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包括華裔在內的許多群體在世界各地遭到歧視和排斥 ，近期又有報道稱部分非洲國家公民也因疫情在廣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疫情歧視”緣何產生，作為社會一份子的我們又該如何預防和應對？聯合國新聞為此特別採訪了關注種族歧視問題的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Tendayi Achiume）
部分勢力蓄意煽動“疫情歧視”
兒基會圖片 | 居住在美國西雅圖的索菲亞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寫有“不是敵人”的自拍照。編輯
為何在最需要全球團結一致抗擊疫情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了這麼多的歧視、仇外和不容忍？
阿丘梅：“你說的沒錯，這確實令人費解。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在疫情期間遭遇歧視的，許多都是長期承受不容忍、排斥和偏見的群體，比如在美國的亞裔，以及被認為是亞裔的人。不少法律學者就曾指出，在美國，亞裔始終被看作是‘外國人’，哪怕已在當地出生繁衍了好幾代也一樣。”
“此外，還有近期在中國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非洲公民，以及在一些歐洲國家被指責為‘傳播病毒’而遭到排斥的羅姆人，這些群體在歷史上都是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的長期受害者，在疫情之前就是如此。可以說，這一波“疫情歧視”是
將原本較為隱蔽的種族偏見徹底揭示了出來，在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暴露得越發明顯。” 聯合國圖片 | 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問題特別報告員阿丘梅。編輯
“與此同時，還有部分可以稱之為‘歧視心理投機商’的人，包括政客和媒體，希望利用、加劇和煽動這種不容忍的情緒，從中謀利。比如一些政客主動出來發表公開或暗示性的仇外言論，還有美國總統多次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等。我在今年3月21日‘消除種族歧視國際日’期間所發表的聲明裡也提到了這一點。”
“此類行為表明，政府高層對於將特定區域、特定團體和特定人群汙名化持接受態度，某種程度上，這麼做只會讓此前被公認為無法容忍的一些個體歧視行為轉而得到默許。”
想必這種歧視性的言論和行為是非常有害的。
阿丘梅：“毫無疑問。首當其衝受害的就是遭受攻擊的團體和個人，還有被誤認為屬於這一團體而無辜遭殃的人，比如就曾
有越南公民因被誤認為是華裔而遭到襲擊的例子。”“在美國，我們看到的包括言語攻擊和社會汙名化，華裔和亞裔被人吐口水或是遭到毆打。實施此類襲擊的人認定，被害者所屬的民族或種族與病毒的傳播有關，雖然科學早已明確這並非事實。
“病毒不分種族，沒有哪一個人種天生就更容易感染和傳播疾病，只有社會的結構性排斥、無法獲得足夠的醫療救治，不能充分享有基本的人權，才會讓某個特定團體在病毒面前顯得尤其脆弱，美國的非洲裔社區就是一個例子。”
兒基會圖片 | 來自西班牙的克拉拉繪製插畫，指出汙名化只會影響防疫工作的開展。 編輯
“歐盟的‘基本權利機構’（Fundamental Rights Agency）最近發表了一份有關新冠疫情對人權影響的報告，其中也談到了歧視問題。報告提到，在歐洲的亞裔，包括被視作亞裔的群體，在疫情期間租房被拒、無法獲得醫療服務，進入學校和餐廳時遇阻，此類遭遇甚至在社交距離措施頒佈前就已經開始。”
“而在中國，則有非洲國家公民在廣州被驅逐出住所，護照遭沒收，無法進入餐廳等事件的報道。這些事件對受害者的身心都會造成嚴重的不良後果。”
此類行為對全社會的防疫工作有哪些影響？
阿丘梅：“病毒不會遵循種族分界，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採用帶有種族主義的做法，只會將每一個人都置於危險的境地 。比如，有傳聞指出，即便目前歐美已經成為疫情高發區，一些機場仍會將亞裔或是因外觀而被認作是亞裔的人單獨挑出來進行盤問和檢查。”
“基於種族定性而非科學手段來決定檢測對象，讓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見滲透進疫情防控政策，會讓整個社區、整個社會都面臨嚴重風險。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所引發的不實信息甚至可能讓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張靜|在泰國曼谷國際機場，戴著口罩和一次性雨披的乘客正在辦理通關手續。 編輯
面對“新冠歧視”，作為受害者能做些什麼？
阿丘梅：“首先必須保障自己的安全，這是當務之急。其次，在安全有保證的情況下，應該對此類事件進行舉報，報警也好，向有關部門或是機構報告也好。舉報既是為了追責，也是為了留下記錄。在抗擊仇外心理、不容忍和種族歧視的工作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缺少相關數據，無法切實反映問題究竟有多嚴重。”
“有時這是因為受害者不願或不敢舉報，或是認為就算舉報也不會有任何結果。但即便不會有任何人被逮捕問責，舉報仍然很有必要，因為它能留下一份記錄，能夠用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推動社會採取系統性的應對措施。”
“如果不便報警，也可以嘗試
向非政府組織進行報告，比如在美國就有‘亞裔美國人法律援助與教育基金’等組織設立的專門熱線。”社會的其他成員又能做些什麼？
阿丘梅：“應對種族主義和仇外攻擊絕對不只是受影響群體的事，每一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都能公開發聲，反對歧視、仇外和不容忍。”
兒基會圖片 | 來自印度的12歲女孩卡尼妮卡繪製的畫作，呼籲杜絕歧視，團結抗疫。編輯
“對於身為少數族裔的受害者而言，社會主流群體對於他們的處境和所遭受的待遇漠不關心，面對種族歧視袖手旁觀，常常是最讓他們感到痛苦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看到此類事件時公開進行批評和反對，並向受害者群體表達支持非常重要。雖然並不是什麼事情都能通過在社交媒體上呼籲來解決，但在面對網絡攻擊時，絕對應該及時發聲加以制止。”
政府應當承擔哪些職責？
阿丘梅：“政府必須確保建立相應機制，嚴肅對待有關歧視問題的舉報，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對肇事者進行追責。要讓受害者投訴有門，要有針對性的政策來加以應對，並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
“我接到的報告顯示，在有些地區，警方對於有關種族歧視和仇外情緒的報告持懷疑態度，前去舉報的受害者常常被勸回，這說明執法隊伍當中可能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歧視和偏見，而無法嚴肅處理此類舉報，只會進一步加劇種族歧視和不容忍。”
兒基會圖片 | 難民與移民在土耳其埃迪爾內的邊境地區排隊等待，希望能夠過境進入希臘。編輯
媒體在這方面又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阿丘梅：“疫情暴發以來，有一些反對刻板印象和偏見的優秀報道，但也有一些媒體報道則有意無意地帶有仇外情緒和種族主義色彩。應該說，媒體對於少數族裔和邊緣化群體的刻畫是一個長期問題。”
“回想一下非洲人和非洲在包括中國媒體在內的許多媒體平臺上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回想一下電影等流行文化對於非洲人口的描繪，平時長期模式化地將某一群體與犯罪、疾病和落後聯繫在一起，在疫情等危機來臨時，日常潛移默化接受此類觀念的公眾，便難免依據這種刻板印象，做出排斥的舉動。”
“難民群體也是一樣。一提到‘難民’這個詞，大家腦海中的所呈現出來的畫面往往是衣衫襤褸的非白人群體，混亂地擠作一團。我們為什麼會這樣想？我們在媒體上看到了什麼？從政府官員的嘴裡聽到了什麼？
這些內容又是如何固化和加深了我們對於‘難民傳播病毒’的偏見，以至於讓我們對醫學和科學的結論都視而不見，甚至做出歧視性的行為？這些都是需要深入反思和探討的問題。”
人居署圖片 | 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馬塞裡（Mathare）貧民窟，2016年。編輯
有哪些方式能夠改變這種情況？
阿丘梅：“我認為教育非常重要，每一個人都應該更多地去了解少數族裔的處境，他們遭受歧視和邊緣化的歷史和現狀，以及漠視和無動於衷如何使情況雪上加霜。”
“聽起來似乎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但事實上，要把他人看作與自己平等的人，對他們所受到的歧視和排斥感同身受，著實是一大挑戰。比如，我們提到了非洲公民在中國受到不平等待遇，那反過來，中國公民在非洲所受到的待遇又是如何？”
“這兩個群體理應對彼此的境遇產生同情和共鳴，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卻並非如此。應該說，我們所接受到的，有關‘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教育，沒有很好地強調我們共同的人性，反而進一步加強了分歧和排斥，以及視他人為‘異類’的想法。”
“有關某些地區、某些民族的扭曲和不實的信息，構成了人們腦中的偏見，有些偏見非常根深蒂固。因此我認為
正確的教育非常重要，學校、媒體和娛樂行業，都應該幫助我們真正地將他人視為平等的個體，將其他民族視為與自己平等的民族，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各類有意或無意地歧視性行為。”您認為，此次疫情是否會進一步加劇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未來，少數族裔和各國“非本國群體”的處境是否會更加艱難？
阿丘梅：“我認為這個問題眼下並無定論，它取決於哪一方更願意投入力量去施加影響，也取決於每一個個體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所做出的選擇。我之前已經提到，有部分勢力企圖利用當前的不容忍情緒從中謀利，一些政客所發表的種族主義和仇外言論，正是利用種族問題拉攏選票，鞏固自身權力行為的動作。”
“但與此同時，也有許多領導人在堅定地批評此類行為，極力地推動平等和包容，他們的努力值得讚揚。如果政府能夠更加強有力地表明 ，歧視和仇外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所有社區，不只是受到影響的社區，都能站出來對此進行抵制，那麼情況就一定會向著好的一面發展。”
“面對這些惡劣的歧視行為，我們絕非束手無策。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並不是只有歧視、排外和不容忍，也有許多團結互助、激勵人心的溫暖故事，比如最近媒體所報道的，在瑞士等國的敘利亞難民為當地居民提供幫助等等。”
“有關歧視和仇外的消息難免佔據媒體的版面，映入我們的眼簾，但我認為我們也應該意識到，身為人類，我們能夠表達出多麼強烈的恨意和不容忍，就同樣能夠表現出多麼強烈的關愛和包容。而且，倘若一味只關注歧視和偏見，那就正中那些企圖從中謀利者的下懷了。”
疫情結束後，如何在立法和政策等層面做出改變，以避免加深歧視、偏見和分裂，避免在種族平等領域所取得的成果出現倒退？
阿丘梅：“要想在下一次疫情來臨之時避免如此嚴重的排外和攻擊——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次疫情絕不會是最後一次——就需要在平時投入精力和資源去抗擊種族主義，促進人人平等。”
“在疫情的緊急狀態結束後，有能力的機構和個人，應該向致力於應對種族歧視的團體提供支持。作為特別報告員，我發現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問題，即便在人權領域也鮮少得到關注，相關組織所獲得的資金與其他人權機構相比也非常有限，這讓我非常震驚。必須在非危機情況下加大對這一領域的投入，才能保證相關原則在危機來臨時能夠得到維護。”
“此外，學生應該要求獲得更多有關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 ，以及如何應對此類問題的教育，推動教育向更加包容轉型，更加適應當今多樣化的社會。記者、國際人權機構、律師，以及每一個人，都應該主動去了解有關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的知識，提升自己在相關領域的素養。這樣，在下一次危機來臨時，社會便會有更加堅實的基礎，能夠對此類行為進行更加有效的回擊。”
“比如你是廣州的居民，那麼等疫情結束後，不妨設法瞭解一下，非洲國家的公民在廣州的生活狀況如何？自己能做些什麼來為他們提供幫助？如果你是紐約的白人居民，那麼不妨問問自己，作為一個亞裔、非洲裔或是拉美裔，生活在紐約是何種感受？如何讓自己所在的社區，對這些群體更加平等地包容和接納？”
“應對歧視和排外，並沒有一勞永逸的簡單方法，只有靠每一個人持續不斷地去投入時間和精力，共同去把我們所希望看到的，人人和睦相處的世界變成現實。”
“回到我們最開始所談到的，為什麼歧視和不容忍偏偏在最需要全球團結的時候抬頭，應該說，在疫情暴發之前的一段時間，
對於倡導平等和杜絕歧視工作的投入減少了，全球範圍內對於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的抵制態度不像之前那麼堅決了，現在的這一波‘疫情歧視’就是我們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滕達伊·阿丘梅
滕達伊·阿丘梅於2017年被任命為聯合國當代形式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特別報告員。她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院的法學教授，兼該校人權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全球治理，以及殖民主義對當代跨國移民的法律和道德影響等。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由人權理事會任命，以個人身份獨立開展工作，對特定人權議題進行調查、監測並發表公開報告，最長任期六年，他們不是聯合國僱員，也不在聯合國領取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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