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那些為中國的改革而‘奔馳的猛士’”，他們在寂寞中奮戰，我有責任為他們吶喊，要給予他們哪怕是微弱的慰藉”。
“我的敵人活得太愉快了，我幹嘛要讓他們那麼愉快呢？我要像一個黑色魔鬼那樣，站在他們面前，使他們感到不圓滿”。
-----------------魯迅
楔子
1901年，官道上，一個半大的少年隨母親坐著馬車一路往前，落日餘暉下馬車晃晃悠悠、吱吱呀呀，道路盡頭已然可以看見一座高大城池，這是他們此行的最終目的地---榆林府。
少年正襟危坐，臉上透著與同齡人不同的堅毅與成熟，母親卻黯然神傷，此行她們是要送丈夫落葉歸根。丈夫出生、成長都在這片土地上，考中進士後到山東出任知縣，怎料，卻客死異鄉、鞠躬盡瘁。
留下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卻是自幼體弱，還有口吃的小毛病；原本還算殷實的家境突遭變故，卻已是窘迫境地。想到這裡，婦人早已淚眼婆娑。
好在兒子也是勤奮好學，這次安葬完丈夫後，就是砸鍋賣鐵，無論如何也要讓孩子繼續學業。婦人心裡暗暗道。
榆林老照片
以上故事情節雖是杜撰，但與基本事實也差不了多少，少年叫張季鸞，從山東回陝西后先後在榆陽書院、禮泉煙霞草堂、三原宏道學堂就學，師從“關學”大家劉古愚。
張先生雖然有點口吃，但卻寫的一手好文章，從日本留學回來，便受到于右任邀請到上海助編《民立報》，從此便與報界結下了不解之緣。這裡就要再說一層關係，于右任也是劉古愚的弟子，倆人又都是陝西鄉黨，所以，辛亥革命勝利後，于右任又舉薦張季鸞進了總統府出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
劉古愚
張先生不負信任，《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便出自他手，民國第一條新聞專電同樣出自他手。他似乎天生就與報界有緣，一經接觸，便一發不可收拾，奔波於北京上海之間，創辦《民信日報》、《民立報》，主辦《中華新報》，而這些報紙所發社評矛頭全都指向一人：袁世凱。
日本帝國主義趁一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機妄圖滅亡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袁世凱後來同日本簽訂了在“二十一條”基礎上修改過的《中日四民條約》，而他做的這一切都是為自己的稱帝而做的準備，希望以條約換取日本人的支持。
袁世凱
民主派的讓步，卻換來了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企圖恢復帝制。對於張先生來說，盛怒之下最好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筆，他要將事實的真相、袁世凱賣國賊和竊國賊的嘴臉揭露出來。
他的報道瞬時引起軒然大波，羞怒之下的袁世凱逮捕了張季鸞。但袁世凱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在國會的抗之下，頂不住輿論壓力的袁世凱只能下令釋放張季鸞。
于右任
1902年，天主教徒柴天寵、主教樊國樑、法公使鮑渥等集資籌辦了宗教色彩濃厚的《大公報》，此報與袁世凱頂撞抗爭了十幾年，算得上是反袁第一斗士。民國時期報社賣給了北洋政府安福系“財神”王郅隆，從此《大公報》被抽去了“敢言”的鐵脊樑，在政治上鼓吹北洋安福系軍閥，不得民心，銷量大減，1925年最終停刊。
一年後，同在日本留過學的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邀請胡政之、張季鸞共同接辦《大公報》，三人商定：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有任何奉給的公職。這條規定使《大公報》再次恢復鐵骨，保證了報紙的公正、客觀。
《大公報》也成為了張先生的最終歸宿，主持筆政長達十五年之久，直到病逝。他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只為自由輿論發聲。
張先生不談政治立場，只有民族大義,《大公報》的一系列世界性榮譽與他"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的風格不無關係。
九一八事變後，強烈反對溥儀“偽滿洲國”，反對汪精衛、王克敏等漢奸的“民族滅亡”政策。一針見血地揭露日本侵華的意圖是“以中國為尾閭”進而完全吞併。
他也曾突破重重新聞封鎖，將紅區土地政策、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徵的真相報道出來，抨擊了國民黨對紅色政權的汙衊。
張季鸞
“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他提出了“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口號，力勸張學良恢復蔣的自由。
他說“不分黨派，同心奮鬥，中國就永不亡”，怒斥“亡國論”。
他也罵蔣，卻與之私交甚篤，有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無欲則剛，獨立不羈，深受敬重。政治舞臺上兩大主角都對其青睞有加。
“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圖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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