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頭治理，情法相融，糾紛化解由治標向治本轉化，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調解出城市中的“人情味”。
2015年，4800多件；2019年，14000多件。
這是秦都區人民法院立案登記的兩組數字。
地處咸陽市主城區的秦都區，有99個社區，城鎮化率達到93%以上。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大量外地流動人口湧入城區，加之人民群眾維權意識普遍增強，各類矛盾糾紛呈井噴式增長。
為了從源頭上解決問題，秦都區探索推行黨建引領、源頭治理、多元解紛的“三三制”工作模式，解決群眾身邊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面對矛盾糾紛，我們更需要關注深層次的源頭治理問題，實現‘將矛盾消解於未然、將風險化解於無形’。而這些，恰恰也是新時代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秦都區委書記謝軍說。
“多摸一塊石頭又如何？”
秦陽花園小區正在加裝電梯，施工材料不慎掉落砸在小區業主的車頂，車主要求賠償1.5萬元，“肇事”的施工單位卻既不配合也不道歉。
這下車主火了，要去法院起訴對方，賠償金也要翻倍才肯罷休。秦陽社區上門調解，業主才說：“咱也不想打官司，也不在乎能賠多少錢，就是咽不下這口氣。”
“起訴、立案審查、排期開庭、開庭審理，一個案件的訴訟過程，普通程序要6個月審結，但有的群眾還是要訴訟，為的就是爭一口氣。”負責這次調解的陳楊寨街道辦司法所所長杜永會說，爭了這口氣，那就真成“仇人”了。私下裡解決問題，可以化解案件後續的問題。
在秦都區政法委副書記宋文偉眼裡，當下矛盾糾紛呈現出糾紛主體多元化、利益訴求複雜化、糾紛類型多樣化等特點，導致各地法院訴訟案件大幅增長。
原本各基層單位都有法官工作室，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發揮的效果卻並不明顯。究其原因，作為社會治理領域的一部分，矛盾糾紛化解也是一個系統工程，僅靠人民法院一家顯得“勢單力薄”。
“只有黨委領導，有效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優勢，在法治軌道上統籌各方面力量和各種資源，才能形成社會治理的合力。”秦都區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鄭軍說，把司法觸角延伸到基層，推進源頭治理工作，黨委和政府共同參與，切實有效避免和減少矛盾的發生。
2019年8月8日，《咸陽市秦都區開展黨建引領、訴源治理、多元解紛“三三制”工作實施方案》正式出臺。第二天，區上就召開了動員會，方案涉及的所有單位全部到場，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也加入了這次基層治理實踐。
為保證“三三制”落地生根，秦都區將這項工作從法院主推上升為黨委主抓，成立黨建引領源頭治理多元解紛工作臨時黨委，由區委副書記高航校擔任臨時黨委書記，7名區級領導和市中級人民法院1名黨組成員、副院長擔任副書記。
派駐街道和13支法律服務隊也成立臨時黨支部，支部書記由市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下派秦都區的13名業務庭長擔任，併兼任所在街道機關支部副書記，與街道工作有機融合。
從此，政府職能部門、行業協會、社區村鎮、法院“各自為戰”局面改變了。多數糾紛通過非訴方式及時就地解決、少量訴訟通過調解和速裁程序快速解決、疑難案件通過精細化審判解決，矛盾糾紛化解效果顯著增強。
“‘三三制’實施的數月裡，我們摸著石頭過河。失敗了，我們多摸一塊石頭又如何？”談及這項工作推進過程，高航校說。
三級平臺、三輪調解
2019年8月中旬，不少群眾聚集在咸陽一城一市海鮮商場門口，情緒激動，一場群體性糾紛即將觸發。因商場經營權轉包，61名員工沒拿到工錢，大家集體上街討薪。
轄區的玉珠商圈法官工作室很快介入受理，但經過多次協商，依然沒能解決問題，便上報到了古渡法律服務工作站進行第二輪調解。
在第二輪調解中，古渡法律服務工作站組織法官、律師、司法員以及轄區“六老”等基層調解力量加入，開展多元化調解。
2019年9月2日，商場新負責人先行墊付了全部工資，工人恢復上班，商場也開始正常營業。一場群體性事件的化解，讓群眾感受到了滿滿的人情味，這也是“三三制”工作法的有效之處。
憲法宣講進社區
“三三制”實施以來，秦都區99個社區和29個村按照“條塊結合、劃片調處”的原則，駐紮著23個法官工作室，由其作為發案始發地的第一“解鈴人”進行首輪調解。
像玉珠商圈法官工作室一樣，若調解無效，則轉入包含法官、司法行政人員、人民調解員、律師等專業人員組成的街道法律服務工作站或專業調解委員會進行第二輪調解。
如果社區、街道層面都解決不了的怎麼辦？
秦都區專門成立了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由其進行第三輪調解。“三級三輪調解+專調委調解”糾紛化解機制，形成區、街道、社區（村）三級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源頭治理平臺。綜合服務中心就設置在區人民法院大廳內，與區人民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聯調中心、速調對接中心合署辦公。
萇小利本是到法院訴訟的，看到中心的勸導書便直接找上門來。
他與某公司簽訂了裝修合同，在施工過程中，對方沒有按照他的新要求裝修。隨後，雙方發生衝突，萇小利拒絕讓工人繼續施工，並要求該公司返還全部裝修款2萬元。
此時，萇小利已經預付了90%的錢，工程進度只剩下最後一點收尾，公司也不同意返還全部資金。
在社區和街道兩輪調解都沒能解決後，案子又回到了社會治理綜合服務中心，中心把案件按區域進行分流。
2019年12月5日，由專職駐派法官張天增、霍志文擔任主調人，駐派律師王金虎、韓潔擔任輔調人，對萇小利和裝修公司負責人李強進行調解。
這一次，在四位調解員的勸說下，萇小利和李強相互妥協、彼此退讓。最後，李強願意退回6000元裝修款，萇小利也表示接受，並約定在第二天早晨在中心交付現金。
“當然，如果仍然調解無效，就直接導入立案訴訟程序。三級平臺、三輪調解，也是‘三三制’名字的由來。”宋文偉介紹。
凝聚基層社會治理合力
2019年10月11日，渭陽西路街道辦法律工作服務站收到了一面錦旗。調解員蔡養洲見到後笑得合不攏嘴，這是他調解眾多矛盾糾紛，最開心也最有成就感的時刻。
3年前，張靜與丈夫柳林因家務事協議離婚。協議約定孩子由男方撫養，女方每月支付500元撫養費，節假日女方可隨時探望孩子。但離婚後，丈夫卻拒絕張靜見孩子，雙方因此產生矛盾。
介入調解過程中，雙方面對面爭吵中都掉了眼淚。蔡養洲覺得，這事不簡單，兩人還“有戲”。他與律師淡晶分別和兩人溝通，瞭解到離婚的小兩口仍有感情和不捨，卻因過去的矛盾誰都拉不下面子。
在服務站的調解與說和下，張靜與柳林不但化解了之前的矛盾，還撤銷了離婚協議，馬上去民政局復婚。第二天，夫妻倆專門給法律工作服務站送來了錦旗。
“不僅化大了小，還要化怨為和。這才是源頭治理應該達到的效果。”蔡養洲認為。在一次次糾紛和矛盾的處理中，他感觸良多、收穫頗豐，“社區、街辦就是小社會，也最接近人民群眾，基層幹部需要學習如何與居民打交道。”
法律專家為民解憂
“三三制”工作法的推進，讓秦都區黨員幹部瞭解民情、豐富人生閱歷的同時，也提升了群眾工作能力，涵養了為民情懷。
全面提升源頭治理的水平、實現社會共建共治共享，還需廣泛彙集民智，通過培訓和激勵措施最大限度凝聚基層社會治理合力。
在芙蓉社區，有一群轄區居民、相關專業人士組成的志願服務隊。由於大多成員是群眾身邊的鄰居大媽，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芙蓉大媽”。
羅芙蓉是服務隊的負責人，也是小區裡典型愛“管閒事”的熱心人。有次聽見兩家人在小區爭吵，她便主動上前詢問，原來樓上樓下的兩鄰居，因為漏水的事鬧得不可開交。
羅芙蓉把事情反映給了社區，由社區聯繫小區物業解決。“跟社區一溝通，我們認為還要坐下來面對面談。”羅芙蓉說。隨後，經過她和社區支部書記張棟的調解，兩戶業主消除了矛盾，握手言和，漏水的問題也由物業迅速解決了。
為了進一步激發各方參與社會共建共治共享的積極性，秦都區將矛盾糾紛調解及源頭治理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列入專項資金，對參與矛盾糾紛調解的各類案件實行以案定補，並對社會力量開辦調解工作室給予經濟補償。
目前，秦都區共受理合同糾紛、鄰里矛盾、物業糾紛等各類矛盾糾紛案件785件，辦結638件、成功調解570件，調解成功率達到89.34%。
“我們還通過建立社會治理信息化指揮平臺，精準研判矛盾糾紛事件、科學調度專業調解力量，全面提升源頭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宋文偉說。
記者瞭解到，“三三制”工作將納入秦都區年度目標責任考核和平安建設考核之列，更大力度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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