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国主李元昊自称“大夏皇帝”,挑起了新一波的宋夏战争。

旋即几次关键战役的大败,深深地重创了宋朝军队及其统治秩序,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具体而言,接二连三的军事挫败,对当时宋廷所造成的影响有两方面。

一方面,军事上的失败迫使宋廷必须大量抽调内地的军队,去填补陕西前线的战力空缺,进而前线以外的地区,呈现了“军事真空”的状态。

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各地战力不足的情况,宋廷开始在各地强募平民为兵,使得军队的数量迅速增加,而随之膨胀的军费,也对朝廷的财政造成巨大的压力。

其实,在“澶渊之盟”前,宋廷为了对抗外敌而扩大军事动员,不乏其例。不过,那些动员大多是以暂时性的征兵为主,那些士兵仍需务农,并非以兵为业,故朝廷无须花费大笔资材来担养他们的生计,不会给财政带来过重的负担。

然而,当面对军事威胁时,“火烧眉毛”的宋仁宗却未师法前朝,反倒是大幅扩张正规禁军的规模,组建起了一支“宣毅军”,来补充战力。

而让宋仁宗做出这番改弦易辙的,是当时在文臣之间甚嚣尘上的“土兵论”。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土兵论”并非毫无缺陷

“土兵论”就是以土人(即生长于当地之人),作为该地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来取代“更戍法”下必须常年到他乡执行任务的禁、厢军。

事实上,“土兵论”并非始见于宋仁宗时代,早在宋真宗时就有人提出过。咸平年间,一位尚未入仕的文人陈贯,就曾上书提议。

陈贯认为,禁军常年待在京师休养,不如边境居民那般熟悉敌情、地势;而且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当地居民态度积极,不会像禁军一样既消极又骄惰。

陈贯的意见,虽然在当时没有被宋真宗接受,但在“澶渊之盟”后,其意见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施行。

宋真宗对于边境的防御部署,逐渐由地方的厢军或乡兵,来取代所费不赀的中央禁军,并且允许这些地方守军的兵籍可以“父子相代”,或者由当地居民替代,而不必再经过中央的拣选。

不过即便如此,宋真宗并未有意让“土兵”取代全部的禁军。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宋真宗剧照

宋真宗承认“土兵”的确有其优点——“皆劲勇,且知山川道路”。但他并不认为其能完全取代禁军,因而对“土兵”的员额进行了限制。

事实上,“土兵”绝非陈贯所形容的那般毫无缺陷。

“土兵”虽然能掌握边境的军情及地利,但是他们的武艺却有待质疑。如大中祥符年间,一位在河东任职的武臣就指出:当地“土兵”虽擅长骑马,但疏于战技。因此,他建议朝廷指派京师禁军的有能之人,前去担任当地“土兵”的队长,借以提升其素质。

宋仁宗虽然搁置了“土兵论”,但似乎有所动摇

宋仁宗即位后,类似陈贯主张的意见,仍时有所闻。

宋夏战争爆发之后,主持西北军事的夏竦,更是大力鼓吹“土兵”的好处。他上书请求“募土人为兵,号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人,以代东兵。”

对此,他的理由如下:

“今募土兵,一则劲悍……二则识山川道路……三则代东兵归卫京师……四则岁省刍粮巨万……”

在夏竦的分析中,他对“土兵”之利的看法,大致跟当年陈贯的主张类似。除此之外,他还提醒宋仁宗:招募“土兵”,另有两点额外的好处。

其一,当年陕西收成不好,刚好可以用“募当地居民为兵”的方式来实施救济。

其二,军队规模大幅增加,可以对西夏产生威吓的作用。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夏竦剧照

不过,虽然夏竦如此振振有词,但反对的声浪,也随之而起。如龙图阁直学士杨偕质疑“土人可以积极战斗”的说法,他认为增募“土兵”只是“徒费国用”而已,因为“土兵”招募之后“虽三二岁未得其用”,绝非夏竦所言——“量加训练而能取胜”。

在杨偕的强力反对下,夏竦的提议暂时遭到搁置,不过随后又有不少文臣支持夏竦的看法。

例如陈执中认为陕西边陲之地“须广土兵,减骑卒”;王拱辰出使契丹回来后,也说:“契丹不畏官军而畏土丁……”而这些意见,似乎被朝廷接纳了。

宋仁宗派出了几位大官,去河北拣选当地乡兵;同时,又下令征选各地牢犯、强盗为军,将厢军中不满40岁者添入禁军,以此填补战力。

然而,这一次的扩军行动,却引出一场意料之外的风波。

欧阳修好友尹洙郑重上书,重提“土兵论”

风波起自于东京八作司之一的御辇院。原本,御辇院的士卒虽被归为厢军,但他们仅专司宫内制辇、抬辇一事,跟其他八作司一样,都只是单纯的役卒而已,并没有军事上的能力。

可是,朝廷的命令下来后,许多都辇官都被选入禁军。这些人跟他们的家属极度不愿意就此踏入戎途,因此结伙千余人一同在路上拦截中书、枢密两府大臣,向他们诉冤。

由于事出突然,担任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的老臣张士逊,受到惊吓、不慎坠马。宋仁宗下令将此事交由枢密院议处。

最后,枢密院决定将带头抗议的两名军卒处斩,其余跟随者流放充军,并仍然将都辇官们选入禁军。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欧阳修剧照

或许是因为这场风波的关系,欧阳修的好友、在陕西担任经略司判官的尹洙,再次郑重地上疏,请两府大臣讨论增募“土兵”一事。

只是,这一次尹洙的提议,却又受到三司使郑戬等人的反对。他们告诉宋仁宗:若在西边增募“土兵”,则必须为他们建造新的营舍,所费不赀;况且“土兵”不用刺面,因此与一般禁军有异,恐怕会造成不合,容易引起冲突。

所以到了最后,宋仁宗还是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再度将招募“土兵”的提议搁置下来。

“火烧眉毛”的宋仁宗,组建了“宣毅军”

到了庆历元年,形势急转直下。宋朝大军在好水川一战被西夏彻底击溃,宋仁宗几乎失去他在陕西一半的军事力量,而陷入恐慌。

也因此,就在宋仁宗得知“好水川之战”惨败的结果后没几天,他便下令在各地大规模募兵。

这批新募的禁军,被称为“宣毅军”。根据《宋史》的记载,宋仁宗在短短几个月间便增加了近十万以上的禁军士兵。

可想而知,此次募兵不但会给民间带来不安,还会为宋朝政府带来相当庞大的财政压力。

在各地大肆招募的“宣毅军”,并没有起到保卫地方的功用。相反地,有一只戍守在光化的“宣毅军”竟然发动了一场兵变。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宋仁宗剧照

“宣毅军”戍守之地,竟成无主之地

宋仁宗前期的宰相韩亿之子韩纲,带领了300名“宣毅”士兵戍守光化。由于韩纲平时个性急躁苛刻,士卒平常就对他有所怨言。

例如当地居民提供了酒食招待守军,但韩纲却扣下一半,拿去市场卖掉,换成兵器;而军队伙食又时常难以下咽,故士卒之间弥漫着一股不满的情绪。

恰巧,有几件事情激发了士卒的怒气。

当时有朝廷派来的监押使,带着部队经过光化,当地富民想要捐献军钱加以资助,却被韩纲挡了下来,因为韩纲认为“本军之士尚无钱给之,何有于监押?”

而这件事传到军中,却被说成是韩纲拒绝了民间捐钱给他们,因此士卒们格外愤怒。

同时,军中一位小校被韩纲指派画城内军图,但一直不能完成,故韩纲在一怒之下,恐吓要斩小校,并且每天都派刽子手站在办公厅前。

这个激进的行为,激发了军士的不安情绪。

刚好有一天,一位当地的捐官拜访韩纲,韩纲客气地说:“无须拜见之礼”。这句话被正在厅外用餐的军士听见,以为是捐官要捐钱,但又被韩纲拒绝。

于是,有位名叫邵兴的小校,便鼓动军士绝食,并将蒸饼丢入韩纲庭中作为抗议。这举动当然使韩纲勃然大怒,他下令将丢饼的人下狱。

隔日,狱司要追问丢饼的共犯,带头绝食的邵兴十分恐惧,便纠众夺兵器库,发动兵变,于是城中大乱。

乱中,韩纲成为兵变者追杀的目标,但他侥幸逃脱,而其他官吏也皆逃跑,光化顿时成为无主之地。

邵兴等人便循蜀道向兴元府方向逃亡。由于事出突然,附近守臣皆未防备,邵兴见状开始揭榜招募附近州军的役兵、牢犯,想要借此壮大声势。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韩琦剧照

此时,正在陕西宣抚的韩琦立刻作出应对。他先是派人将附近地区的役兵和牢犯加以拣选,或令他们回到驻地,或将他们移往他州,或押送至陕府填补当地厢兵的缺额。

因此,在韩琦这番调动之下,邵兴无法招募到更多的跟随者,只能继续往西方逃窜。

邵兴等人虽然一度击败兴元府所派出的州军,但他们不敢攻打有禁军虎翼驻守的洋州,只好从山区绕道,因而最后被官军追上、击溃,前后历时约近一个月。

邵兴等人之所以会发起兵变,除了是韩纲个人失于跟下属沟通的结果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新募之兵认为他们的待遇不公。

从“韩纲苛减军食,并且努力筹措军资”的行动,可以推论当时宋廷并未给予这些“宣毅军”足够的资金,来维持日常的运作。

宋廷的总体反应令人失望,只有两个人发言“一针见血”

遗憾的是,在朝中的大臣们虽然在事后进行了检讨,但他们仍然认为主帅的失职以及士兵的骄纵,才是问题关键,因此决定严惩韩纲以及叛兵。

例如欧阳修便认为此事因韩纲酷虐兵士,又有弃城之罪,故情无可恕,要求宋仁宗不能就此姑息,应将其处以大刑。

只有同样担任谏官的包拯,注意到这起兵变,与早先大规模的募兵政策有所关联。

包拯曰:“臣窃见近年天下添置宣毅指挥,以为郡县之备,诚不可阙也……今来所在屯聚,乃大为州郡之害,骄悍狂悖,结成群党……”

换句话说,在包拯看来,“宣毅军”的设置并未起到“增加地方守备”的效果,反而成为“州郡之害”,是地方秩序中一颗不稳定的“定时炸弹”。

因此,包拯建议宋仁宗将各地“宣毅军”重新编遣,并将之移驻他地,以免他们暗地自成一党。

宋仁宗的“宣毅军”:看起来很美好,却没能真正提升宋的军事实力

《清平乐》韩琦剧照

韩琦则认为“宣毅军”应当加以裁并。他明确地指出,过去“无论州县大小都驻兵防守”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本来就有县卫、巡检可用,无须多屯“土兵”。是以,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将已招募的“宣毅军”加以裁并,这样至少可以减缓财政方面的压力,不会落入国用不足的困境。

结语

包拯与韩琦的观点,颇令人深省。两位名臣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类似“宣毅军”这样的“土兵”,很容易凭借他们在当地的人际网络形成一股势力。

正因如此,两位名臣的解决办法,都是将“土兵”裁减、重编、调离他处。

然而,若如此,宋仁宗当初着眼于“土兵”熟知地形、愿意爱乡护土的优势才建军的“如意算盘”,便完全落空了。

这亦表示,宋仁宗在各地增扩“宣毅军”的行为,并未实质提升朝廷的军事力量,相反地还拖垮了原有的军中秩序。

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并不仅止于内地的州郡,甚至还波及到北方的边防要地,埋下了一笔难以掌握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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