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的發跡史，《水滸傳》裡著墨不多，簡單說就是三個人生轉折。
董將士引薦給王附馬是一重轉折；在王附馬府結識端王是第二重轉折；結識端王僅半年，偏偏端王又做了皇帝是第三重轉折。
一步一轉折，步步都踩在了點子上，可以說是指數爆棚，好運逆天，終於讓高俅從一個混跡街頭的破落戶烏雞變鳳凰，一躍成了身居要職的朝廷高官。
縱觀這個簡單的路線圖，極易讓人形成一個印象，高俅的發跡只憑兩點：一是球踢的好，二是運氣好。除此以外，再無其它。
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我們知道，高俅在《水滸》裡就是個大反派，體現他任何“慧心巧思”的一面都是有違原文主旨的。
所以，不排除施耐庵有意拉開高俅和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著意營造他僅僅是個不學無術、專靠旁門左道、拍馬奉迎來贏取不當職位的角色印象，以此來凸現梁山好漢所受到的壓迫與不公。
但是，客觀的講，高俅如果僅僅是因為球技，是不足以步步走紅、身居高位的。
如果有人肯從另一個角度寫一本《高俅傳》，那麼人們對於高俅的印象，將絕不僅止於此。儘管《水滸》在高俅做官之前，對他的為人處事，言行舉止著墨不多，但如果細看，畢竟還有蛛絲馬跡可循。
首先，高俅在所謂的“仕農工商”這些正途上可能資質不高，悟性平平，但他絕對是一個不走尋常路，有想法和有追求的人。
《水滸》第三章裡開篇說高俅，有這樣一段描述：“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
很明顯，高俅興趣廣泛，愛好眾多，從立身處事的角度來講，這使他能夠融入更多的圈子，能和更多的人找到共同話語和興趣點。
可能有人懷疑，他樣樣都學，樣樣不精通，能有什麼出息？
可反過來想，不管琴棋書畫也好，刀槍棍棒也罷，除了少數風流名士真能做到惺惺相惜，俗世凡人又有幾個真喜歡別人比自已強？
論武功拳腳，時時能把一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論口才文章，處處能把你駁的啞口無言，這樣的感覺似乎總是不那麼爽吧！
高俅樣樣不精，但樣樣懂，這就足夠就應付常人口味了。
相對來看，劣勢和缺點未必總是對人無益。
第二，高俅是個知人知性、情商很高的人。
高俅初到附馬附，附馬給的職務是“親隨”。
什麼是“親隨”——貼身服待，不離左右的人。而且事實證明他這個“親隨”做的很稱職，也很出色，不久在附馬府便做到了“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雖然俗話有“日親日近，日遠日疏”一說，但一個下人，能做到恰到火侯，讓主子久處不厭，實屬難得不易。
及至到了端王府踢球獻技那一段，端王邀他下場，“高俅拜道：‘小的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腳！’三回五次告辭不肯。“端王定要他踢時，才叩頭謝罪，解膝下場。”
由此可見他謙卑低下的功夫做的多足，高低身份的認定認的多透徹。
而且進退有據，一板一眼，既不受寵若驚，也不手足無措。
從他踢球的表現來看，也足見他球技嫻熟，心態好的更不是一般能夠企及的。
“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比在附馬附更進了一步，那是何等的功夫，比之和珅過猶不及，和韋小寶簡直有得一拼了。
第三、盜亦有道，高俅是有明確價值取向的人。
回到第三章開頭，施耐庵說高俅“若論仁、義、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果真如此，且不說高俅為人，附馬也好，端王也罷，豈不都是眼瞎耳聾，雞鳴狗盜之輩？
合理的解釋是，高俅未發跡時，混跡於普通人之間，可能在“仁、義、智、信、行、忠、良”各方面確實不太講究，但不代表他對能夠掌握自己前途命運的人，也是如此行事。
在附馬府，端王看中了府馬書案上的一對鎮紙玉獅子。
如此貴重之物，第二天送到端王府去的只有高俅一人，連個監督隨從的人都沒有。
及至高俅被端王留宿，日晚不歸，附馬也僅僅是“正疑思間”，並未大動肝火，大動干戈，可見附馬對高俅信任之深。
儘管高俅一坐上殿帥府太尉寶座，就因為與王進父親當年曾有一棒之仇，命人綁了告病的王進，罵他：“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什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你託誰的勢……”罵的刻薄狠毒，陰損無德，露出了他那副睚眥必報、不遮不掩的小人嘴臉和姦邪面目。
但僅從他升官發跡這一路來說，奴顏婢膝，躬身事上，他確有常人不及之處，並不僅僅是踢得幾腳好球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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