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友農君這些年進城經商攢了些錢，最近在老家全域流轉了一個自然村，搞起了旅遊農莊。所謂全域流轉，就是不僅流轉土地，還流轉塘堰、溝渠、山林、場院，以及廢棄的農舍、學校、村部，既有農民的承包地，也有村集體的資產。用他的話說就是，整體流轉可以整體佈局、整體設計、整體經營，效率和效益更高，對流轉雙方更有利。
友農君全域流轉了村莊後，清淤了塘堰，在池塘中養魚種荷，在塘埂上支起釣位，疏浚了溝渠，擴修了田間路，在村頭路邊、房前屋後種上烏桕、楓樹和樟樹，山林間則放養笨雞和土豬，稻田裡種下精選的稻種，廢棄的村部、學校改成民宿和農家土灶，場院上、瓦房上，長年曬著乾菜、鹹肉、醃魚和香腸。人在家中坐，客從村中游，雞犬之聲相聞，炊煙油香飄蕩。
好一派鄉土和樂氣象圖！
經友農君這一改造，村莊人居環境、村容村貌都煥然一新，人氣和活力又回來了。每逢春秋兩季好時節，特別是節假日的時候，周邊縣城、城市的居民都來品農莊風情，吃農家風味，走時還帶回大包小包的農村風物。都是地裡種的、自家產的、山上養的，不方便帶還可以快遞，回城後還想要，有電商服務。周邊村民也有樣學樣，照葫蘆畫瓢，大大小小的農莊、農家樂也搞起來了，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輕人也回來了。鄉村真的因為新的理念、新的資金、新的經營和無邊無際的互聯網市場，正在發生亙古未有的改變。
這些年，類似友農君這樣的資本下鄉的事常有耳聞。對待資本下鄉，坊間一直有爭議。支持者說，資本下鄉為農業農村現代化作出了貢獻，促進了農業轉型升級增效，幫助了農民致富，帶動了農村發展；憂心者說，資本下鄉會導致農民失地，使農民權益受損。反對者說，資本下鄉長遠來看還會侵蝕社會穩定，並舉日韓為例說各國都嚴控資本下鄉，土地向資本集中不是好事。如何看待這些觀點呢？大道理不講，我就問三句話：農業是不是缺效益？農村是不是缺資金？農民是不是缺市場經驗？其實這是誰都不否認的事實。那麼，為什麼我們不歡迎資本帶著理念、資金、技術、人才、模式，甚至市場下鄉呢？它在逐利的同時，也改造提升了我們的傳統農業，改善發展了我們落後的農村，幫助提高了我們市場“小白”般的農民。如果它不逐利，或者逐利不佳，我們還要不高興呢，因為它的利益與農民的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至於對資本下鄉的擔憂，只要嚴格按政策和法律運行，顧慮可無慮，風險亦可控。
為什麼不用擔心資本下鄉導致農民失地呢？因為土地流轉建立在土地確權基礎上。我們開展的土地確權是為農民確實權、頒鐵證，在確權證上，農民每一塊承包地，都標有地塊名稱，寫上承包地所在的地方土名；寫有實測面積，對確權確股不確地的地塊，也記載農戶按其股份計算佔有的面積；標明地塊的四至，承包地塊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相鄰關係；對承包地經營權變更，如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及入股等，也都要及時進行變更登記並加蓋主管部門印章。這就從法律上保障了農民的土地權益。
再說，農民流轉出去的只是土地經營權，資本只是在合同有效期內擁有土地經營權利，一旦合同到期，經營權就自動回到農民手上，除非有新的合同。在合同期內，如果資本經營不善，退出或變更，農民只要租金收益不出問題就行了，如果租金收益不能按時到位，那就是資本違反合約在先，農民有權中止合同，收回經營權，並追究資本的違約責任。即使，萬一的話，資本跑路，農民可以收回經營權，再尋找新的流轉對象，或者乾脆自己經營，最多是受點租金損失，反正地還在那兒、跑不了。至於，有資本以經營權抵押產生的債務風險問題，也不要緊，被抵押的也只是經營權，還可以再轉讓，農民不管誰獲得被抵押的權利，只要按時支付租金就行。
所以我要說，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設計得很高明，揣測制度設計者一定是汲取了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併導致農民失地的教訓。“失地＋饑荒＝流民＝動盪”，這一邏輯是中國歷史上王朝傾覆的主要原因，也是有識之士擔憂農民失地的思考原點。但在中國特色農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如今，這種擔憂難免有“舟已行而劍不行”之譏。封建土地私有化制度，導致農民一旦賣掉土地就永久性失去了土地，農民失地則失去了衣食之源，在前工業化城市化時期，又沒有新的途徑為失地農民提供就業和生活之源。而現在的農村土地制度，在源頭上就規避了私有化的制度風險。特別是三權分置制度的設計，它有兩道“保險絲”確保農民不會因為種種原因永久性失去土地。
一道“保險絲”是農戶承包權，這是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也就是說，承包權只能是農民的，資本的經營權是承包權派生出來的，它在權利規格上是小於承包權的；不論經營權怎麼流轉，怎麼變更，它都從屬於承包權；即使經營者出了什麼問題，所有風險也只是在經營權範圍內，不會殃及承包權。
另一道“保險絲”是集體所有權，這是農村土地權利的根本。這一制度設置，確保了即使在土地權利上出現了任何問題，都還有所有權兜底保障。真要到了非常時刻，可以確保土地始終還是村集體的，不會變成資本的。一般情況下，有這兩道“保險絲”，足可以保障農民不會永久性失去土地，除非農民自己主動放棄承包地。就算農民主動放棄承包地，這承包地也會首先回到發包者手上，就是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村集體手上，絕不可能被資本拿到。
如果覺得這兩道“保險絲”還不足以消除歷史憂心論者的擔憂，還有一道堅固的“防火牆”屏障，那就是我們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有強大的政權和國家，真要出現非常情況，有什麼困難不能解決？這也是我們的制度優勢所在。
為什麼說不會出現流民呢？流民問題是歷史憂心論者的擔憂重點。封建時代為什麼會出現流民呢？封建土地私有化制度使土地兼併成為可能，土地大規模集中到豪強手上，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因此銳減，必然導致賑災能力下降；一方面農民失去衣食之源，再遇上天災人禍，無處就業就無處就食，生存本能就導致流民洶洶，社會動盪。現在就不一樣了，現在的土地流轉與歷史上的土地兼併有本質的區別，第一，它不是買賣，只是出租，不會導致農民永久性失去土地；第二，它出租的只是經營權，承包權還在農民手上，所有權還在村集體手上；第三，它是有固定期限的，即小於承包期限，時限一到，權利返回。第四，它獲得的不是一次性收入，而是合同期內逐年收益，是農民的一份長期收入。最後一點是，農民流轉土地後，他還有錢可掙，有飯可吃，有地方可去。這就是工業化城市化時代的優勢，這是封建時代農民所沒有的歷史際遇。
所謂有錢可掙，就是農民流轉土地後，拿租金的同時，可以在農村非農行業就業，可以在資本旗下打工，可以自己創業，還可以進城在城市工業、服務業就業，這些年來，隨著城市化發展，農民的務工收入一直佔了農民收入的半壁江山。農民只要有穩定的收入，生存與發展就有了保障。
所謂有飯可吃，就是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農業的產出率也不斷增加，特別是在政府施行的新型糧食安全戰略下，現有土地用不著那麼多的農民來耕種，農民向城市、向非農行業轉移，不僅減輕了土地的負荷，提高了農業的效率，而且為高效的現代農業提供了新的市場，創造了新的需求。
所謂有地方去，就是指工業化城市化為農民進城創造了機會和條件，可以有更多農民離開土地、農業和農村，在城市實現就業、生活和發展。這一歷史趨勢將伴隨現代化進程的始終。退一萬步說，即使今後，農民在城市就業生活發展難度加大，農民好歹還有一個退路，好歹在農村還有承包地，有老宅，還可以重操舊業，基本生活不會成問題。倘若農民承包地確股不確地的、四至邊界不清的，農民如果一定要拿回自己的承包地，也可以根據確權證標明的面積，拿回自己的土地。這是土地確權證的實權鐵證所保障的。
所以，流民之論實屬杞人之憂、楚人之劍。
可進城可回鄉，可務農可經商，工農兩宜，城鄉相洽，進退也自如。這樣的制度設計，這樣的政策圖景，這樣的實踐路徑，確保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雖不至於“風過水無痕”，但至少不會造成社會動盪和歷史波瀾，從而可以讓歷史褶皺中的芸芸眾生，能夠共享歷史和時代的饋贈。所以說，以三權分置為制度基礎的農村產業變革，其影響力絕不僅僅是改變了農業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它必然要改變農村的社會結構、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而且還會促進農民的身份、職業和文化的自信。這也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的應有之義，也是農民的“守得雲開見月明”。
過去講，有恆產者有恆心。其實，有希望就有恆心。只要有穩定收入的預期，有生活向好的可能，有命運改善的機會，那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就是充滿希望的，就是欣欣向榮的。
土地流轉不會導致農民失地，更不會導致流民，它起於產業化經營，興於農業現代化，必將在鄉村振興中成為歷史的一個“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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