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诗：
意动天行走四方，
仙躯且向欲中尝。
人间日月循圆轨，
我命由谁半作腔。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来自中国道教的一种说法。道教的所谓修炼，追求的就是对肉体和精神的自我控制。北宋张伯端《悟真篇》有诗：
“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赫赫金丹一日成,古仙垂语实堪听.
若言九载三年者,尽是迁延款日辰.
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亦由天.”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后半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只是摘自一首诗。这首诗里还说“也知由我亦由天”。所以必须承认，单纯的认为“我命由我”是不负责任的。单纯的认为“生死有命”同样是不负责任的。在这个维度上讲，儒家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输于道家的。儒家总的来说，着重客体的主观劝诫。而道家，讲主体的客观感悟。道家更尊重现实。
从相当长的时间来说，“生死有命”是符合局限条件下人物认识的。 当时间长度足够长，旧的“生死有命”也就都不可信。中国帝王求了几千年的长生不老药，我们今天知道，这种药是可以存在的。所以，儒家单纯靠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了相当多的拥趸。
但墨子早就提出过“非命”一说，他反对伦语的这个说法，认为“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儒家的思想，对人的创造力容易造成磨损。往不客气了说，儒家是喜欢蒙人眼睛的。它喜欢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别人应该看到的全部。“富贵在天”看似是真的有道理，因为很多人命和富贵，似乎真的由老天决定。人越弱小越觉得对恩赐的需要更迫切。
儒家的好处，是着眼得比较细。所谓的中国无哲学，也主要归功于儒学细碎而不系统。但这个缺点，对于诸子百家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至少释道两家的经书，足够拿来反驳这一点。释道两家的缺陷则在于，和世俗的距离太远，不够像是人间的道理，不细碎，太过于系统。
所以从这一点上，被人认为中国无哲学是有道理的。前者过低，低到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后者过高，高过了一般人的悟性。
两者的统一缺点是，无法在自己的语言系统内自证。也就是说，它们确实是一定意义上的破蛋。不过我今天要夸的，就是这种状态。这有点像政治上的差别。西方是一个意识多个党派，中国却是同一群人，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甚至多个解释系统。二元论在两者中间同时存在，但明显中国的更占优势。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
抗疫也是这样。矛盾的思想体系自然形成环环相扣的民主决策。此时的“民”，不是人民的“民”，而是思想之民。中国凭借儒释道形成一个整体的对立统一的系统。如果中国应该有具体哲学的说法，可以借鉴辩证唯一主义的说法，叫做矛盾统一主义。西方虽然有现成的哲学的叫法，但是却并没有在国会级别的决策中，体现不同思想之间冲撞的民主过程。一个意识所带来的道理正确，是西方防疫战争进入阶段性溃败的根本源由。说白了，那是一种思想层面的自我独裁。即使有偶尔不同的声音，也总是直接从中国寻找灵感。
中国的哲学，不得不说，确实是让暂时盲目的人摸不着头脑的。要同时掌握至少两种思想方法，也不得不说是困难的。即使掌握了，也不全然体现为具体事件的优秀掌控，也有可能是自乱阵脚。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对人的要求更高，或者非常着重德治，很难出现川建国这样玩得转的领袖。过去，这种人基本基于儒家的道德，从科举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的。走向八股文的朝代难以大盛。文化复古往往能带来一波强盛。正在热播的《清平乐》可以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耀眼的一个时期。这与晏殊开始推动的教育改革和之后欧阳修的改革分不开的。甚至说，没有教育改革，就没有苏轼。
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未必需要全部基于儒家的道德思想，但我们要想拥有更佳的德治保证，办法就藏在教育改革之中。任何形式的八股文都是有害的，不单单穿着儒家外衣的才是。八股文的根本问题，就是在抛弃中国的矛盾哲学的体系，试图放弃博采众长。甚至夸张了说，如果某个哲学不是为其他哲学思想打开互相容纳的空间和渠道，那它自己就根本不是哲学 。它的思想养育的人民，就不可能包容。反之，中国为什么是包容的，为什么是大中国而不是大“东亚”，这背后是有原因的。至于什么才是好的非八股文，或者说更完整的哲学论著和时事分析呢？我想，只有实践才是检验它们的唯一标准。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疫情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发展时期。西方不包容，根本原因还是来自于哲学思想的不包容。中国要包容，也不是说把西方哲学全部拿来，但至少，没有西方哲学，我们大概会渐渐忘记，我们是一个多思想争鸣还能和平共处的文明。单一的思想发展成傲慢和偏见，不止是西方人的毛病，我们自己同样要警惕。
单一的思想，其实很容易。有一些思想其实只要偏执一些就能做到。而广义的包容的甚至矛盾的统一的哲学，则是困难的，可能穷其一生也难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所幸的是，已经有先哲为我们铺就了道路。只要有更多的人愿意稳扎稳打，“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终极理想，是可以基本实现的。在敢于思考的人类面前，上帝也只是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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