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永定:現在我最關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生存的問題

作者:餘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01、疫情衝擊主要是供給衝擊

疫情衝擊是供給衝擊還是需求衝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當你在決定經濟政策的時候,要首先判斷衝擊的性質。

餘永定:現在我最關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生存的問題

餘永定

以武漢封城為標誌,中國的供應鏈因人流、物流的中斷而中斷;中國生產活動急劇降溫,在相當大範圍內出現停頓。可以說,一年十二個月中的兩個多月從日曆上被抹掉了。儘管疫情發生之前中國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儘管疫情發生後也存在需求不足問題,但就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而言,中國遭受的是供給衝擊。世界上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國家遭受的也都是供給衝擊,需求不足則是派生的。這一點一定要明確。

為什麼要明確呢?因為對沖擊性質的判斷,決定了我們對應對沖擊之策的選擇。從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分析框架出發,供給衝擊意味著在總需求曲線(位置、形狀)基本不變的情況下,近乎垂直的總供給曲線(因為是在短期)突然向左方移動,導致產出減少、物價上升。採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意味著總需求曲線往右方移動。但左移的總供給曲線基本是垂直的,換言之,經濟增長是受供給約束的。因而,總需求曲線的右移,不能抵消總供給曲線左移對產出的影響。而只能把價格提高。

在這次疫情之前,我認為經濟增長運行在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之下,經濟增長是受需求約束的,因而主張採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在經濟受到需求約束時,我們可以假設總供給曲線斜率很小,甚至是水平的。總需求的增加將使產出明顯增加,而不會對價格產生明顯影響。

為什麼說疫情衝擊是供給衝擊呢?總供給曲線的核心是生產函數Q=f(K、L)(或再加一箇中間產品M作為自變量)。產出Q的增長,取決於K(資本存量)和L(勞動投入)的增長。由於疫情,工人沒法正常上班,機器沒有人去操作,整個生產就不能正常進行。在短期,在K和L之間又沒有可替代性(更合乎實際的生產函數是所謂固定係數生產函數)。即便機器設備完好無缺,沒有工人或沒有中間投入(或兩者都沒有),就不會有產出。這種產出減少(或產出為零)同總需求沒關係。

即便不少地區疫情不太嚴重,即便一些工廠可能維持正常生產,但是,由於分工的高度細化,以及分工的高度區域化,中國大多數產業都形成了跨區域的很長的供應鏈。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產業鏈就無法運轉。總之,在人流、物流中斷導致產業鏈中斷的情況下,無論需求狀況如何,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是當然的。在這種情況下,實施旨在刺激有效需求的宏觀政策是無效的。

在疫情嚴重時期,難道不也存在企業因需求不足、存貨增加而不得不停產的情況嗎?在這裡,我們還要釐清最終需求和中間產品需求的區別。

需求可以分成最終需求和中間產品需求。工廠的產品賣不出去,之所以沒人買你的產品,可能是產業鏈上的下游企業因工人不能返廠,生產中斷了。但這種需求不足是中間需求不足,不是最終需求不足。中間需求不足不是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需求不足,而是微觀、產業層面上的需求不足。實質上還是供給問題。

宏觀經濟學意義上的總需求是指扣除進口成分之後的出口、投資、消費需求。確實,疫情衝擊導致疫情前就比較疲軟的最終需求更加疲軟。但是在疫情還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對這部分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例如,出口需求大幅度下跌,很多是外國企業停工、停產造成的。因而,在這個時候刺激出口的政策都是代價高昂,但效果不顯著的。只有當外國控制住疫情,需求才有可能回來(也可能永遠回不來了)。

02、根據疫情發展的不同階段,調整經濟政策目標

毋庸贅言,控制疫情和維持經濟增長是今年1月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取決於這對矛盾的發展。這對矛盾的第一階段是疫情惡化。在這一階段,控制疫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為此,政府不得不採取封城、封區、封社區的措施。其結果是全國供應鏈遭到嚴重破壞,相當多地區的生產陷入停頓狀態。在這個階段,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性壓倒一切,所有經濟政策都應該服務於這一目標。

第二階段,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許多地區開始復產。但在這一階段,疫情依然存在反覆的可能。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和未知性,很難說發生反覆的概率有多大。在這個階段,控制疫情依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工作重心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恢復正常營運。由於經濟機器停轉,作為機器運轉潤滑油的金融鏈條遭到了破壞。債務無法償還、利息和租金無法支付、工資發放和各種稅費的上繳出現困難。在正常情況下,這些問題會導致違約、清償、破產的發生。但在非常時期必須有非常之策。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問題包括:

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抽貸不壓貸、延長還款免息期、對受疫情影響的客戶提高風險容忍度、不使企業因現金流中斷而倒閉。

企業因疫情而產生的損失由全社會共同分擔,以政府為主,但企業、個人也需要分擔一定的損失,是為了避免道德風險。

由於出現“不可抗拒力”,所有有關契約可以統一修改。例如,本應該在2月份支付的利息、租金推遲到某一由國家統一規定的時點再行支付。在修改契約時,我們可以假設在日曆上並不存在1月份、2月份、3月份等。

政府必須減稅、降費、增加補貼,使企業能夠生存下去。

對於失業者,社保體系應該充分發揮作用,社保體系不能覆蓋的部分應該由政府承擔。有一些企業由於種種原因最終只能倒閉,對這些企業的職工,特別是農民工要解決好他們的返鄉安置問題。

在這個階段,政府財政支出肯定會增加,財政收入肯定會減少,財政赤字對GDP的比例肯定會明顯提高;央行也必須儘量保證貨幣市場有足夠流動性,可能必須降低信貸成本。但是從結果來看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其目標不是刺激有效需求,而是使企業生存下去,使供應鏈得到修復,使職工或失業者基本生活能夠得到保障。

第三階段,疫情得到控制,全國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屆時,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使經濟實現較高速度的增長。現在中國經濟是否已經進入到這個階段呢?從許多經濟指標,如用電量、用煤量、交通運輸量等實物指標來看,經濟似乎已經進入到這個階段。但由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恢復情況並不相同,應該允許不同地區政策的差異性。

在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企業生產能力得到恢復,供應鏈得到修復之後,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刺激有效需求,帶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將重新回到政府議事日程。

03、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向可能需要有所調整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新型基礎設施,一般認為包括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領域。這一領域,中國有較大發展空間。在經過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後,我們應該對基礎設施的投向重新加以審視,原有的投資計劃可能有必要加以調整。

現在我最關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生存的問題,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反覆,甚至是將同人類長期共存條件下,我們的生存問題。例如,我們是否有足夠的糧食、石油等基本戰略物資,確保在生產長時期停頓情況下,我們依然能繼續生存,社會組織依然能夠正常運轉?

商務部最近已經表示中國有足夠的糧食,這是好消息。但是我們還是有點不放心。過去糧庫造假的故事我們聽說過不少。現在能不能進行一次全國糧庫的大調查?徹徹底底地用高科技手段看看我們的糧食到底有多少,能堅持多長時間。老話叫“耕三餘一”,耕種三年餘一年。我們現在有一年的存糧,夠不夠?我不是糧食專家,不敢妄議。我對這個問題有較多憂慮(“杞人憂天”)。又如,2019年中國進口石油5億噸左右。一旦石油供應中斷,我們油庫裡的石油能夠支撐多久?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油庫可以存足夠多的油?中國是個煤炭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為了保證能源安全,我們是否可以投入更多的資金解決煤炭的清潔利用問題。這次疫情期間,我們能夠居家隔離60多天,靠的是糧油、蔬菜、水、電的正常供應,靠的是網絡、“快遞小哥”和“朝陽群眾”。如果還需要再隔離60天我們還能堅持嗎?朋友曾經給我講:北約轟炸期間,塞爾維亞之所以堅持不下去,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自來水系統被炸後,沒辦法衝馬桶了。現代城市生活就是這麼脆弱。

總之,在決定基建投資投向時,我們是否能夠在中國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特別是醫療、防疫服務)提供方面下配置更多資金。一些錦上添花的基建投資是否可以讓位於加強抗禦各種不測事件能力的投資。

04、做好和COVID-19長期共存的準備

對未來經濟走勢的判斷,一切取決於疫情。疫情的發展存在三種可能:第一,疫情得到控制;二,疫情再次失控;三,與病毒共存。“V型”是2003年的經驗,SARS之後,經濟“V型”反彈。其實當時連“V型”都沒有,因為經濟本來下降得不多。

但是這次疫情與SARS有很大不同,這次不僅是中國的問題。當年中國花了60多天就把疫情控制住了,而且出口形勢非常好,實現“V型”反彈事後看來並非難事。但本次疫情可能不同。第一,疫情是世界範圍的。沒人知道印度、印尼這些大的發展中國家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疫情將會沿何種方向發展。輸入病例可能會大大增加,對中國疫情的控制會產生極大影響。第二,中國對於外部需求的依賴度還是相當高的。而外需的恢復過程將是非常漫長的。

事實上,我們的許多海外市場可能已經永遠喪失了。

我既不想用“V”也不想用“L”來描述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路徑。我相信,只要能夠控制住疫情,中國經濟就能逐步恢復到持續增長的軌道上。到那時,我們可以繼續討論中國經濟應該不應該爭取實現6%的增長速度。

現在我們必須做好和COVID-19長期共存的準備。與其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不如把形勢估計得悲觀一些。只有把困難想足了,我們才能最後渡過這個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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