政府選擇退後一步，不干預科學決策，讓專家和專業人員說了算，無論這些決策是對是錯，讓實踐來檢驗。
圖 | 瑞典衛生局現任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來源：thelocal.se ）
其實吧，瑞典群體免疫觀念的提出可能比英國更早。不管怎樣，瑞典堅守到現在並不是在放任，而是在密切監控發展趨勢，引用安德斯的話就是，“主要原因是瑞典還沒有出現像英國那樣快速增長的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決定採取相對緩和的干預措施。” 也就是說，一旦數據曲線偏離預期模型，瑞典的政策也是會隨時進行調整的。
同時，與瑞典的服務型政府相比，很多大企業、社會團體包括民眾自覺地承擔起了社會責任。例如斯德哥爾摩當地公共交通公司（SL）使用大型海報敦促所有出行者在沒有必要情況下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瑞典瓦倫堡基金會迅速劃撥專款採購華大基因檢測設備，建立檢測實驗室。
3. 民眾更具科學素養
安德斯的策略沒有激起大的反對，說明這個策略與瑞典大多數人的科學觀是一致的。
瑞典民眾的教育程度和科學素養是非常高的。作為諾貝爾的故鄉，每年 12 月舉國關注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是效果極好的科普教育。瑞典很鼓勵科技創新，擁有獨具特色的知識產權教師例外法案，即 “瑞典所有高校教師的職務發明，無論資助方為誰，知識產權完全歸個人所有”。瑞典國王也是一個科技迷，經常以瑞典皇家科學院科技考察團普通團員的身份在全球學習瞭解科技發展趨勢。
瑞典相當部分的民眾具備極強的獨立思考能力。作為服務型政府，瑞典強力推行政策的能力非常有限。除了前面談到的政策符合民眾的科學觀念外，我認為瑞典民眾的文化自信是他們願意相信政府抗疫策略的原因之一。瑞典是一個近 200 年沒有戰亂的國家，科技發展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這造就了瑞典民眾的自信。他們相信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所以大部分民眾會支持政府和科學家的意見。
從人性的角度講，當專家說要犧牲一部分人來實現群體免疫，可能我們會覺得這個事情有些殘酷，但從科學的角度講，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民眾的科學素養比較高，就會有更多的民眾理解流行病學模型，理解了我們現在的目標是為了讓這個疾病在可控範圍內緩慢地發展，實現整個社會的最低損失。我們知道科學都是應對未知，如果這些得到了民眾的理解，那麼就會有很多人來支持這件事情。
瑞典整個社會比較講究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在專家這個模型還沒有被證偽之前，大多數人是選擇信任專家。一旦你這個事情做的不好，做錯了，就會有人表達不同看法。
當然，承平日久有可能導致在應對重大突發危機的時候有失迅捷，以往為我們所羨慕的北歐式悠閒這時候成為了應對疫情的重要掣肘之一，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行事方式使很多非常措施無法及時實施，也是導致部分旅瑞華人和中國國內民眾對瑞典抗疫策略感到不解的原因。
在本次抗疫過程中，不管是對祖國還是對僑居國，旅瑞華人留學生都展現了極高的社會責任感。在武漢疫情吃緊的時候，整個華人社區迅速行動捐款捐物，由中國返瑞後自覺隔離。當瑞典由於歐洲內部的傳染導致疫情暴發後，華人社區又迅速從中國採購瑞典醫療系統馬上就要耗盡的防護物資，協調物流渠道及時運抵瑞典，解了燃眉之急。我相信在這場全人類共同的戰鬥中幫助過瑞典的人都是會被銘記的。
隨遇而安的瑞典人和獨特的抗疫方式
陳靈景
這裡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我生活在全球唯一一個只使用 “鼓勵＋勸誡” 方式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國家。
社會沒有停擺，只是蕭條了一些。餐館和購物中心沒有關門，雖然有的因為客流量減少縮短了營業時間。幼兒園、小學和初中生還要揹著書包去上學，高中和大學已經在使用遠程教學。公園裡和健身房裡還有鍛鍊的人。我周圍並沒有太多佩戴口罩的人，只是零星幾個。官方沒有推薦佩戴口罩，其中很大原因是不能夠浪費有限的醫療資源，因為醫療人員更需要口罩。
圖 | 4 月 5 日的斯德哥爾摩。（來源：美聯社）
全國範圍內疫情比較嚴重的是斯德哥爾摩，但是斯德哥爾摩人口密度較小，所以只要自己在家裡與外界隔離，其實並不會看到太多人。市中心的區域還是有人群聚集的，尤其是最近一段天氣比較好，人們會在外面繼續社交。人們會自覺地保持社交距離，但還是有一些人可能不遵守這些，這些人有老人也有年輕人，他們會覺得沒關係，就是得病也得不到自己身上或者自己抵抗力好，扛兩下就過去了。
這裡使用的政策是鼓勵和勸誡，公共衛生的手法主要是柔和的基調。前幾天和一個本地的高校研究人員閒聊，他主攻的是社會科學，身邊也沒有人受疫情的影響，所以也並太關心這個事情。他說自己只看過一次電視上的每日新聞發佈會，偶爾看一下網絡上的新聞。他很相信、也很願意相信公共衛生局說的話，因為他覺得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樣被關在一個 20 平方米的房子裡好幾週會痛不欲生，而自己能在陽光明媚的春天進行戶外散步，幸福生活得益於瑞典的抗疫措施 。
其實對於此次疫情，瑞典民眾有支持也有反對 。四月第一週出爐的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表示支持瑞典官方舉措，其中有老人也有中青年；只有三分之一不太支持，而這三分之一中的大多數都活躍在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這個比例也反映在最近一次的政府民調中：4 月 9 日，瑞典本地報紙瑞典日報（Svenska Dagbladet）的政府民調顯示，基於 6886 個隨機受訪者，作為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的支持率從今年 3 月初的 23.8% 上升到了 30.6%。
危機中，瑞典民眾選擇了相信自己的政府。與很多其它國家比起來，瑞典不僅沒經歷過大小丑聞以及政治局勢不安定，在近 200 年裡也沒有大的自然災害和戰爭。經年的和平景象使得瑞典的社會相對簡單祥和，人民習得了相信政府的傳統。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倡導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國家，從政府到民眾都難以在一夜之間接受不能自由地在草地上曬太陽的情景。
瑞典的策略也是基於科學的，其公共衛生局也在建模，最先是建立在中國的數據基礎上，就是預估大概需要多少個 ICU（重症監護）床位。最近的預估模型建立在意大利數據基礎上，並納入了 “無症狀患者可以有傳播力” 這個因素，發現需要的 ICU 數量有所上升。所以從 3 月就開始第一時間在斯德哥爾摩郊區建立了駐地醫院，並在全國範圍內擴充了 ICU 的床位。
除了模型給的數據，瑞典人也知道， 新冠病毒的疫苗可能還要一兩年才能出來，而基於流感的經驗，目前遇到的疫情才是第一波，未來會有第二波或者第三波。所以如果此次就用強力的方式把它壓制下來，萬一又出現第二波或者第三波的話，這種強力的措施就不能持久，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會反彈式增多。那麼，國家無論用什麼樣的手段去壓制，兩種手段最後產生的傷亡結果可能是接近的。
今天（4 月 9 日）午飯時候偶遇一個老朋友，他目前在瑞典公共衛生局的流行病團隊工作，他的老闆就是瑞典抗疫領軍人物安德斯·特內爾。朋友說，其實安德斯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政府和各個國家機構的抗疫代言人，他說的話代表了身後更多人的共同決定，雖然現在每天只有他站在全世界媒體的聚光燈下。
另一方面，在瑞典，“群體免疫” 說（官方是否認這種貼標籤說法的）也是有民意基礎的。因為一旦把疫情壓制下來的話，社會經濟必須要停擺，而瑞典本身是依賴進出口的，小到冬天吃的果蔬，大到市政建設的硬件設備，他們都得用高科技產品和別人交換。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像中國一樣把國家管控很長的時間，而是按照群體免疫的理論，在有節奏的政府控制下人們慢慢的發病，這樣的話，醫院也可以救治所有的人。
正常情況下，國家承擔了人們很多需求，從搖籃開始一直到退休、病死，從幼兒園到大學到養育下一代，幾乎都不需要依靠除了政府以為的任何人。包括醫療也是這樣，只要診療費用超過每年 1100 瑞典克朗的起付線（約 780 元人民幣），國家就會包攬。所以民眾基本上是可以信任國家的。人們也認可社會範圍內成本和收益的關係，因為醫療是建立在所有人的納稅收益上，收到的錢一起花，所以大家都覺得是自己的錢，也得省著花，計劃著花。比如說救治 80 歲的人就比救治 50 歲的人來的不符合經濟最大化原則，所以即使是普通人也會贊同這種思路。
這就是瑞典和瑞典人，以及他們在 2020 年全世界都焦慮不安地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時候遵循的平靜方式。他們並沒有放棄，但也不像世界上其他國家那麼激進：因為他們相信，等到夏天來的時候，他們還是會背上揹包，帶著全家一起去山裡和海邊，享受長達 6 個禮拜的舒適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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