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文学创作者，他作为编辑、翻译家、文学评论家、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其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较之普通人更为复杂，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理解及其小说创作较同时期其他一些作家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表现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这在其巅峰之作《子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茅盾小说中的男性与女性
茅盾小说中的男性与女性，体现出其创作理性与情感的两面性。茅盾早期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小说中女性的塑造极其成功，富于魅力，而男性则处于陪衬地位，《幻灭》中的抱素是个欺骗者，《创造》中的君实则以一个思想落后者的形象出现，《追求》中的男性则是以病弱的、追求失败的形象出现，《诗与散文》中男性在爱情中显得懦弱无比。
至后期作品《子夜》中，茅盾选取了吴荪甫这一男性形象作为中心，这与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的惯常印象或者说是定位暗合的，茅盾要在小说中表现更具社会性的一面，无意中以男性作为凭附的对象，吴荪甫是一个社会中的人，延续了封建大家长的气质又有自己的现实追求，既关心个人利益意识中又兼顾社会国家，这个形象带有压抑性与刻板性，但这更多的是责任在他身上所起的作用。
此外，茅盾小说中的女性对于革命的态度多是新鲜感的尝试，而男性人物中也没有一个是坚定的革命信仰者，他们都是随时局的变化而动，这是对现实的摹写，也可反映出社会对性别的定位。同时，男性知识分子在精神觉醒的时期按照自己的幻想追求新的女性形象，但他们惘顾社会对女性的限制以及仍按传统标准去评判女性，认为她们仍是不具备社会性的完整的人。
在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没有描写到她们的思想性，女性的社会性在其中表现很弱，在《子夜》中，重要的女性形象则大多以少奶奶，妹妹，女儿这样的附庸身份出现，自我性减弱。若按照传统的定位将男性与理智，女性与情感作为对立的概念，茅盾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情感减弱到理智增强的变化。
二、知识分子与商业大亨
茅盾前期的作品多以青年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而后期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中则选取民族资本家，小工商业者，破产农民为描写对象。这种转变与茅盾文学观的转变是一致的，他在后期更加明显地考查了阶级问题。
纯粹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是个体化的象征，与社会接触面有限，不能代表社会性，只能显示出个人的感觉与思想性的变化，无法准确地描绘出社会动向，而茅盾的政治认识需要在文艺中塑造无产阶级的形象，出于他对无产阶级群体的不了解，他转而选择自己熟悉的群体与领域，从批判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指出未来的道路是无产阶级的。
因此《子夜》中的商业大亨及他们的活动，展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资本家们处在整个世界环境之下，一方面受外界经济压迫，另一方面又剥削工人阶级，这两方面都是被动的结果，在资本家看来，应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唯一手段只能是削减工人工资，而经济侵略更日常化的表现是国货的竞争力很弱，这不仅有政治因素，还有经济因素，因此小说的广度和深度就明显得加强了。
知识分子应对社会变化往往只采用积极或消极，热情与颓废的态度，展示出的是情绪化的精神状态，而工商业者则趋于实干，他们是行动中的人，无论成功失败都需要去作为与实践，这是二者很大的不同。因此前后期作品形象的转型是成功的。
三、叙事与场景宏大
《子夜》的场景非常广阔，描写大家族，交易所，生意场和工厂。宏大的叙事场景更加接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式各样的人物活动在不同的空间之中并互相发生联系。《子夜》宏大的叙事框架与精细描写成就了整个作品，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早期的作品。
人物由少而多，从个体转向社会，并在其中扮演角色，人物从自身利益出发促成自己的行动，呈现出整个社会的网状联系，而不是单线条的影响与被影响。
除去场景变得更为广阔之外，人物的数量明显增加，人物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角色数量的增多导致事件的处理需要更加细致的安排，使得作品更注重对于人物关系的呈现，而非个人情感的纠葛。由此作者跳出了个人化的情感抒发式的写作倾向，转而进入到理性分析与考察的阶段，视野也因此变得更加开阔。
早在1925年茅盾已经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表明自己文学观的变化，但他的新的文学观却没能运用到1927年至1929年的早期创作中，而是迟至1931年创作《子夜》时才践行了这种文学观。
这大概与早期茅盾所受大革命冲击而开始创作有关，也可能是参加左联后为了践行自己的政治观而有意为之，茅盾回归了集体，不再处于群体之外，他既要独立思考，又要符合政治需要，着实是困难的，就像一个人要做独立的个体的愿望与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复杂关系一般，茅盾需要更加理性的思维并选择合适的实践方式，思想的独立性并不能代替行动的现实性。于是《子夜》成为他思想与行为的理性化的实践。
《子夜》在社会表现力上是成功的，小说构建的社会关系具有洞见力，并且具有分析性。但作为小说，《子夜》的叙事给读者的感觉是不太完整，并且原定的写作计划与成品有些差距，这或许因他创作期间生病、催稿等因素未能全力发挥有关，毕竟现实的写作因素也是影响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子夜》的创作可见作为作家的茅盾与作为政治工作者的茅盾对艺术与现实的处理方式，即采用了不牺牲艺术性的理性化的创作倾向，并且以现实需要为先而非情感的冲动为创作动因。
《子夜》是一部考察出来的作品，虽然有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其磅礴的叙事可谓是五四时期最宏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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