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公務員來頭不小，他的父親是鼎鼎有名的王老師，王羲之先生。他的家族來頭更大，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是中國古代頂級門閥士族，晉代四大盛門之首。
我們的主人公王徽之同志這一年被桓衝看中，在桓衝下面做事，在負責騎兵馬匹的部門做一個參軍。
桓衝知道這位爺一向放浪慣了，根本就無心做事。但桓衝愛才，王徽之有才氣也是士族名流。
有一天桓衝想起來這位王同志，就去逗一下他。桓衝問王徽之：“這位同志，你在哪個部門工作啊？”
王徽之有點懵，想了想說：“我看見下屬們牽著馬晃來晃去，那我應該是在管馬的部門？”
桓衝又問：“你管馬，那我問你，你負責管多少馬匹？”
王徽之回答：“我連自己在什麼部門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管理多少馬匹？”
桓衝繼續逗他：“最近馬匹生病死了多少？”
王徽之不耐煩：“我連活的有多少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死了多少。”
做為領導的桓衝只有苦笑，拿王徽之實在是沒辦法。
南北朝的風流名士大都是這個德性。
當時的名士風度，崇尚的是隱逸清高，出去做個公務員會被看不起。出門做官，也大都是為了家族的整體利益，於自己內心往往牴觸。
魏晉時期開始實行九品中正制，選擇公務員要考察德、才、家世三項的。但逐漸演變成家世這一項的分量越來越重，到後來簡直就是家世一項說了算。
公務員會不會做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出身如何，家族有多大的背景。
於是士族自然就成為公務員的主要遴選對象。如果能請到個名士到衙門裡，那絕對是有大大的面子。
那麼名士是些什麼人呢？
這的確有些難做定論。
首先要有家族背景，所謂名門望族的子弟，自然可以靠著家族名聲獲取些江湖地位。還要有才氣，正常吟詩作賦，吹個簫撫個琴什麼的，該裝的時候一定要裝。
但最重要的不是這些，而是要狂浪！驚世駭俗那是最好，最能體現名士風度。
東晉時期的王恭曾經說過：“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恭自己就“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
有錢有閒，做事情只要吩咐下去，嘴巴上的功夫要了得，但卻並不會認為自己生活無憂。
恰恰這些名士大都認為自己活得很難。難在居然要生活在這樣一個汙濁的社會。
他們面對這個汙濁社會的方法，採取的動作就是遁世。他們從孃胎中便處在體制中，卻不屑於在體制中苟活。
可笑的是，國家體制卻只需要從這些士族名流中選擇公務員。那個糾結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混亂可見。
文章開篇的王徽之同志，就是這個畸形社會的寵兒之一。他狂浪自然有狂浪的基礎，琅琊王氏家族就是他的底氣。
王徽之在兄弟七人中排行第五，他的老爸就是王羲之。
事實證明，老子就是老子。
在對於處理和上級領導的關係上，老爸王羲之做了很重要的楷模式的示範。
王羲之到會稽郡做官，那時會稽郡的衙門就在今天的紹興地區。王羲之所以去會稽內史，是因為他的前任王述丁憂，就是家裡直系長輩去世，做官的要暫時離任守孝。
按理說王羲之到任上，要和前任套個近乎，也是禮數，更何況前任家裡長輩去世，要去弔唁。王羲之去了一次，但於情理，這種事情去一次往往不夠。
於是王述以為王羲之會經常來，就讓家人一直準備著。結果等了一年都沒再見著王羲之。心裡就有些怨意，感覺受到了王羲之的輕視。
王羲之當然也不會在乎，名士嘛，不按理出牌才是道理。
結果王述丁憂結束後，做了揚州刺史，正好是王羲之的上級。於是就總找點麻煩給王羲之，讓王羲之很不爽。
但王羲之哪裡是做縮頭烏龜的人，他要做一件事情，來擺脫王述的管理。
他上書朝廷，要朝廷將會稽從揚州管轄中分出去，分到越州去。只要是王述管我，我就不幹。
事情傳出去，天下名士們都樂了，說這傢伙真以為朝廷是小孩子過家家呢。
王羲之本人就是個率性風流之人，但並不妨礙他時不時裝個正經。
當時社會尚清談。清談就是名士聚集在一起，大家互相品題，臧否人物，噓枯吹生。反正就是些有的沒的拿出來大家辯論評判。
王羲之本人也是清談高手，但他對這種清談之風也有意見，覺得清談誤國。
他對他的好朋友謝安說：“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一幅憂心忡忡的樣子。
當時還處在放浪階段的名士謝安知道王羲之的本性，笑著啐他一口，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談至患邪？”
秦朝倒是沒有清談之風，用的都是幹實事的人，結果很快就完蛋了，誤國這事情能算在清談頭上嗎？咱們還是繼續浪下去吧。
可想而知，當時的名士風度是一浪還比一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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