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巍1994年上北京之前，是个踌躇满志的青年，觉得自己能写歌，而且写得还不赖，比当时大红的郑钧更有力量。
他直奔当年签了郑钧的唱片公司“红星音乐生产社”（这家公司也签了田震），拿出了自己当时的代表作（也是日后歌迷极为推崇的作品）——《两天》和《青鸟》。然而老板听完，兜头给他浇了一瓢凉水：
“首先你形象一般，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我是老板，做唱片这么多年，要把你捧红太难。另外，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老板让他回西安去等消息。这对于满怀希望的许巍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其实在他去北京之前，打击已经不期而至了。当时许巍组建了一支乐队，名字叫“飞”，可谓宏图大志。然而在二三线城市这样的乐队生存是艰难的——零下几度还要坚持排练，练完了只能到大街上吃碗汤面。与此相比，外界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有一天许巍来到排练的地方，队友们已经不辞而别人去楼空，去沿海歌厅打工挣高薪去了。
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促成了他写出灰暗和撕裂的《两天》与《青鸟》。
1995年，许巍终于接到红星签约的通知，来到北京做他想做的音乐。1997年《在别处》出版，这张他寄予厚望的专辑出来，并没有在市场上引起多大的反响，许巍的生活也没有因此得到多少改善。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住在一间不足六平米的宿舍，每天弹八个钟头的吉他，坚持着写了两张专辑。等到第二张专辑《那一年》录制的时候，他得了抑郁症。
雪上加霜的是，《那一年》在2000年推出后不久，红星生产社状况不佳，许巍一度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不得不收拾行囊，带着绝望回到了老家西安。
后来许巍说：“所有得抑郁症的人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可以想象，一心要做Kurt Cobain（涅槃乐队主唱，后自杀）那种类型的音乐，要惊天动地的许巍，在一连串打击下，心理承受力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他对自己的音乐和之前的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信心。
回到熟悉的家乡，他的心情稍微安定了一些。整整一年多没摸吉他，抑郁症似乎也轻了一点。他开始寻思接下来如何生活，要不要去做生意，开间小店，简简单单地生活，坦坦荡荡、自由自在、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什么大成就，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总不能一直钻在牛角尖里不出来吧？
通过自己的思考和领悟，加上朋友和亲人的安慰，许巍终于慢慢走出了心灵的困境。2001年，他再次接受北京唱片公司的邀约，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只不过这一次，他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学会了用一种平凡人的心态去从事创作。他做好了准备，随时能从音乐中抽身，去过自己平凡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执着。
生活有时是很恶作剧的，当年他求之不得的东西，在他已经放下的时候，统统不约而至。他的新唱片《时光·漫步》大卖，歌迷不断翻番，演唱会十分成功，他终于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然而他的心已经不复从前。如今他想要的，无非是——
“我希望我回到生活里做普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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