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日本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之一。那麼為什麼日本許多戰犯被送上了國際軍事法庭接受世界的審判，而作為當時日本最高統治者的裕仁天皇卻沒有受到審判?這在戰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蹊蹺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投降後，日本國內部分民眾、國際仲裁機構都認為天皇對戰爭應負起責任。日本國內一些進步群眾團體的領袖以及部分深受戰爭創傷的同盟國呼籲:裕仁作為戰爭期間的國家元首是發動戰爭的元兇，理應作為頭號戰犯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與懲罰;並再三提出應廢除日本天皇制，改變日本現存的政治體制。為清算法西斯餘孽，重建世界和平與公正，戰後在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澳大利亞法官威廉・維著作為軍事法庭的審判長也認為:“如果不審理天皇，戰犯一個也不能處以死刑。為了維護法律的公正，他應在國內或國外受到拘禁。”甚至裕仁本人也感到理虧，難以面對憤怒的世人，他覺得應理所當然地負起戰爭的所有責任。
於是，一個歷史性的會面便決定了裕仁天皇的命運，世界歷史也添上了幾許神秘的色彩。1945年9月27日上午9時，裕仁頭戴大禮帽，身穿燕尾服，親自正式地晉見了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將軍，當時這位聲名顯赫的將軍是盟軍駐日本佔領軍的最高官員。在這次具有特殊意義的會見中，裕仁天皇表現得體、態度坦然，勇敢地承認“對於日本政府的每一個政治決定和軍事行動……我是惟一的責任者”。也正因如此，裕仁天皇給麥克阿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若干年後這位上將回憶起裕仁時曾說:“在當時，我感到我面對著日本第一個當之無愧的有素養的人。”作為盟軍駐日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指示裕仁否定日本註定統治世界的“大東亞”觀點，維護世界和平，肅清國內黷武精神。裕仁都一一照辦。
在通盤考慮美國國家利益和盟軍面臨的形勢後，麥克阿瑟在向總統杜魯門的彙報中聲稱，“不能把日本昭和天皇作為戰犯逮捕”。因為基於長久以來天皇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及對日本民眾的影響，保留天皇有利於幫助盟國控制日本。根據麥克阿瑟的建議，並考慮到政治上的需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員以表決的形式作出了裁決: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類起訴，均不予受理。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美國基於國家利益及全球戰略的考慮而給日本天皇的一塊“免死牌”。第二年4月3日，遠東委員會決定對天皇不予起訴。
6月18日，遠東審判首席檢査官基南在華盛頓宣佈對天皇不以戰犯論處。與華盛頓相呼應的遠東審判日本辯護團一致通過決議:“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歷史就這樣給我們開了個玩笑，當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甲級戰犯接受絞刑之時，戰爭中日本的最高領袖裕仁天皇卻安然無恙，這是歷史的錯誤還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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