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3月就業人員規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這意味著有一大部分群體未復工。如何看待當前的就業形勢，如何救助失業群體？新京報圍繞著這些問題採訪了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
餘永定認為，中國的實際失業情況可能比統計數字所顯示的要嚴重，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基本實現復工復產之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依然存在如何救助現存大量失業人群（不是過去失業的人群）的問題。
3月以來，美國、德國、日本等多個國家採取直接發錢的方式補貼民眾。近期，中國經濟學界呼籲直接發錢紓困困難群體的聲音頗高。中國是否應該仿效國外發錢補貼包括失業者在內的困難群體？
“西方國家工薪階層都面臨稅賦重、儲蓄少、剛性支出大的問題，而目前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正處在抗疫階段，各政府發錢紓困大抵都是為了讓居民安心宅在家裡。但中國已經基本渡過了西方國家目前所處的抗疫紓困階段，現在再發錢已經不再有這種意義了。”餘永定還表示，從選擇補貼對象上看，在中國直接發放補貼也存在一定的難度。
那麼，如何救助包括失業者在內的困難群體？餘永定建議，首先要儘快讓現有的整套社保體系運轉起來，儘可能完全地覆蓋失業群體，減輕城鎮失業者和被迫滯留在家的農民工的困難。“對於救助資金來源問題，中央財政可以設立一個抗疫紓困支出項目。”
餘永定進一步表示，短期的紓困措施沒有可持續性，要想從根本上救助低收入群體、解決失業問題，關鍵還是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長。同理，發放消費券可以在短期內刺激需求，但刺激消費的根本出路還是在於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有了經濟增長，才會增加就業機會，居民收入才會增加，消費也會隨之增長，從而形成良性的循環。沒有經濟增長，無法解決失業問題和紓困困難群體。”
“要發錢，首先要搞清楚發錢的目是什麼”
新京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3月就業人員規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這意味著有一大部分群體未復工或者失業。如何看待當前的就業形勢？
餘永定：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數據，今年1-3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229萬人，同比減少95萬人，3月份環比降幅收窄。3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5.9%，環比小幅回落。一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3.66%。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鎮調查失業率是兩個不同概念，後者應該能夠較好反映真實失業狀況。但即便如此，由於統計的覆蓋面問題，大家普遍感覺中國的失業情況可能要比失業率數字所反映的嚴重很多。根據2018年的數字，全國就業7.8億，城鎮4.4億，農民工2.9億（外出打工1.7億），農民2億。儘管人社部沒有公佈失業人口的具體數字，不難想象，由於疫情的影響，中國的失業問題是十分嚴重的。當然，隨經濟的恢復增長，失業人數會顯著下降，但失業和隱形失業問題是不可能馬上解決的。因而，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復工復產基本實現之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依然存在如何救助現存大量失業人群（不是過去失業的人群）的問題。
新京報：在近期的中國經濟學界，直接發錢補貼包括失業者在內的受困群體的呼聲頗高。中國是否應該仿效國外給民眾發錢？
餘永定：首先，我們要區分清楚主張發錢的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抗疫紓困還是刺激消費（或者說刺激經濟）？
在抗疫時期，發錢紓困是有意義的。為了防控疫情的需要，政府封城，要求民眾減少外出，居家隔離。但西方國家工薪階層都面臨稅賦重、儲蓄少、剛性支出大的問題。一旦工廠關閉，工人失去了收入來源，生活可能會陷入困難。在整個經濟活動基本停止運轉的情況下，國家必須在資金上出手緊急救濟（發錢）。否則，工薪階層哪怕手中還有錢，但對未來不放心，就會堅持上班掙錢。前不久，日本東京的地鐵仍然十分擁擠，但當政府宣佈5月起給每個居民發10萬日元補貼後，擠地鐵的人就突然消失了。目前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正處在抗疫階段，各政府發錢紓困的理由大抵都是為了讓居民安心宅在家裡。即便如此，在其中一些國家仍然出現了發錢過多造成道德風險的聲音。
但中國已經基本渡過了西方國家目前所處的抗疫紓困階段。中國經濟根據疫情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抗疫時期，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政府不得不採取封城、封區、封社區的措施；第二個階段是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許多地區開始復產；第三階段是疫情得到控制，全國經濟活動恢復正常。現在中國正在進入第三個階段。從全國範圍來看，生產逐步恢復，工廠基本復工。也就是說，我們已經過了要通過發錢來抗疫紓困的時期了，現在再發錢已經不再具有抗疫紓困的意義了。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疫情反覆的可能性。如果未來疫情出現反覆，我們就再次回到停產停工的時期，是否發錢就另當別論了。
從補貼對象的選擇上，在中國發放補貼也存在相當大的難度。發放補貼時，首先面臨一個問題：這個錢發給誰——是百萬富翁和困難群體一樣，人人都有一份補貼，還是隻發給困難群體？如果只發給困難群體，哪些人應該被救助、哪些人不應該被救助，如何識別應該被救助的對象？即便有各種發錢的理由，操作起來也依然比較困難。而在日本，不但所有日本國民而且旅居日本的所有外國人也都有10萬日元的補貼。日本政府發錢的理由很簡單：為了有效防控疫情，讓大家——無論是日本人還是旅居日本的外國人——都在家裡待著。不僅如此，其發放方式也很簡單：政府根據居民在冊的身份證給每個人發出“申請邀請函”，居民填好邀請函中的指定內容，寄回政府就算完成領取“慰問金”（日文為“見舞金”）的手續了。
“要儘快讓現有的整套社保體系運轉起來“
新京報：那在你看來，應該如何救助失業群體？
餘永定：對於失業人群，我們可以分成兩種類型：參保的城鎮失業人群、未參保的人群，而後者又包括城鎮失業人群和實行合同制的農民工。在決定發錢不發錢之前，應該先考慮如何發揮現有社保體系的作用，同現在所討論問題相關的社保體系主要包括失業保險體系、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農村社保體系。
第一，對於參保的城鎮失業人群應該由失業保險基金為他們支付失業保險。根據國家規定，對參保企業中的農民工應該足額支付給一次性生活補助，使他們離開原單位後可以回鄉務農，且有一定生活保障。疫情暴發在春節長假期間，恰好在這段時間農民工回家過年，目前還未返城的農民工可以暫時留在農村，也算是一種原始的就業保險形式。等疫情結束之後，他們可以再返城務工。
第二，對參保且並未失業，但工資收入因疫情受到嚴重影響的企業員工提供補貼。為了降低失業率，最近幾年人保部推出“穩定崗位補貼”。凡採取有效措施不裁員、少裁員，穩定就業崗位的企業，可申請穩定崗位補貼，補貼標準為本單位失業保險費總額的40%，所需資金均從失業保險基金中支出。儘管其合理性值得研究，這種補貼在當前情況下確實可以起到紓困作用。事實上，在德國等國家，政府鼓勵企業不因疫情而解僱工人，政府承擔了相當大比例的工資。
第三，通過低保系統為失業人群紓困。4月21日的國常會表示，對符合低保條件的城鄉困難家庭做到應保盡保，及時將未參加失業保險且收入低於低保標準的農民工等失業人員，納入低保、救助等範圍。利用當地的低保系統給當地的失業者發放救濟金的救助方式有可操作性。這一政策的出臺是非常及時的，有關方面應該儘快落實。
第四，可以利用精準扶貧的渠道，救助由於失去工作而陷入困難的在農村的群體。
第五，通過失業保險系統為未參保城鎮失業人口和企業紓困。2018年中國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為1.9643億人，對比全國就業人口7.8億人，參保率僅為25%。參保率如此之低，令人吃驚。另一方面，2018年底失業保險金累計結餘額是5817億。參保率低和結餘大，似乎說明大量真正需要參加失業保險的企業沒有參加失業保險。如果假設這1.96億人都是城鎮居民，則城鎮居民參保率也僅為44.5%。換言之，中國存在大量未參保的城鎮就業人口。對於未參保的城鎮失業人群怎麼辦？考慮到失業保險基金存在大量結餘，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政府是否可以考慮通過某種途徑，借用失業保險金的結餘用做未參保的失業人口的失業保險金？“穩定崗位補貼”是否可以推廣到未參保但還在苦苦掙扎的小微企業。
第六，還有一個群體不能被忽視。隨著疫情的好轉，不少農民工已經返城，但是有人因找不到工作而流落在街頭。地方政府必須利用現有救助機制，或撥出專款，幫助這些人返鄉或者進行其他的安置。
總之，我們首先要儘可能利用現有的社保體系和渠道，要儘快讓現有的整套社保體系運轉起來，儘可能完全地覆蓋失業群體，減輕城鎮失業者和被迫滯留在家的農民工的困難。
此外，在經濟運轉完全恢復正常之前，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政府和金融機構還應考慮如何延期償還債務，減免各種租金、利息和公共服務費用，以幫助中低收入工薪階層，特別是收入低、儲蓄少、各項剛性支出大的年輕人以及中小工商業者渡過難關。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所有紓困措施都是臨時性措施，沒有可持續性。比如，近6000億元的失業保險金結餘並不能維持太長時間。要想從根本上救助低收入群體，要從根本上解決失業問題，關鍵還是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失業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財政設立專門的支出項目救助困難群體“
新京報：在現有社保體系覆蓋的範圍之外，還有其他的幫助失業者紓困的途徑嗎？
餘永定：在充分利用現有社保體系為失業者紓困的同時，還應該考慮動用財政資金救助現有社保體系覆蓋不到的失業和隱形失業人口，特別是社保體系覆蓋不到的失業和隱形失業群體。我們並不知道在第一季度，政府財政到底支出了多少紓困資金。從政府公佈的第一季度全國財政預算可以看到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為9837億元，同比下降0.7%。這個數字令人錯愕。按道理，在這一項目下，政府支出同比應該有顯著增長而不是下降。也許，政府的紓困資金分散在其他支出項目之下了。
今年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肯定是十分困難的，但許多錢是必須花的。例如，對在抗疫過程中作出巨大貢獻的醫生必須給予充分獎勵，對於忠於職守的社區工作者也應該給以充分補償。所有這些錢都應該主要由中央財政買單。地方政府難以克服的財政約束，中央政府是不難解決的。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財政部設立了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資金(基金)。針對救助此次疫情中受影響的困難群體，中央財政也可以仿效當年的做法，設立一個抗疫紓困支出項目。有關的臨時性支出，作為一般公共預算的一部分在此項目下列支。
“刺激消費的根本出路在於經濟增長”
新京報：你對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的做法有何評價？
餘永定：發消費券的做法同發錢不同，其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刺激需求。從刺激消費的角度看，發放消費券比發錢有意義、有道理。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身的財力，來發放消費券。
發放消費券可以在短期內刺激需求，可以作為一個暫時的辦法，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刺激消費的根本出路在於經濟的增長。
從經濟學上講，影響消費的因素主要有兩個：現在的收入狀況、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從收入角度看，消費是收入函數，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才會增加。但消費和收入又不是同比增加的關係，這是因為消費還會受到預期的影響——哪怕現在收入增加了，如果大家不看好未來的經濟預期，可能也會把錢存起來，減少消費。同理，如果對經濟預期看好，哪怕現在收入不是很高，但可能也是願意提前消費。因此，只有改善了居民現在的收入狀況和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大家才願意花錢消費，而這兩樣最終都需要經濟的增長才能實現。
我的觀點始終是，經濟增長是硬道理，有了經濟增長，才會增加就業機會，收入才會增加，消費也會隨之增長，從而形成良性的循環。沒有經濟增長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失業問題的，也無法紓困困難群體。
當然，我所說的增長不是盲目追求政績的增長，不是“挖坑埋坑”的增長，而是惠及民生的增長，加強經濟安全的增長，推動自主創新的增長。一句話：可持續的增長。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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