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結束的奧斯卡頒獎禮上，獲得10項提名的電影《1917》只拿到了三項視覺技術類獎項，這部講述了兩位英國士兵被委以重任去拯救1600名戰友的電影採用了「一鏡到底」的拍攝方式——這種用一個鏡頭拍一部電影的方式，給《1917》帶來了關注與討論，但卻並沒有使它成為更優秀的電影。
我們得承認《1917》這部電影製作上的精緻和恢宏，但也必須要注意到，這部電影在整個意識和表達上的綿軟。
首先它在主題上是相當不明確的，隨便舉個例子《拯救大兵瑞恩》，你就能看出這種區別。斯皮爾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提出了一個尖銳的道德議題：一個人的命就比八個人的命更重要嗎？正是在這種反常的但也無法分清輕重的比較之中，你能看出一種人道主義的偉大。
這八個人的犧牲換來的不只是一個人的性命，它還是一個老邁母親被屢次摧殘搖搖欲墜的希望。在這裡面，我們看到了一貫以來被認為冷血的國家機器溫柔的一面，他們要的不只是勝利，他們也注意到個體。
而這八個具體的人，也不再是為了虛無的目標去送死，而是為了一個實在的讓人無比同情的母親去犧牲，是為了去完成一個童話一個奇蹟去赴湯蹈火。這時候讓人無感的戰爭被替換為一個亟需安慰的母親。國家的形象也與這個母親形象重疊，讓愛國主義有了真實的力量，所以說《拯救大兵瑞恩》是電影史上最為成功的所謂愛國主義電影之一。因為它把愛國真正貫徹為一種價值。
相比較而言，我們在《1917》裡面，看不到類似的具體的情感命題，它裡面充斥的就是一種平庸無奇的反戰情緒。
戰爭是醜惡的，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政治正確，這就像影片的男主人公之一要去救他的哥哥一樣順理成章。
戰爭的醜惡，並不在於它殺死一個個身體，而在於這身體上所載荷的價值。這就如同殺死一隻雞和殺死一隻狗的區別，狗更讓你痛苦是因為它代表著忠誠與守護。而這也是《辛德勒名單》裡面，一個穿紅衣的小女孩在黑色壓抑的大屠殺街道上行走讓你觸目驚心的原因。因為兒童代表一種天真和純潔，這純潔是如此的刺目，而死亡又是如此強大地包圍著她，這種強烈的對撞，才讓人過目難忘。
這也是這部影片裡，男主人公之一被他救起的德軍士兵刺死讓人揪心的原因，因為這是善良被由恐懼滋生出的瘋狂所殺死。但可惜的是這是影片中唯一讓人動容的地方。
所有的感動，都來自於價值的不對等。這是所有英雄的來源，趙氏孤兒的偉大，就在於為了道義，而犧牲掉自己的親生孩子。救火英雄的偉大，就在於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換取無關人等的財產安全。而現在的抗疫醫生之所以受人尊重，同樣也在於他們冒著自己生命受到威脅的危險，去換取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生命得到拯救的機會。這種價值越不對等，這裡面所散發出的人性光芒，也就越奪目。
這也是《1917》在情感衝擊力上弱的原因，弟弟為救哥哥，這是一種正常的人倫親情，選擇為繼續履行自己的職責，既是他做一個軍人的職責，也因為有抗命所帶來的風險，當然也有他曾被戰友救過而產生的報恩心理，以及人性裡面天生的善良與榮譽感。這若干等情感價值相加，當然讓這個人物更真實了，但這種過於合理的等價交換，讓一切情感力量付之闕如。
除此以外，戰爭帶來更為恐怖的是人性的異化。失去日常生活規範束縛的人類，變成了一個陌生的物種。就如同科波拉的《現代啟示錄》裡，在炮聲隆隆中，整個越南村莊化為灰燼，而美軍指揮官和他的下屬還在興致勃勃的商量著衝浪。人性的瘋狂，讓人不寒而慄。
而在市川昆所導演的日本電影《野火》裡面，有著更加令人膽寒的表達。在菲律賓的叢林裡面，即將戰敗的日軍如同行屍走肉般逃亡著。他們毫無敬意的脫下死去戰友的軍靴，如蟲豕一樣在泥地裡爬行，然後又在彈盡糧絕之時，捕殺自己的同伴作為食物。人逐漸變成了真正的野獸，這也是影片最後男主人公不管不顧迎著密集的槍彈跑向那野火的原因，因為那代表著正常的人類世界。
但不幸的是，這部《1917》也在這方面沒有任何表達的慾望。所以這部影片既不像《辛德勒名單》那樣去塑造一個英雄，也不像其它反戰影片一樣去呈現戰爭對人性的戕害，去呈現戰爭本身的無意義。它在戲劇性上，在思考的深度上，都沒有建樹。
它所有的努力，都在於那地獄般的場景上。那掛在鐵絲網上的屍體，倒斃馬匹上的成群蒼蠅，還有充滿著彈坑的戰壕前線，在火焰映照下千瘡百孔的城市廢墟，以及與戰場一線之隔以至於顯得那麼不真實的草地。
你無法進入人物內心，於是你也就完全體驗不到愈加強烈的情感濃度。你無從體驗戰爭從各個維度給人類造成的傷害，於是你也就無從生起那隔岸觀火的悲憫。
你所能感受到的就是這部影片的技術難度。用一個鏡頭拍一部電影，是很多電影人的夢想，我們知道過去有希區柯克的《奪魂索》，近有《鳥人》《維多利亞》，現在則又有了這部《1917》。
當年法國的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提倡長鏡頭，實際上是反抗剪輯所帶來的暴力感，因為在他們看來剪輯拼湊並篡改現實，而長鏡頭卻能讓你注意到那些看似無用的信息。這是對剪輯所代表的那種因果鏈條的反抗，也是對戲劇性的反抗。也正因為他們的提倡，現實才這樣前所未有地呈現在銀幕上，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才擁有了它們的意義。
現在的包括這部《1917》在內的長鏡頭，早已失去了這種價值觀上的判斷。它讓所有導演都躍躍欲試，只是想去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這當然也是好的，但對於薩姆·門德斯這樣的導演來說，其目的僅僅止於此，卻讓人覺得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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