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中國市長》雜誌2014年02期
代表一座城市的名片很多，有展示城市活力的地標性建築，有歷史給一座城市的自然與文化饋贈，但有時這樣的名片更能給人帶來感動，那就是人們臉上快樂祥和的表情。2014年春晚黃渤唱出《我的要求不算高》，平凡人物的“中國夢”不知引起多少人共鳴。新春伊始，本刊就“百姓的幸福”與“市長的榮譽”等相關話題，對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陶斯亮進行了採訪——
《中國市長》：陶大姐：您好！新的一年到來了，很期待對您的採訪，因為每一次對話都感覺有直抵心靈的碰撞。
本刊在前一期以“幸福城市形象盛典”為切入點（協會與《瞭望東方週刊》合作的項目）做了專題報道。我想，關於“幸福”您應該最有話可說。記得十多年前，我與您同赴海南參加一個節慶活動，期間您提出“什麼時候能辦個讓老百姓高興的節日就好了。”於是，在您的策劃和帶領下，很快啟動了“中國城市節慶文化論壇”並大獲成功。當時中國各個城市都在“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您卻提出要辦一個讓百姓快樂的節日，這裡一定有個很深刻的感情基礎？
陶斯亮：是這樣的。這個感情基礎是由父母潛移默化給我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父親陶鑄任廣東省省長兼省委書記，他做的第一件轟動當地的事，就是把在船上居住了好幾百年的“疍家”（漁民）安排上岸。那時，新中國剛剛建立，還缺乏好的經濟基礎，能讓十幾萬漁民從此有屋子住，結束在水上風雨飄搖的日子，人民群眾對共產黨心存感激。我的母親曾志在《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中也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她在閩東打游擊時，部隊被反動武裝偷襲，紅軍掩護老百姓往山裡撤退，我母親奔跑中摔倒，一位畲族大嫂把懷裡抱的兩歲孩子放在路邊草叢裡，拎起我的母親就往山上跑，大嫂的孩子幸虧被另一畲族老人抱回了家。在母親一生中這樣的經歷數不勝數，她覺得自己能倖存下來，這條命就是老百姓給的。我自己也是在年幼時被一個身患殘疾的紅軍楊叔叔背在背上，用一年的時間輾轉了大半個中國後，親手把我交到父親陶鑄手中的。父輩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親身經歷都是那麼刻骨銘心。
《中國市長》：確實是這樣，我曾因中國女市長助學活動與您同去臨夏州，在您曾工作的醫院，看到那些軍醫列隊向您敬禮很感動。還記得當時您講述的一件往事，有位病重的婦女被送到這家醫院後，竟爬起來感嘆醫院漂亮。您對這鏡頭記憶很深？
陶斯亮：我是1966年大學畢業，留校一年後到了臨夏，這是我走出學校面向人生的第一站。臨夏那時也是回族自治州的州府，但看上去就是個小村莊。我工作的那個野戰醫院，按當時條件來說非常一般，就像今天的一個社區醫院，你想想那時建在臨夏與甘南交接處的醫院能有多好？但那個婦女是一個藏族牧民，她這一生住的都是帳篷，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那種樓房，所以她病得那麼重，還會掙扎起來感嘆醫院的房子這麼好。後來沒兩天她就去世了。這件事對我的影響的確很大。我當時就想，我們的老百姓真是太貧困了，這座洋灰刷白的野戰醫院在百姓心裡就好得像宮殿一樣。而我們現在很多政府機關真的是住在“豪華宮殿”裡辦公，離老百姓越來越遠了。
我後來寫過一篇“忘不了你啊，老鄉”的文章，就是講我在“文革”中目睹老百姓的苦難受到的情感衝擊，那種不可想象的貧困讓我揪心、讓我痛哭流涕。所以我覺得能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讓老百姓能夠幸福地生活，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理想，同時，也是我的理想，這理想一直在傳承著。
《中國市長》： 關於幸福，還記得您在中國網做訪談嘉賓時說，您曾被成都一位市長的執政理念感動，那位市長說，他要讓自己城市裡的人們一生都在平安中度過。今天看來，“幸福平安”多麼重要而又多麼不易，您是如何看待幸福平安的標準？
陶斯亮：我覺得幸福標準其實是很難評判的。我們“2013感知中國幸福城市”評出來的幸福城市，也有個別市民表示“抗議”，其實評選還是有一個較完整的評價體系的。那位成都市長，他在中國市長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實講過這樣的話。他說：“我的理念就是不追求當最強、最富的城市市長，我就只爭取讓我們的百姓從生下來就是安全的，小孩有幼兒園上、學生有中學讀、成人以後有工作幹、退休以後有社會保險、老了以後有人照顧，也就是說生老病死政府全都管了。”他還說：“這就是我所期望的”。當時中國各地都在轟轟烈烈搞城市建設的時候，所有的市長上臺都先講自己所在城市的生產總值是多少、財政收入有多少的時候，唯有這個市長，他一個經濟數據都不說。他的這段話當時讓我特別吃驚，直到今天我仍記憶猶新。
現在成都這個城市經濟也搞得非常好，社會發展上去了，經濟發展也上去了，百姓的生活質量也提高了，人人都說那是一個生活安逸的城市，連外國人都表示，成都是一個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中國大都市幾乎都是快生活節奏，而只有成都是一個“慢生活”的城市。那位市長就叫葛紅林，他主張市長專業化，也就是說，市長不能幹兩天就去當書記，應該幹滿自己的任期，這樣對城市才有好處，換來換去，這樣的市長對城市而言其實是個災難。葛紅林現在已被破例連選為第三任市長。
《中國市長》：是啊，當有的城市還在GDP漩渦中打旋時，“如何讓老百姓感到快樂”已成為您和您領導的市長協會努力研討的課題？
陶斯亮：我覺得我們協會20多年來也是跟著時代的感覺走，因為大家都是沒有經驗的，用“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來形容，也是很形象的。協會成立於1991年，那時候中國確實是需要發展經濟，協會就組織市長們出國考察，主要是學習別的國家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方面的經驗，另外城市很重視招商引資，然後就是大規模的建設。當國家經濟有了一個底子，經濟發展也有了一定規模以後，社會問題就開始暴露出來，這從協會做的十一卷本《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就能看出軌跡，前幾卷幾乎不談社會問題，光是談經濟。後來我們就發現，只是研究發展經濟不行，社會問題研究這條腿也要跟上來。於是協會就開始組織市長研究養老問題、住房問題、城市管理問題，甚至細化到小商小販的管理問題，等等。
再後來，《中國城市發展報告》就涉及城市發展急於應對的汙染問題，環境汙染的處理、垃圾汙染的處理、河流水源的汙染處理等。協會根據城市發展建設中出現的問題組織調研考察，特別注意把國外的先進理念，尤其是發達國家在社會事業方面取得的成就，作為中國市長出去學習的主要內容來強化。再後來，中國城市環境汙染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比如我們最近出去考察，主要聚焦在“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這種理念上，在借鑑別國經驗的同時，其潛在的問題也引發我們的思考。我們總是根據國家建設不同階段所面臨的問題、根據市長不同的工作需求來設定辦班內容，無論是國外考察，或是在國內辦論壇、做白皮書等，我們都還是緊貼著市長的需求來辦的，每一步我們都緊跟著時代，沒有落後於當前形勢。
《中國市長》：本刊一直在轉載《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裡的文章，其中吳良鏞先生的《明日之人居》告訴我們聯合國頒發的“人居環境獎”的來源，他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人居環境學”的概念，“適於居住的城市”是有標準的，學習班是否也涉及這樣的話題？
陶斯亮：1997年協會辦的第一個班就是在新加坡學習怎麼解決人居問題。因為新加坡80%的人都是住在政府提供的低價房子“組屋”裡。新加坡的商品房是由商人蓋的，市場放開，不管多貴，只要有人買就行。但是80%的房子是政府給百姓蓋的，政府蓋的房子你可以無償居住，但你的收入到了一定數字以後你就要搬出這個房子，也就是說，你已經有能力貸款買房了，就不能再住政府蓋的房子。而且政府蓋的房子還考慮了民族的和諧問題，這個區域一定要考慮一部分是華裔，一部分是印度裔，一部分是馬來裔，它就不允許搞什麼小印度啊，什麼唐人街啊，他們政府認為各個民族都應該融合，這是特別好的理念。多年以後，還有那麼多的人去學習新加坡的這個房屋制度，就是因為人家在人居方面做得好。有意思的是，去新加坡學習的時候大家都感慨，但是一回到中國來，幾乎沒有城市學這個，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但令我感動的是，大概是2007年李克強在遼寧主政期間提出“從解決群眾最緊迫的問題做起，大力推進棚戶區改造”。撫順市委書記大力推進，由市政府出面蓋了上千棟樓房，在哪裡拆遷，就在哪裡建。
棚戶區的房子多是日偽時期和老工業基地建設過程中形成的礦工房，大部分都是危房簡屋，居民生活環境惡劣，幾十萬老礦工因為長期住地窩子，終日見不到陽光，很多人都有風溼病啊、老寒腿啊、癌症等各種病症，直到2000年後，他們的住房都沒有得到改善，這群人認為自己是被社會忘記和淘汰的人。搬遷新居後，也就幾十平米的樓房，但有自來水、煤氣、暖氣，環境也好了，人們可以在小區裡散步曬太陽。所以他們就高呼共產黨好，共產黨萬歲。你為百姓謀了幸福，百姓就會擁護你。棚戶區改造，不僅是改善民生，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也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環節，這也是市長們應該做的正經事。在我看來，市民幸福就是對市長的最高嘉獎。
《中國市長》：1965年陶鑄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排位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文革中慘遭迫害。1978年，您寫的《一封終於發出的信》讓人們壓抑了十年的感情奔湧而出，文革結束後的平反冤假錯案也從此時冰河解凍。36年過去，假如您再給您父親寫一封信，會說什麼？
陶斯亮：不能都講好聽的話，我想說，如果把現在這個社會的腐敗現象介紹給他們，那一代人都會氣炸了。當然從發展方面說，現在中國的對手比較強大，如果你是個弱小的國家，你都不配有美國這樣的對手。現在我們的對手不是越南而是美國、日本、乃至歐洲一些發達國家，這是應該告慰先輩的。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老百姓生活變好了，是我父親那一代人想象不出來的好，他們那時候就想著讓老百姓有房子住，有乾飯吃就行了，他想象不到現在中央都禁止大吃大喝了，吃喝有點極端了，而且很多人已經吃得“三高”了。
《中國市長》：您曾經提出實行市長直選，這樣的話，市長就必須動腦子，想法子怎麼討好老百姓，立場必須圍著老百姓轉，必須把政績工程放一邊。您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民生理念。之前採訪中，滁州汪建中副市長談到與百姓的關係時說，“做活不如東，累死也不中”，在他眼中老百姓是東家。如今，很多城市都是把民生工程放在首位，您認為，是什麼契機引發了這種明顯的變化？
陶斯亮：早期的市長他們都是從基層上來的，想為百姓做些事情的願望還是很真誠的。後來上來的幹部缺乏基層歷練，學歷一個比一個高，但是他們跟老百姓的聯繫不像以前那麼緊密了。還有，為什麼市長不如書記權力大？我曾疑惑地問中央組織部的一位部領導，市委書記和市長是一個級別的，為什麼現在市委書記好像比市長高一級似的？事實也是如此，市長當了書記就要慶祝慶祝，如果市長想要往上提升，必須在最短時間裡做出最大的成績，被上級認可後才能當書記。我說憲法哪一條規定要這樣啊，黨章哪裡有這樣的規定？他說沒有啊，僅是有一位老領導提出的建議。老領導一個人一句話就能影響一個層面幹部的權利，這也能折射出我們社會的特點，這樣的提拔使用程序，你說市長能都安心嗎？
在2007年全國“兩會”上，我寫了一個提案，建議選擇國內部分小城市試點推行市長直選。這個提案已經立案了。直選不是競選。我覺得，國內現在還沒有條件搞競選。我的想法是，讓人大來推選一些市長候選人，這些人可以是共產黨員，也可以是民主黨派的，或無黨派人士。老百姓可以通過媒體，瞭解這些候選人的政見，像香港那樣。如果老百姓覺得某個市長候選人不錯，他的政見好，老百姓就投票選他。
《中國市長》：前不久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原來我們說國富民強，現在應該主張國強民富，要民富促進國強，應該讓富於民。”您認為在這方面從國家政策上有所調整嗎？
陶斯亮：有很明顯的調整。目前國家政策就是儘量增加老百姓的消費力度，而且現在的民生工程也搞得有聲有色。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想要拉動老百姓的消費，就必須把經濟適用房蓋起來。中央一再強調要讓百姓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習近平總書記說，百姓住的地方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這些話都非常有詩意，很感人，以前中央領導很少有人能這樣表達。現在深化改革有困難，牽一髮而動全身，但總方向我認為一定是對的。
現在關鍵就是房價，我們的政府從要蓋經濟適用房，這才開始給老百姓蓋點房子。但政府需要錢就熱衷於財政收入，把地轉手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只蓋商品房，隨著土地越來越少，物價越來越貴，那商品房可不是越來越貴嘛。再者說，這個房價是開發商標的，就是降下來老百姓也買不起啊，作為政府你就悶頭蓋百姓需要的房子唄，不用老是關注高房價，那些房價根本與老百姓沒關係，老百姓就該住政府蓋的房子。現在經濟適用房建在比較遠的地方，老百姓也不太願意去，因為離上班的地方很遠，交通不發達。比如美國城市的做法就是把為富豪建的高檔房子和為白領階層建的住房放在同一個小區裡。這些房子外觀上看不出太大的區別，豪華與儉樸都體現在裡面。
《中國市長》：對，不至於造成社會的斷層。
陶斯亮：還要通過減稅，徵收富人的稅，讓老百姓多提高收入，只有這樣內需才能拉動，這是核心問題，民富才可能拉動內需，這是中國發展的事實告訴我們的。我認為，現在要增加對國有企業、央企等大型企業的稅收，把這個稅收再發給普通百姓消費，有人建議發消費券，讓老百姓去消費，我們的內需會拉動一些。
去年《中國市長》連續做的“生態文明•美麗城市”的報道不錯，全國上上下下在推動生態文明的建設，你們下去會看到生態治理上給每座城市帶來的發展和變化。我覺得現在政府最應該做的就是治理環境，如何讓老百姓有適於生活的環境應成為一個非常迫切的事情。環境惡化已經讓我們的國家形象大打折扣。
還有一個事情我們國家正在做，方向對頭，我真是覺得非常偉大，就是政府給13億人買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我覺得現在人們愛提意見是好事，也要想想一個13億的國家，說是比以前富了，可是人均收入還比較低，美國現在幾千萬人的醫療保險都辦不了，我們國家竟把13億人的養老和醫療能夠承擔下來。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我特別高興地讚揚這件事。這件事要堅持做下去，必得人心。
以後我們的小城鎮要更多地建起來，那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就高了。因為小城鎮要比大城市的幸福感高得多，這些小城鎮要以產業帶動起來，一定讓老百姓能夠住得起房，能夠更像個家，成千上萬的小城鎮在中國星羅棋佈，農民都能安居樂業，就算他們脫離了土地，但是生活仍有保障，有依靠，這該多好啊！
在對陶斯亮的採訪中深深感到，“中國夢”沒有那麼複雜和遙遠，這在春晚黃渤唱的那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的歌裡也有感人的表達:
八十平米的小窩，還有一個溫柔的老婆，孩子能順利上大學，畢業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暢通，沒有早晚交通高峰 …… 我不求變成龍和鳳，我只想活在幸福中，這就是我的中國夢，它很簡單也容易懂，踮起腳尖就能夠到，不是懸在半空中。
政府的努力、百姓的心聲、市長的作為，這是當下中國最美的和聲！
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
2009年5月17日，由中國市長協會推動、中國市長協會女市長分會發起的“女市長愛爾慈善基金”在上海宣告成立，“女市長愛爾慈善基金”以中國市長協會與各級城市政府存在的業務聯繫為依託，數年來與各城市政府聯合協作開展了多項有影響力的公益慈善項目，積累了豐富的項目經驗和優質的社會資源，也塑造了良好的知名度和廣泛的影響力。
為了更優質地履行使命，廣泛地團結社會力量，專業化運作和管理公益慈善項目，中國市長協會決定將“女市長愛爾慈善基金”升級為獨立的慈善法人機構。2016年3月中國市長協會與陶斯亮女士共同發起的北京愛爾公益基金會正式掛牌成立，以“倡導慈善、扶貧濟困、助殘助學”為宗旨，在扶貧、助殘、助學等多個領域開展公益慈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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