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茶馆，成都人的“盐”

大铜壶、竹椅子、盖碗茶，或摆在河边树林，或藏于闹市街区；喝茶看报掏耳朵，下棋打牌谈生意，一切随您自便一一这就是成都老茶馆的风貌。

老舍先生在小说《茶馆》里，生动描写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在成都，也有一位知名作家，精彩记述了民国年间老成都的市井生活，他就是李劼人。

在李劼人笔下，茶馆林立是老成都特有的风景。全城不知有多少，一条街上总有一家；河边、街角、庙宇、公园内都能找到。有一把大铜壶、七八张桌子的小茶铺，也有细瓷细碗、四五十张桌的大茶馆。作家萧军1938年曾来到成都，感慨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

成都人喜爱泡茶馆，就像做菜离不了盐。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茶客，都能在茶馆里找到无拘无束的快乐。茶馆，可不只是喝茶的地方；它是成都生活的“万花筒”，世相百态尽在其中。

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内（解放前叫做“少城公园”），有一处百年历史的“鹤鸣茶社”。想当年，郭沫若、叶圣陶、沙汀、艾芜等文人作家常在此逗留。民国年间，这家茶社是学校教员们最为集中的聚会场所。为啥呢？因为每年六月和腊月的假期里，教师们喜欢聚到“鹤鸣”交流职业信息，校董和校长们也常揣着聘书到这里物色人才。当时的教员全是聘用制，没有铁饭碗，所以岗位竞争激烈，被老成都戏称为“六腊之战”。

现如今，鹤鸣茶社犹在，“六腊之战”已成传说。也许那几棵参天的梧桐树、那几张流传至今的大理石茶桌，更清楚当年的故事。现在的鹤鸣茶社依然保持了竹椅、盖碗、老虎灶的传统样式。门口的洗手池颇有创意，是一把流水的大茶壶。茶社门柱上有一幅黑漆烫金的对联：

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读来耐人寻味。

其实在当时，像“鹤鸣”这样的大茶馆还有很多家，且各具特色。譬如解放前的东城根街，曾有一家“锦春楼”大茶馆。冯玉祥、巴金、胡愈之等名人都曾慕名光顾。为啥出名呢？据说锦春茶楼有三大绝活。

第一是堂倌周麻子的茶艺，将一把大铜壶耍得行云流水，两米外掺开水不洒点滴。第二是坐堂讲书的贾瞎子，仅凭两把竹琴和一张嘴，就能唱出千军万马的气势。第三是斯胖子亲手炒制的花生瓜子，颗粒饱满，香脆可口，也是一绝。

当然，高档茶馆并非主流。在老成都，各行各业、各种收入的人群都能找到相匹配的“老窝子”。譬如教书匠爱去“鹤鸣”与“二泉茶楼”；公子阔少们喜欢梅花庵与湖心亭一带；机关职员常去“琴鹤轩”。做生意的习惯在荷花池一带喝茶谈事，喜欢花鸟的人，更喜欢光顾鸟市旁的“惠风茶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成都老茶馆早有市场细分。

老成都的茶馆不仅数量多，经营内容更是五花八门。那些桌椅嘎嘎响、烟味弥漫、笑语喧哗的大众茶馆，不仅为生意人提供空间，还是一个劳务市场。同业商人在这里交流信息，外乡人来这里寻找工作，老板们来这里物色伙计。还有一些手艺人，干脆把茶馆当做了工作场所，一边喝茶，一边帮人修理扇子、雨伞等物件。至于卖叮叮糖的、擦皮鞋的、看相算命的、卖豆花的、掏耳朵的更是手摇各式铃铛响器往来穿梭。您需要什么，抬手一招就到眼前。

旧时老茶馆还有”卖风”的，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夏天跑到茶园里，拿把扇子给茶客煽风。遇到好心的茶客，就会得到几文钱小费。夏天可以“卖风”，冬天就可以“卖火”。就是小孩子提着小火炉，放在茶桌边帮客人取暖，凭辛苦也会挣到一点零花钱。现在的城市孩子，当然不会有这种生活体验。

旧时茶馆还是老百姓调解纠纷的场所。如果邻里之间发生矛盾摆不平，就会各自叫上街坊邻居，再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中间人，一起到茶馆评断是非，俗称为“吃讲茶”或“摆茶碗”。一场茶会下来，理亏者买单，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不仅如此，袍哥人家拜码头、江湖人士盘道，也经常选在茶馆内进行。这时候，杯盏交错之间要用江湖暗语应答，茶碗阵的摆放也必须按规矩来。譬如要测试来者身份，就会一盘端上两碗茶，一只放盘内，一只放盘外，同时念道：兄弟分开一首诗，心中红英无人知。来人如果是内行，就知道这是“木杨阵”；便会将盘外茶移入盘内，再举杯应答：木杨城里是乾坤，结义全凭一点洪，今日义兄来拷问，莫把红英当外人

。

这种业态混搭、海纳百川的传统茶馆，正是老成都的特色。那些老茶馆就像一个个生态群落，生发出相互依存的各种小生意，也将形形色色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构成一幅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画卷。“忙里偷闲吃杯茶去；苦中作乐拿壶酒来”，这副小茶馆门口的对联，正道出了成都人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如果你在二十年前来到成都，还能很方便地找到这种消费低廉的露天老茶馆。现如今，高楼大厦越建越多，房租越来越贵，城管大哥们越来越敬业，这种传统老式茶馆也就日渐稀少了。而时髦的咖啡馆、增设雅间和功夫茶的高档茶楼倒是越来越多。不过，成都毕竟是成都。骨子里的休闲是改不掉的。舒适安逸的老茶馆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在延续着老成都的休闲文化。

（中旅发展—老铁（原创），首发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