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已去，只要是中国的血性汉子无论到了啥年代都忘不了日本人曾经给中国造成无比痛苦的那段历史。铭记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应该警觉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用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来警示中国人，来敲响日本军国主义的丧钟，来彰显战争的残酷，来促进世界的和平。
1938年，北京市中心，日军军乐队游街庆祝活动。
今天，我们焦点从大同移到山东济南，这是一个日本鬼子的战俘营，叫做“济南新华院”。
“济南新华院”由驻济日军第12军（1944年后为第43军）参谋部直接掌管。院内设有办公室、经理室、辅佐官室、警卫队、兴亚建设队和总队部等部门。其总队部又下设参事室、审问科、警备队、训练队、工场队、农场队、抽血队和卫生班、病号房等，分管对战俘的审讯、“管理”、“教育和训练”、劳役看押和虐杀。日寇收买了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和汉奸担任头目，充当打手。还专门训练了一群狼狗，用以惩罚有“越轨”行为的战俘。
“济南新华院”戒备森严，四周挖有近两米深的水堑壕，架设多层铁蒺藜，围墙上设有电网，四角筑有岗楼，院中间设有高约三丈的瞭望台，日军昼夜严密监视。
“济南新华院”常年关押被俘被捕者达两三千人以上。凡被押到这里来的人，都要先抽200CC血后再进行预审。预审的刑罚约十几种，主要有殴打、水刑、火刑、吊刑，号称四大酷刑。殴打，就是用竹刀、木刀、皮鞭等抽打全身；水刑，就是反复往嘴里灌凉水、辣椒水；火刑，就是用蜡烛、线香和烧红的火筷子、烙铁等烧烫器官和皮肉；吊刑，就是用绳索捆绑手脚或手指悬梁殴打。用刑中，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经过预审，被认定为重要战俘或重要分子的，送济南军法会议复审判刑后再押回服苦役；被认定为普通战俘的，则编入“训练队”，经过几个月的奴化教育和“训练”之后，再根据其“表现”和年龄、身体状况，分别从事各种奴役性劳动或押解东北和日本充当劳工。
1938年，北京，在日军威逼下的北京市民“庆祝皇军万岁”。
在“济南新华院”里，被俘被捕者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每天要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而吃的却是掺了沙子的高粱饼和腐烂的葫萝卜叶，偶尔吃顿小米饭，也是发了霉和虫蛀的，喝的是污浊的生水。长期的饥饿和疲劳的折磨，使他们皮包骨头，形似骷髅，很多人为维持生存，而偷着喝浆糊或捉老鼠烧着吃。他们的住舍，阴暗潮湿，堆满污垢，几十人，甚至上百个人挤在一间通房内，空气污浊。他们身上穿的，多是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破衣烂衫，夏不遮体，冬不御寒，终年无衣更换，虱子、跳蚤成团。他们没有鞋穿，常年赤着脚干活，很多人在严冬被冻掉双脚，甚至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仅1944年除夕之夜，就冻死60多人。
济南“新华院”设立之前，日伪在济南设有准集中营性质的机构——“济南救国训练所”。该所于1940年设立于济南南圩门外、千佛山下的原华北中学内。训练所所长为樱井荣章，下设日籍、华籍两个办公室，臵有教官。这里关押的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战场上被俘的军政人员；二是日伪军下乡“扫荡”掳来的无辜青年百姓；三是从宪兵队、拘留所等处转来的“嫌疑犯”。拘押人数时有增减，大约保持在400人左右。日伪设此训练所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怀柔”政策，对被俘、被捕人员实行“战意瓦解”和“政治争取”。所以，这里主要是进行奴化训练，管理较松，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中营。在此受过训，愿意投降日伪当汉奸的，会被派以伪职，发落到地方；不愿投降的就罚去东北或日本当苦工。1943年3月，该所因在“怀柔”方面收效不大而宣布解散。
1938年11月，北京石景山制铁所，运输煤炭的车厢。
国不强就会被人欺，中国人的满口仁义道德也换不来恶狗的怜悯，一个小小弹丸之地的国家给中国带来永远无法磨平的伤疤，可见日本人的兽性。不管在过去，就在现在或将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任何改变，因为那兽性已经深入到小日本的骨髓，进入到他们的基因。所以中国对于这个邻居不要一味的奉承和忍让，而应该适当敲敲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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