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在一起。
“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原籍江苏苏州，1901年6月12日生于上海。出身清寒，早年在大丰洋布号当跑街。北伐战争时期加入国民党，任上海三区党部执行委员，曾参加救国会和民盟组织。
参加抗日救亡
1928年，沙千里考入上海法科大学，任《青年之友》周刊主编。1934年组建苏联之友社，主编《生活知识》月刊。1931年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编《救亡周刊》。同年与沈钧儒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
1937年10月，南京、上海失守前夕，沙千里撤退到武汉，武汉失守后又撤退到重庆。在冯玉祥将军的帮助下，沈钧儒和沙千里等人乘冯将军的专车离开南京去汉口。
沙千里、沈钧儒一行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后，开始接待从北平、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地流亡到汉的爱国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一部分介绍到八路军办事处，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大部分安排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汉口蚁社执行委员
1938年1月12日的《新华日报》刊登的题为《汉口蚁社成立》的消息：“汉口蚁社筹备会已经成立，包含会员一百数十人，性质与工作均与上海蚁社相似，社址吉庆街青云里8号。现在正在进行歌咏团、剧团、时事讨论会等等的活动；而且所办的战时训练班已经在本月5号开课，每晚7时至9时为训练时间，科目有民众运动、战时经济、民众武装等。此外，该社已经出版了蚁社壁报两期，蚁社图书馆也将于一星期内开幕。该社各种工作，极欢迎非社员参加。”中共湖北省委直接领导汉口蚁社，常委是沈钧儒、沙千里，执行委员是沈钧儒、沙千里、袁洁伟、何惧等。下设社友部、文化部和总务部。汉口蚁社成立后，办了《新学识》杂志。
关于汉口蚁社开展的救亡活动，汉口《大公报》的名记者子冈在1938年7月29日的报纸上作了这般“特写”：“在武汉的许多救亡团体之中，蚁社也是比较有成绩的一个。是几百个职业青年利用业余的时间尽一点救亡任务。这对于他们，比职业更切要、更热情。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民族沉沦，职业也不会安稳存在的。”“是一个酷热的晚间，我踏进前花楼德兴里8号蚁社的大门。在灼热的电灯四周，扑满着许多飞蛾小虫，在电灯底下，却密坐着几十个蚂蚁——聚精会神讨论时事的青年，黑板上写着‘怎样保卫大武汉’几个触目大字。”“蚂蚁虽然渺小，但却最辛勤的合群的。蚁社的朋友们正秉着这种精神，在共同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如果全中国的人民不作害虫、懒虫，而作蚂蚁，中华民族不会亡！”在文尾处，子冈如是述评道。
“蚁社在武汉为了支持抗战，参加抗战，特别设立了‘战时工作委员会’，执行一切参战的工作。这个会的下面分做三组：第一是服务组，他们曾经为64（所）后方医院设立过伤兵流通图书馆，使受伤的将士得到文化精神的食粮；第二是战时训练组，这里包括对内社友们一切战争常识的训练，社友的自我教育，预备培养出无数的坚强的职业青年干部；第三是宣传组，这一组的工作特别显出它的功绩，他们除了参加武汉每次政府所号召的宣传周以外，他们曾以极熟练的宣传技术出动到武汉的四郊，他们到（过）谌家矶、黄石港以及有名的石灰窑。”“最近，军士慰劳袋的征募，蚁社的社员曾热诚的捐出1650余元，这不能说不是蚁社的光荣的成绩。”（见1938年8月8日的《新华日报》）汉口蚁社共发展400-500人。1938年8月20日被国民党汉口卫戍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解散。沙千里起草了对勒令解散蚁社的抗议书，要求政府恢复蚁社组织，抗议书送到报馆，但却遭拒绝没被发表。
组织基金委员会
沙千里、何惧等人在武汉组织了一个基金委员会。沙千里通过基金委员会，借助徐雪寒2000元办新知书店，继而又用这笔钱办《大众报》。以通俗易懂与面向大众为宗旨的《大众报》每周出2次，每期出一篇谈国内抗日形势的文章，图文并茂，广受好评。
在汉期间，沙千里全力协助沈钧儒从事国民参政会（该咨询机构于1938年7月成立，没有决策的权力，但拥有听取报告权、询问权及提案权。）的工作。沈钧儒在参政会上提出的不少提案，沙千里曾参与起草。
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沙千里积极支援前线抗战。1938年9月17日，他同钱俊瑞、陈北鸿、冯乃超、盛威等一道赴鄂东宋埠、浠水、奠山、罗田一带，代表文化界慰劳前线战士。十天时间他们跋山涉水，深入抗日最前线，向战士敬献锦旗，带上药物为伤病战士治病，作形势报告，鼓舞士气，还送去许多书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1938年，沙千里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据其自传，“这年自己在武汉由杨修范和袁清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修范在撰写的《纪念沙千里同志》一文中写道，“沙千里7月底写了入党报告，由他转交湖北省委书记何伟、王翰，再转给中共长江局董必武，然后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并不愿意开放民主，沙千里在武汉发表了系列文章、演说，阐述实行民主开放民众运动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6月，沙千里著《抗战与民众运动》一书在汉由生活书店印行。其中的代表作有：《抗战与民众运动》（1938年2月在蚁社战时知识训练班的演讲），《两个问题》（《国民周刊》，1937年10月29日），《开展组织生活》（《职业界救亡周刊》，1937年10月10日），《职业团体应如何开展战时教育》（1937年10月5日）等文稿。文中透出的思想精要是民众运动乃抗战的主力与民众为抗日的源泉。“战争现在已坚持了十几个月，由于国内的大团结，由于国际的同情，更由于敌人日益陷于困难，我们抗战的前途，是闪烁着灿烂的光彩，我们应把握着这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更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使全国民众一个不漏的渗透到这伟大的战争中去，我们民族解放的大业，是一定可以完成的。”沙千里自信满满地疾呼。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沙千里与救国会的部分领导人，从武汉撤退到了重庆。（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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