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业巨头宝成的越南厂，2018年3月发生的数千人罢工事件，终于落下帷幕。
不过这已是宝成在越南7年来遭遇的第5次大规模罢工事件。
这次的罢工，与2016年暂缓实施的人事新制是否有关目前尚不清楚，据越南媒体的报导指出，这次罢工，原因是员工反对新的工资分级制。宝成表示，此事件并未对集团生产作业及整体营运造成重大影响。
三年前的小“预言”
三年前，当时就是有一家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就中国鞋业向东南亚和非洲转移问题做了一段语音采访：
“目前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发展势头还是很猛，但成本也是在逐渐上升，终有一天会到达临界点。个人认为可能在5年左右，其人力成本便会感到较大压力······华坚集团在非洲的鞋业布局，指引了未来鞋业转移、发展的一个方向，它其实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东南亚便薪资飞涨，罢工事件层出不穷。而华坚集团目前在非洲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近两年来，越南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南韩，便发生过好几例韩商资方不堪亏损，突然关厂跑路的案例。
动作太快，工厂根本来不及反应
“不管什么理由，这次结束，下次还会再发生，一点点不满意，他们就是罢工。”越南一家台厂主管指出，“反正这里就是罢工从来没停过啦，劳工权利意识很强，加上工会的设计，让动员非常快，每次罢工事件发生，政府又都站在劳工那一边，也等于鼓励劳工勇于罢工。”
越南每一家工厂除了必须组织工会之外，每一个省的劳工还都要参加外面以家乡的省为单位的工会，“他们经常互通声息，很快就可以动员，也有充份的资讯让他们可以经常比较每一家工厂的薪资，别家高一点点就跳糟，不然就是罢工要求比照。”
工资上涨幅度太快，工厂活着不易
2018年越南基本工资调涨6.5%，是过去十多年最低的调幅，但过去每年大多以两位数刚性调涨，以致越南基本工资在过去20年来已经上涨超17倍。
外商薪资虽然都高于基本薪资，但政府每年调升基本工资，员工便要求资方以同样调幅加薪。
而对厂商负担造成的最大压力，是社保三险的分母愈来愈大，让厂商的负担越来越重。
越南政府从2016年起，逐步将本薪以外的津贴纳入社会保险的投保薪资计算，雇主的负担陡增。且越南社保保费高达员工投保薪资的32.5%，远高于区域内其它国家(3%-6%之间 )，其中由雇主负担22%。
越南政府更进一步，规定从18年1月1日起，员工的所有所得，包括奖金，全部纳入投保薪资，对制鞋业和成衣业这两种劳力最密集的产业冲击相当大。
2019年11月20日越南通过了《劳动法（修正案）》再次宣布涨工资，决定2020年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上调5.5%。
据此，自2020年1月1日起：
- 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增加24万越盾，从418万越盾增至442万越盾；
- 二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增加21万越盾，从371万越盾增至392万越盾；
- 三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增加18万越盾，从325万越盾增至343万越盾；
- 四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增加15万越盾，从292万越盾增至307万越盾。
关于正常工作时间，新版《劳动法》规定：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国家建议用工者实行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四十小时的工时制度。
关于最大加班协议框架扩大的规定，用工者可在征得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要求加班，日加班时数不能超出一天正常工作时间的50%，一个月不能超过四十小时，一年不能超过两百小时。
没想到啊！那些出走的中国工厂，又从越南回来了！
据香港《南华早报》7月12日报道：中美贸易战促使一些中国工厂搬迁到越南。而一家工厂老板转战越南仅一年就放弃了一个投资500万元的工厂。
周平（音）一直在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广东的东莞经营一家工厂。2017年5月，周和另一位工厂主在越南平阳省租下一个1200平方米的工厂，为一个美国品牌生产配件。
他说：“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因为表面上看，越南的厂房和人工都比东莞低，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欧美客户在越南下单。大量上游工厂搬到了那里，所以我们（在越南）建了4条生产线，雇用了110名当地人。”
然而，到2018年10月，由于成本不断上升和“文化上的问题”，周不得不止损撤出。周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与越南工人效率的差距。
越南工人根本不加班，多数人没有技能，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交货时间总推迟。我认为，要在越南培训熟练工人，时间和资金成本都是我们这种小企业承受不了的。”
另一名东莞工厂老板约翰·王2015年在越南一个工厂投资了700万元。两年后他停止了生产，把厂房转租。王表示，据他所知，其他6个东莞工厂老板搬到越南后都后悔了，如今都打算“放弃”。
一家台资设备制造商的高管表示，公司把很多生产从广东搬到了胡志明市，结果发现很难招到和留住员工。“现在，员工队伍很难稳定下来，就业市场很火，越南工人动不动就跳槽。”随着更多公司进入越南，形势会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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