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北宋以來，禪悅之風盛行，士大夫的為人為文普遍受到禪宗的影響。蘇軾就是一個典型。本文著重分析了在人生實踐中，蘇軾對禪宗所持的“拿來主義”的實用哲學觀，著重指出：蘇軾與禪宗並非在宗教層面上締結姻緣，而是在身處人生困境中借禪宗消除人生的外部壓力。
關鍵詞：禪宗 禪悅之風 人生如夢 生存哲學
蘇軾雕像
禪宗原是充分中國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開創的南禪宗，經過一二傳後，將禪的意味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就形成了一種隨緣任運的人生哲學。到了北宋熙寧年間，“隨著學術文化的全面繁榮與整合，禪悅之風大行其道。禪宗所蘊含的人文資源和精神傳統非但沒有在復古運動的排佛思潮中灰飛煙滅，而且被士大夫們廣泛移植到意識形態的各個領域，其中尤其以文學為甚。”[①]
在文壇上，顯著表現出受這種文化濡染而對其人其文有深刻影響的，莫過於蘇軾。作為北宋文壇的一代宗師，蘇軾學養深厚，涉獵極廣，“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講究。”[②]與此相對的是，蘇軾的思想體系也相當龐雜，儒、釋、道並行不悖，他不僅對儒、釋、道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蘇軾的人生觀的哲學就是建立在以儒學為根本而浸染釋、道思想的基礎上的。其中，“禪宗是蘇軾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蘇軾是一個“複雜的文化個體”，禪宗對其作品的影響並不是單一的，它“傳承佛教和悖離佛教的雙重性賦予了蘇軾之作以特殊的魅力。
縱觀蘇軾之作，視人生如夢幻、朝露、泡影、空花、浮雲的句子，幾近百處。“人生如夢”幾乎成為蘇軾作品中揮之不去的一種情結。有學者提出這明顯來自佛教的“性空說”。佛教中的大乘空宗認為世界是假有性空的夢幻，一切事物都是“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健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③]，皆虛妄不實。回頭再來看看，在蘇軾作品中，直言“人生如夢”、“人生如寄”的現象屢見不鮮。其實這並不是佛教詞彙的突兀呈現，而是佛教觀點深入人心的體現，是蘇軾個人人生情感的真情流露。試看《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如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人常困令驢嘶。
這是蘇軾26歲那年作於鳳翔任上的一首詩。六年前，蘇軾與弟弟蘇轍赴汴京應舉，經過澠池曾寄宿奉閒僧舍，兩人題詩僧壁。後蘇軾再過澠池，奉閒已逝，子由作詩懷舊，追憶當年“共道長途怕雪泥”、“舊宿僧房壁共提”的情景。這樣從往昔記憶中截取的零散片斷卻引起了蘇軾對人生的謂嘆和思考。其實人生匆匆，所有的過往僅僅留下了一些偶然的印記，稍瞬即逝，永遠沒有積極的意義。如此看來，生命其實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支配著，緣起緣滅不能依靠常理去推測，生命的許多空白僅僅能依靠“人生如夢”去解釋。“回顧這首詩，生命的虛無飄渺和人生的空靈超脫令人久久回味。從上面這首詩的理解，我們可以發現，其實蘇軾心中的一種鬱結，可以通過平時一個看似隨意的物象或情結渲染到他的作品中。至於這種鬱結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我們不得而知。我只是看到蘇軾那種超然自得的心態
蘇軾書法
有人說，蘇軾在仕途順利時以儒家的“兼濟”思想自居，
在遭貶失意時則轉投佛老以求精神支持。縱觀蘇軾一生的經歷遭遇，很難很確切的說出是與否的答案。蘇軾對任何一種思想的態度變化其實同仕途的變化沒有必然聯繫。
對佛教，蘇軾的態度確實起伏很大，詆譭謾罵有之，虔誠禮拜有之，不離不棄同樣有之。眾所周知，宋代文人的主體角色比起前代複雜得多，文人往往集參政、文學、學術於一身。蘇軾正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典型知識分子，當他處在官位上時，站在維護儒家正統思想的角度上針對佛教的消極方面加以駁斥，這無可避免。但是這並不說明他在學術上汲取佛禪思想。在蘇軾早期的作品中，的確以儒學為宗，以實用為務，對佛教的批評既犀利又有意氣用事之感，他其實完全是將佛教視作封建倫理政治的異端加以駁斥。在他的作品中，蘇軾寫道：“今士大夫以佛老為聖人，書於市者，非老莊之書不售也。”更有甚者，蘇軾批評佛教“廢學而徒思”的風氣，認為會造成“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力，飽食而嬉”的流弊。從上述種種來看，蘇軾的官本位思想十分濃厚，對佛教思想對功利主義的消極意義十分不滿。
在蘇軾遭貶輾轉東南各地的時候，在“親友絕交，疾病連年，飢寒並日，人畢相傳已死”[④]的日子裡，蘇軾哀嘆命運，同時又酣歌醉舞，笑對“扁舟草履，與樵漁雜處”[⑤]的生活。從這時蘇軾開始與佛門僧人交往。我覺得這才是蘇軾對佛教態度轉變的原因，非因遭貶尋求精神安慰，而是源於在同眾多方外釋友談禪悟道、酬唱往來的過程中，蘇軾身上的文人氣質得以充分的展現。試看蘇軾這個階段的詩詞，“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⑥]、“芍藥櫻桃俱掃地，鬢絲禪榻兩忘機”[⑦]，這些句子與其說時修道之人的自我表白，還不如說是蘇軾別有情致的個人生活寫照。
蘇軾入禪院，非求佛佑，而求靜心。他其實與當時的許多文人一樣，發現依照儒家思想提出的道德完善途徑已經無法彌合政治生活與個體存在之間的分裂，轉而求助於佛家思想作為“理遣”（通過認識上的明理來化解打擊造成的痛苦，保持精神的平和完滿）的新手段也是情理中的事。有人說，這就是蘇軾個人精神哲學的一大特點——以變應變。
蘇軾“僕之食豬肉”，東坡肉
其實，儒、釋、道之間融合的價值，不在於他們內在的精神全部被蘇軾所接納，而在於它們之間相通的部分結合為一種心理手段，為他提供了一種緩解矛盾、消除分裂、維持平衡的方法，使他能“遇物而應，施則無窮”。蘇軾曾在《答華仲舉書》中坦言：“住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食，豬肉也。……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由此可見，蘇軾對禪宗“拿來”的態度或可稱之為實用主義的哲學，即不求高深但為我所用而已。禪宗對他而言，不是頂禮膜拜的精神偶像；他接受禪宗思想也不是出於“出生死，超三界”之類的宗教目的或是闡揚義理的需要，而是藉此消除外部強大的政治壓力鬱積在心中的塊壘，保持主體精神的平和完滿和人格追求上的獨立不夠。
正因為視禪悅為方法而不是目的，蘇軾在談禪時始終保持著“借禪以為詼”的灑脫，而他嚮往的終極境界甚至是“何進仗策相隨去，任性逍遙不學禪。”我們不難從蘇軾這帶有濃郁世俗氣息的禪學見解中看出，蘇軾“塵根未脫”，然而正是這未脫塵根，才能使蘇軾這位“偽高僧”的說禪文字中帶上蘇軾個人的個性色彩，整個作品顯得率真可愛。
蘇軾、蘇洵、蘇轍葬地雕塑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軾對禪宗的態度正代表著士大夫精神人格的一類典型。然而，對蘇軾而言，在人生的磨礪中，起到彌合分裂、維持平衡的途徑不僅僅是參禪，在他看來，能為心靈提供真正自由境界的是文學藝術。“東坡嘗謂，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世矣”。[⑧]實際上，正是禪宗和藝術對於人生的某種相近而又不同的意識形態作用，使蘇軾能在創作中忘記為世俗束縛的自我，充分享受身心的愉悅。所以，這種禪宗和藝術對於人生的某種相近而又不同的意識形態的作用，被蘇軾結合在自己身上，獲得了特殊的表現。正因為參禪不是純粹的宗教活動，也不只是遠離囂塵謀求精神安慰的功利手段，還是愉情悅性，使身心得到昇華的詩意行為，所以蘇軾其人其文受禪宗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
[①] 張錦：《禪學對北宋文壇的影響》，貴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頁
[②] 王十朋：《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序》，引自《蘇軾詩集》附錄，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832—2833頁
[③]《摩 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八章
[④] 《謝量移汝州表》，《蘇軾文集》卷二三，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56頁
[⑤] 《答李端叔書》，《蘇軾文集》卷四九，同前，第1423頁
[⑥]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蘇軾詩集》卷八，同前，第390頁
[⑦] 《送春》，《蘇軾詩集》卷十三，同前，第628頁
[⑧] 顏中其編：《蘇東坡佚事彙編》引《春渚紀聞》，嶽麓書社1984年版，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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