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電影中的陰影，但生命中的陰影則不然，電影是電影，人生是人生——羅曼·波蘭斯基語錄”
《我控訴》是法國著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的又一部備受爭議的作品，影片改編自法國曆史上著名的冤案——“德雷福斯事件”，這段歷史發生在著名的“普法戰爭”之後，法國屈辱地向德國割地賠款，這對法國之後四十多年的歷史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每當經濟與政局出現動盪，民族主義熱潮就會在法國抬頭，這其中最顯著就是反猶主義盛行。
1894年，法國情報機構截獲一份手寫的信件，年輕的猶太裔炮兵上尉德雷福斯被誣陷為德軍的間諜，隨後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煽動下，被法庭判處叛國罪而遭流放，而新上任的情報部長皮卡爾通過調查發現德雷福斯是無辜的，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觸動了法國官僚體系的奶酪，因此被捕入獄。
影片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語境中，一方面諷刺了法國社會官僚體系腐敗叢生，以及種族歧視等現實問題，另一方面是導演波蘭斯基想借影片表達自身遭遇的不公平對待。
波蘭斯基的電影帶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不論是之前的《鋼琴師》還是新作《我控訴》，他總是喜歡用幽暗的影調，低調式的布光，緩慢的節奏，開放式的結局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在主題上他善於在電影創作中挖掘人性之惡，批判人性之罪，還被業界譽為“罪惡大師”。
然而作為籌劃拍攝了七年的《我控訴》，波蘭斯基曾公開談了對影片主題的看法：“我很早就想拍攝一部德雷福斯事件的電影，不是當做古裝劇，而是間諜故事，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可以瞭解其與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相關性——對少數群體的迫害、安全偏執、秘密軍事法庭、失控的情報機構、掩蓋真相的政府和狂熱媒體的景象。”
回到影片《我控訴》中，導演以情報工作者皮卡爾上校的視角來展開整個歷史事件，用移動的攝影機來創造扣人心絃的連續視覺場景，即使觀眾對這一段歷史不夠了解，卻也能從影片開始後逐漸進入這個歷史情境中。
皮卡爾上校作為軍部的情報部長，從一開始不知真相時的服從命令，到後來為揭露真相而背叛軍部，使得這個人物形象所具備的正義感在不同方面得到了立體的塑造，而且在揭露真相的過程中也使影片充滿諜戰元素。
此外，影片將十二年的歷史時間分為判決、密電、罷免、決鬥、再次審判、被判無罪六個不同的時間節點，以其冷靜而又剋制的鏡頭記錄著人物和事件，從一步步收集各種證據到接踵而至法庭審判，到對案件進程的碎片化呈現，如陳列一般，向觀眾展示著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件，使得影片具有一種貼近現實生活的質感。
這種淡化戲劇衝突的敘事方式和氛圍營造，保持了對歷史最真實的呈現，體現出導演波蘭斯基對歷史題材的最大尊重。
整體上來看，影片依舊延續了導演的一貫創作風格，通過幽暗的布光和陰冷的色調來暗喻法國社會官僚體系的腐敗和黑暗。
尤其在影片開頭對於德雷福斯剝奪軍銜的呈現，烏雲密佈，冷色調佔據主導地位，軍部內部空間呈現出一種昏暗的色調，主角皮卡爾上校所處的情報處大樓內，在烏雲的覆蓋下顯得更加昏暗，體制下的壓迫感使影片形成一種壓抑的氛圍，為敘事增加了張力。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光線通道的窗戶成為一個重要的意象在影片中反覆出現，比如第一次是主角皮卡爾剛就任情報部職位時，想打開辦公室的窗戶卻沒有成功；第二次還是沒有打開辦公室的窗戶，密閉的辦公室裡昏暗的光線，再結合具有古典氣息的辦公桌，形成一種極具隱喻的戲劇張力，為之後皮卡爾揭露真相過程中遭遇各種陷害埋下了伏筆。
然而，在影片後半部分皮卡爾將真相完全公之於眾後，推開公寓的窗戶，陽光將室內照的格外亮。再比如，當德雷福斯被流放在惡魔島的監獄裡，導演通過調節窗戶的景別，完成了從特寫、全景、遠景的過渡，不僅交代了德雷福斯的生活環境，而且控訴了反猶主義者的無恥行徑。
影片名為“我控訴”，那麼導演在影片中究竟控訴了什麼？毫無疑問，波蘭斯基通過對歷史的再現，他控訴了官僚主義的專橫腐敗，他控訴了反猶主義的盛行，他控訴了激進民族者的無知，也從另一個層面控訴了自身多年來飽受輿論批判和被汙名化。
在影片中，我們看到當德雷福斯在廣場上被剝奪軍銜後當眾羞辱時，周圍的群眾也附和著罵“叛徒”；當佐拉發表抨擊社會墮落，支持德雷福斯無罪的文章時，無知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抗議；當皮卡爾前往法庭為佐拉作證時，不明事理的群眾也在罵著“叛徒、混蛋”，而對真正的叛徒布瓦代弗爾將軍卻稱讚“將軍萬歲”，導演通過交叉剪輯方式將兩種不同的聲音來回切換，無疑是在諷刺民眾輿論的暴力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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