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人們“認定”愚公移山“遺址”的背後原因
“愚公移山”是個寓言故事，這是盡人皆知的。即使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中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時也沒有忘記告訴人們愚公移山故事的寓言體裁。然而，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濟源人為什麼還要煞費苦心地去認定什麼愚公移山處、愚公住所（窯洞）、愚公井等與愚公有關的東西呢？
帶著這個問題，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並訪問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曾任濟源縣副縣長的李傳清、曾任王屋區黨委書記的趙功明及當年在區政府工作過的王立臣、王成典等人。
據史料記載，新中國建立之後，濟源人民就開始了興修農田水利的實踐且成績卓著。 1954年1月26日的《河南日報》就以《濟源縣去年興修農田水利的經驗》為題報道說，去年全年整修舊渠342條，新開大小渠道454條，修整和新建水庫、水塘、水窖629個，新打機井336眼，共擴大水澆地及點種保苗面積55626畝。
1954年以後，中共濟源縣委和縣人民政府又借鑑國家治理淮河和總結當地群眾開展水土保持方面的經驗，對蟒河流域700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了全面規劃綜合治理。這些治理措施不僅獲得了巨大成功，還引起了媒體和各級政府的關注。
1957年2月15日的《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充分利用山區水力資源的一個榜樣》的署名文章，介紹濟源的做法和經驗，在此之前的2月5日。《河南日報》一版曾以《土地改革翻了身，高級社紮下幸福根》為題，報道1956年濟源縣農業生產取得的成就。
從1954年開始，中央水利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地區行署的領導曾多次到濟源縣調研、視察，《人民日報》發表的《充分利用山區水力資源的一個榜樣》的文章就是當時國家水利部副部長何基豐在濟源視察後發表的。1957年冬，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在豫北13縣座談會上就充分肯定了濟源縣全面規劃、綜合治理蟒河流域的經驗。1957年12月，在全國水土保持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授予濟源縣“蟒河馴服 萬民受益”錦旗一面。1958年12月，又授予濟源縣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署名的“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獎狀。
這時的濟源縣不僅在全國名聲大臊，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也有些名氣了。1957年到1958年兩年內，全國有26個省市自治區的119個參觀團來濟源參觀學習。總人數達1.5萬餘人。
當時的王屋區（轄現在王屋、邵原、下冶、大峪地域內的12個鄉）作為濟源縣的重要一部分，當然也不甘落後。據86歲高齡的趙功明老人回憶，在他擔任區委書記的1954年曾召開各鄉幹部會議部署王屋區的水利建設工作。他說他先是在內部文件中學習毛主席在七大報告中的閉幕辭，後來又在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中讀到這篇文章，從中瞭解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和毛主席倡導的愚公精神，於是他在會議上就要求大家要學習愚公，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來從事水利建設，他說他還特別強調可別學那個自作聰明的智叟。他說，為了培養一批水利技術員，會後還從軹城區請了技術員當教員，在王屋區舉辦水利技術員培訓班。也就是從這時起，王屋山區的小水庫、水窖、水渠、築壩收灘增加耕地、植樹造林的運動如火如荼了。
據77歲高齡的王立臣老人回憶，除了水利建設和植樹造林工作外，王屋區的文化、教育、工商業發展也很快。由於各項工作的出色成績，黨中央、團中央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共青團河南省委曾多次給以嘉獎。省委宣傳部還讓省豫劇三團創作了豫劇《愚公移山》來濟源縣王屋區演出。
筆者也從有關資料中看到，1957年11月17日的《河南日報》還刊發過記者王振幫寫的《往日愚公發奮移山 今日群眾征服乾旱》的長篇通訊，系統介紹王屋鄉（屬王屋區轄）的水利建設成就。通訊一開頭就說“深秋10月，記者來到濟源縣王屋鄉這個位在“愚公移山”寓言裡所指的、海拔1300公尺的王屋山上。住在這裡的群眾高興得告訴記者：王屋山變樣了…….. “這篇文章後來還被收編於水利部編印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第一集中，收編時編者還加了提要：“王屋鄉就在‘愚公移山’裡所說的王屋山上。王屋鄉的群眾......汲取了愚公的毅力，把它建設的可愛和富饒。建設剛進行了一年多時間，就修起了5座小水庫，593個水窖，開了24條渠道，挖了142個透河井，修築了290畝川臺田，整修了13000畝梯田，創造了畝產雙千斤的記錄。”
由於王屋區的水利建設成績顯著，加之毛澤東主席的七大閉幕辭中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使王屋這塊地方變得知名、神奇、神秘，這也讓許多到濟源參觀學習的外地人把王屋區做為必去之處。所以，在1957、1958這兩年時間裡，接待來自各地的參觀者也成了王屋區的日常工作之一。雖然愚公移山是個寓言故事，內容及情節是虛構的，但文中所說的王屋山畢竟是客觀存在的。參觀者來到這裡，絕大多說都要問及愚公移山的具體地址及愚公故居一事。據76歲高齡的王成典老人回憶，他當時是王屋區的水利技術員，由於熟悉水利建設的緣故，領導曾多次讓他為參觀者介紹情況。有一次領導還特別交待，“如果有人問及愚公移山處和愚公故居的事，你可不能說不知道啊！咱愚公家鄉人不知道，誰能知道！”
雖然愚公移山是個虛構的寓言故事，雖然“愚公移山處”和愚公“故居”是不存在的，可你擋不住眾多參觀者的提問呀，這局面難應付啊！
據90歲高齡的李傳清回憶，為了應付局面，是當時的王屋區黨委書記鄭世傑（已去世）急中生智，解決了這一難題，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求和文化需求。
能把這個過程說得更具體的的是的王立臣老人。他說，那是1957年12月的事。當時的鄭世傑書記帶著通訊員崔宗亮到東西山一帶檢查工作，想順便將此事定下，但看了一圈，沒有合適的地方。但省豫劇三團幾天後就要來演出。由於此次到王屋來的人數多，問及此事的人會更多，因此，“愚公移山處”和愚公“故居”的認定便成為燃眉之急。王立臣老人說，他當時也是區裡的通訊員。在一天早飯後，鄭世傑書記帶上他，來到當時的陽臺村一個叫燕婆窪的地方，在那裡“認定”了“愚公移山處”和愚公“故居”。並特別交待，以後如果有人問及，就這樣回答他。
愚公移山“遺址”和愚公“故居”的“認定”也使陽臺村的更名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據曾擔任過陽臺大隊（人民公社建制時期的村稱大隊）黨支部委員的劉道明回憶，在1967年的6月11日的紀念毛主席《愚公移山》發表22週年大會上，陽臺大隊正式更名為愚公大隊（即現在的愚公村）。
不過，筆者認為，中國歷史上有沒有愚公此人，發生過移山的故事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濟源人對愚公精神的崇尚和發揚愚公精神建設好自己家園的決心，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今天，濟源人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不凡之舉，便是對這一問題的最好詮釋。
本文參考資料（1）毛澤東《愚公移山》；（2）《中國共產黨濟源歷史紀事》（3）《濟源市志》1993年版（4）《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第一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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