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中国市长》杂志2014年02期
代表一座城市的名片很多，有展示城市活力的地标性建筑，有历史给一座城市的自然与文化馈赠，但有时这样的名片更能给人带来感动，那就是人们脸上快乐祥和的表情。2014年春晚黄渤唱出《我的要求不算高》，平凡人物的“中国梦”不知引起多少人共鸣。新春伊始，本刊就“百姓的幸福”与“市长的荣誉”等相关话题，对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陶斯亮进行了采访——
《中国市长》：陶大姐：您好！新的一年到来了，很期待对您的采访，因为每一次对话都感觉有直抵心灵的碰撞。
本刊在前一期以“幸福城市形象盛典”为切入点（协会与《瞭望东方周刊》合作的项目）做了专题报道。我想，关于“幸福”您应该最有话可说。记得十多年前，我与您同赴海南参加一个节庆活动，期间您提出“什么时候能办个让老百姓高兴的节日就好了。”于是，在您的策划和带领下，很快启动了“中国城市节庆文化论坛”并大获成功。当时中国各个城市都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您却提出要办一个让百姓快乐的节日，这里一定有个很深刻的感情基础？
陶斯亮：是这样的。这个感情基础是由父母潜移默化给我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陶铸任广东省省长兼省委书记，他做的第一件轰动当地的事，就是把在船上居住了好几百年的“疍家”（渔民）安排上岸。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还缺乏好的经济基础，能让十几万渔民从此有屋子住，结束在水上风雨飘摇的日子，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心存感激。我的母亲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也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她在闽东打游击时，部队被反动武装偷袭，红军掩护老百姓往山里撤退，我母亲奔跑中摔倒，一位畲族大嫂把怀里抱的两岁孩子放在路边草丛里，拎起我的母亲就往山上跑，大嫂的孩子幸亏被另一畲族老人抱回了家。在母亲一生中这样的经历数不胜数，她觉得自己能幸存下来，这条命就是老百姓给的。我自己也是在年幼时被一个身患残疾的红军杨叔叔背在背上，用一年的时间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后，亲手把我交到父亲陶铸手中的。父辈的思想感情和自己的亲身经历都是那么刻骨铭心。
《中国市长》：确实是这样，我曾因中国女市长助学活动与您同去临夏州，在您曾工作的医院，看到那些军医列队向您敬礼很感动。还记得当时您讲述的一件往事，有位病重的妇女被送到这家医院后，竟爬起来感叹医院漂亮。您对这镜头记忆很深？
陶斯亮：我是1966年大学毕业，留校一年后到了临夏，这是我走出学校面向人生的第一站。临夏那时也是回族自治州的州府，但看上去就是个小村庄。我工作的那个野战医院，按当时条件来说非常一般，就像今天的一个社区医院，你想想那时建在临夏与甘南交接处的医院能有多好？但那个妇女是一个藏族牧民，她这一生住的都是帐篷，一辈子也没有见过那种楼房，所以她病得那么重，还会挣扎起来感叹医院的房子这么好。后来没两天她就去世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的确很大。我当时就想，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太贫困了，这座洋灰刷白的野战医院在百姓心里就好得像宫殿一样。而我们现在很多政府机关真的是住在“豪华宫殿”里办公，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
我后来写过一篇“忘不了你啊，老乡”的文章，就是讲我在“文革”中目睹老百姓的苦难受到的情感冲击，那种不可想象的贫困让我揪心、让我痛哭流涕。所以我觉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老百姓能够幸福地生活，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理想，同时，也是我的理想，这理想一直在传承着。
《中国市长》： 关于幸福，还记得您在中国网做访谈嘉宾时说，您曾被成都一位市长的执政理念感动，那位市长说，他要让自己城市里的人们一生都在平安中度过。今天看来，“幸福平安”多么重要而又多么不易，您是如何看待幸福平安的标准？
陶斯亮：我觉得幸福标准其实是很难评判的。我们“2013感知中国幸福城市”评出来的幸福城市，也有个别市民表示“抗议”，其实评选还是有一个较完整的评价体系的。那位成都市长，他在中国市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实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的理念就是不追求当最强、最富的城市市长，我就只争取让我们的百姓从生下来就是安全的，小孩有幼儿园上、学生有中学读、成人以后有工作干、退休以后有社会保险、老了以后有人照顾，也就是说生老病死政府全都管了。”他还说：“这就是我所期望的”。当时中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搞城市建设的时候，所有的市长上台都先讲自己所在城市的生产总值是多少、财政收入有多少的时候，唯有这个市长，他一个经济数据都不说。他的这段话当时让我特别吃惊，直到今天我仍记忆犹新。
现在成都这个城市经济也搞得非常好，社会发展上去了，经济发展也上去了，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人人都说那是一个生活安逸的城市，连外国人都表示，成都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中国大都市几乎都是快生活节奏，而只有成都是一个“慢生活”的城市。那位市长就叫葛红林，他主张市长专业化，也就是说，市长不能干两天就去当书记，应该干满自己的任期，这样对城市才有好处，换来换去，这样的市长对城市而言其实是个灾难。葛红林现在已被破例连选为第三任市长。
《中国市长》：是啊，当有的城市还在GDP漩涡中打旋时，“如何让老百姓感到快乐”已成为您和您领导的市长协会努力研讨的课题？
陶斯亮：我觉得我们协会20多年来也是跟着时代的感觉走，因为大家都是没有经验的，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来形容，也是很形象的。协会成立于1991年，那时候中国确实是需要发展经济，协会就组织市长们出国考察，主要是学习别的国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经验，另外城市很重视招商引资，然后就是大规模的建设。当国家经济有了一个底子，经济发展也有了一定规模以后，社会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这从协会做的十一卷本《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就能看出轨迹，前几卷几乎不谈社会问题，光是谈经济。后来我们就发现，只是研究发展经济不行，社会问题研究这条腿也要跟上来。于是协会就开始组织市长研究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城市管理问题，甚至细化到小商小贩的管理问题，等等。
再后来，《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就涉及城市发展急于应对的污染问题，环境污染的处理、垃圾污染的处理、河流水源的污染处理等。协会根据城市发展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组织调研考察，特别注意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为中国市长出去学习的主要内容来强化。再后来，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比如我们最近出去考察，主要聚焦在“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这种理念上，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同时，其潜在的问题也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总是根据国家建设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根据市长不同的工作需求来设定办班内容，无论是国外考察，或是在国内办论坛、做白皮书等，我们都还是紧贴着市长的需求来办的，每一步我们都紧跟着时代，没有落后于当前形势。
《中国市长》：本刊一直在转载《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里的文章，其中吴良镛先生的《明日之人居》告诉我们联合国颁发的“人居环境奖”的来源，他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学”的概念，“适于居住的城市”是有标准的，学习班是否也涉及这样的话题？
陶斯亮：1997年协会办的第一个班就是在新加坡学习怎么解决人居问题。因为新加坡80%的人都是住在政府提供的低价房子“组屋”里。新加坡的商品房是由商人盖的，市场放开，不管多贵，只要有人买就行。但是80%的房子是政府给百姓盖的，政府盖的房子你可以无偿居住，但你的收入到了一定数字以后你就要搬出这个房子，也就是说，你已经有能力贷款买房了，就不能再住政府盖的房子。而且政府盖的房子还考虑了民族的和谐问题，这个区域一定要考虑一部分是华裔，一部分是印度裔，一部分是马来裔，它就不允许搞什么小印度啊，什么唐人街啊，他们政府认为各个民族都应该融合，这是特别好的理念。多年以后，还有那么多的人去学习新加坡的这个房屋制度，就是因为人家在人居方面做得好。有意思的是，去新加坡学习的时候大家都感慨，但是一回到中国来，几乎没有城市学这个，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但令我感动的是，大概是2007年李克强在辽宁主政期间提出“从解决群众最紧迫的问题做起，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抚顺市委书记大力推进，由市政府出面盖了上千栋楼房，在哪里拆迁，就在哪里建。
棚户区的房子多是日伪时期和老工业基地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矿工房，大部分都是危房简屋，居民生活环境恶劣，几十万老矿工因为长期住地窝子，终日见不到阳光，很多人都有风湿病啊、老寒腿啊、癌症等各种病症，直到2000年后，他们的住房都没有得到改善，这群人认为自己是被社会忘记和淘汰的人。搬迁新居后，也就几十平米的楼房，但有自来水、煤气、暖气，环境也好了，人们可以在小区里散步晒太阳。所以他们就高呼共产党好，共产党万岁。你为百姓谋了幸福，百姓就会拥护你。棚户区改造，不仅是改善民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这也是市长们应该做的正经事。在我看来，市民幸福就是对市长的最高嘉奖。
《中国市长》：1965年陶铸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排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文革中惨遭迫害。1978年，您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让人们压抑了十年的感情奔涌而出，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也从此时冰河解冻。36年过去，假如您再给您父亲写一封信，会说什么？
陶斯亮：不能都讲好听的话，我想说，如果把现在这个社会的腐败现象介绍给他们，那一代人都会气炸了。当然从发展方面说，现在中国的对手比较强大，如果你是个弱小的国家，你都不配有美国这样的对手。现在我们的对手不是越南而是美国、日本、乃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这是应该告慰先辈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老百姓生活变好了，是我父亲那一代人想象不出来的好，他们那时候就想着让老百姓有房子住，有干饭吃就行了，他想象不到现在中央都禁止大吃大喝了，吃喝有点极端了，而且很多人已经吃得“三高”了。
《中国市长》：您曾经提出实行市长直选，这样的话，市长就必须动脑子，想法子怎么讨好老百姓，立场必须围着老百姓转，必须把政绩工程放一边。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民生理念。之前采访中，滁州汪建中副市长谈到与百姓的关系时说，“做活不如东，累死也不中”，在他眼中老百姓是东家。如今，很多城市都是把民生工程放在首位，您认为，是什么契机引发了这种明显的变化？
陶斯亮：早期的市长他们都是从基层上来的，想为百姓做些事情的愿望还是很真诚的。后来上来的干部缺乏基层历练，学历一个比一个高，但是他们跟老百姓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了。还有，为什么市长不如书记权力大？我曾疑惑地问中央组织部的一位部领导，市委书记和市长是一个级别的，为什么现在市委书记好像比市长高一级似的？事实也是如此，市长当了书记就要庆祝庆祝，如果市长想要往上提升，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做出最大的成绩，被上级认可后才能当书记。我说宪法哪一条规定要这样啊，党章哪里有这样的规定？他说没有啊，仅是有一位老领导提出的建议。老领导一个人一句话就能影响一个层面干部的权利，这也能折射出我们社会的特点，这样的提拔使用程序，你说市长能都安心吗？
在2007年全国“两会”上，我写了一个提案，建议选择国内部分小城市试点推行市长直选。这个提案已经立案了。直选不是竞选。我觉得，国内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竞选。我的想法是，让人大来推选一些市长候选人，这些人可以是共产党员，也可以是民主党派的，或无党派人士。老百姓可以通过媒体，了解这些候选人的政见，像香港那样。如果老百姓觉得某个市长候选人不错，他的政见好，老百姓就投票选他。
《中国市长》：前不久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原来我们说国富民强，现在应该主张国强民富，要民富促进国强，应该让富于民。”您认为在这方面从国家政策上有所调整吗？
陶斯亮：有很明显的调整。目前国家政策就是尽量增加老百姓的消费力度，而且现在的民生工程也搞得有声有色。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想要拉动老百姓的消费，就必须把经济适用房盖起来。中央一再强调要让百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说，百姓住的地方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些话都非常有诗意，很感人，以前中央领导很少有人能这样表达。现在深化改革有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方向我认为一定是对的。
现在关键就是房价，我们的政府从要盖经济适用房，这才开始给老百姓盖点房子。但政府需要钱就热衷于财政收入，把地转手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只盖商品房，随着土地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贵，那商品房可不是越来越贵嘛。再者说，这个房价是开发商标的，就是降下来老百姓也买不起啊，作为政府你就闷头盖百姓需要的房子呗，不用老是关注高房价，那些房价根本与老百姓没关系，老百姓就该住政府盖的房子。现在经济适用房建在比较远的地方，老百姓也不太愿意去，因为离上班的地方很远，交通不发达。比如美国城市的做法就是把为富豪建的高档房子和为白领阶层建的住房放在同一个小区里。这些房子外观上看不出太大的区别，豪华与俭朴都体现在里面。
《中国市长》：对，不至于造成社会的断层。
陶斯亮：还要通过减税，征收富人的税，让老百姓多提高收入，只有这样内需才能拉动，这是核心问题，民富才可能拉动内需，这是中国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要增加对国有企业、央企等大型企业的税收，把这个税收再发给普通百姓消费，有人建议发消费券，让老百姓去消费，我们的内需会拉动一些。
去年《中国市长》连续做的“生态文明•美丽城市”的报道不错，全国上上下下在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你们下去会看到生态治理上给每座城市带来的发展和变化。我觉得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治理环境，如何让老百姓有适于生活的环境应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环境恶化已经让我们的国家形象大打折扣。
还有一个事情我们国家正在做，方向对头，我真是觉得非常伟大，就是政府给13亿人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我觉得现在人们爱提意见是好事，也要想想一个13亿的国家，说是比以前富了，可是人均收入还比较低，美国现在几千万人的医疗保险都办不了，我们国家竟把13亿人的养老和医疗能够承担下来。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我特别高兴地赞扬这件事。这件事要坚持做下去，必得人心。
以后我们的小城镇要更多地建起来，那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就高了。因为小城镇要比大城市的幸福感高得多，这些小城镇要以产业带动起来，一定让老百姓能够住得起房，能够更像个家，成千上万的小城镇在中国星罗棋布，农民都能安居乐业，就算他们脱离了土地，但是生活仍有保障，有依靠，这该多好啊！
在对陶斯亮的采访中深深感到，“中国梦”没有那么复杂和遥远，这在春晚黄渤唱的那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的歌里也有感人的表达:
八十平米的小窝，还有一个温柔的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 …… 我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简单也容易懂，踮起脚尖就能够到，不是悬在半空中。
政府的努力、百姓的心声、市长的作为，这是当下中国最美的和声！
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
2009年5月17日，由中国市长协会推动、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发起的“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在上海宣告成立，“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以中国市长协会与各级城市政府存在的业务联系为依托，数年来与各城市政府联合协作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优质的社会资源，也塑造了良好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力。
为了更优质地履行使命，广泛地团结社会力量，专业化运作和管理公益慈善项目，中国市长协会决定将“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升级为独立的慈善法人机构。2016年3月中国市长协会与陶斯亮女士共同发起的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以“倡导慈善、扶贫济困、助残助学”为宗旨，在扶贫、助残、助学等多个领域开展公益慈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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