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車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徑

今天是世界自行車日。作為最常見的交通方式之一，人們對自行車的關注從不曾停止：北京於近日開通試運行了首條自行車專用路，希望為通勤族提供方便。而大洋彼岸的紐約市博物館，最近也舉辦了一場自行車展，想要探索自行車複雜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1941年紐約中央公園騎自行車場景，陳列於紐約市博物館，系《紐約自行車》150餘件展品中的一件。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實習生 陸茉妍

作為曾經的“自行車王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自行車都扮演著中國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角色，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2018年4月12日，第72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6月3日定為世界自行車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恰好是第二個世界自行車日。

就在5月31日，北京市首條自行車專用路宣佈開通，迅速獲得居住在回龍觀地區居民的積極響應。這條全長6.5公里的自行車專用路，東起昌平回龍觀西至海淀後廠村路，離13號地鐵線十分近。因為靠近以互聯網公司雲集的上地區域，這條自行車專用路也被稱為“碼農福音”。自行車專用路上僅限自行車通行，限速15公里每小時，預計將為約1.16萬通勤族帶來便利。

這也是國內首條自行車專用路，如若試運行效果顯著，在不遠的將來，也許會有越來越多的城市開設自行車專用路。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紐約市博物館最近正在舉辦一場自行車展《紐約自行車：兩百年的歷史》（Cyclingin the City: A 200-Year History），以探索自行車的發展變化及其在社會進步和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自18世紀末，法國人西夫拉克（Sivrac）發明世界上第一輛自行車以來，從最開始的不被接受，到成為少數有錢人的專屬，再到後來發展成大眾化交通方式，自行車不僅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還給社會和文化各方面帶來了極大影響，這些影響涉及女性解放、政治爭論、文化寓意等諸多方面。顯然，這意味著自行車不單單是一種交通工具，還具有深刻的社會和文化內涵。

自行車曾是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徑

美國早期女攝影師愛麗絲·奧斯汀（AliceAusten）於1895年拍攝的瓦奧萊特·沃德（Violet Ward）與黛西·艾略特（DaisyElliott）。沃德曾經寫下了長達200頁的 “女性騎自行車指南”（Bicyclingfor Ladies），這一指南被用來教導女性如何成為嚴肅的騎自行車人士。

起初女性騎自行車並不被社會認可和接受。《南威爾士回聲報》（South Wales Echo）1897年的一篇報道中寫道，“自行車由男性發明，也是給男性使用的交通工具，女性，要當心騎自行車的危險。”有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看到女性跨坐在自行車上，將這種情景視為道德敗壞。1896年，有一篇報道這麼寫道，“這些蕩婦踏著自行車，走在有傷風化的路上。”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自行車熱潮讓紐約中上階層白人女性紛紛騎上自行車。她們想借騎自行車反抗上述報道中對女性進行制約的言論，想借機跳脫出維多利亞時期對“純正女性風範”（true womanhood）的僵化要求（1966年美國曆史學家芭芭拉·韋爾特考察1820年至1860年的美國社會，認為該時期社會衡量婦女的標準為四種品質：“虔誠、貞潔、溫順、持家”）。因為自行車，她們蛻變成了“新女性”（New Women）。

女性騎著自行車，開始在街道上佔有一席之地，這挑戰了傳統的性別規範，也逐漸因此獲得掌控自己生活的自主權。婦女參政論者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Stanton）和蘇珊·布朗奈爾·安東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等都認為自行車是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徑，安東尼在1896年的採訪中高度評價自行車的作用，“在解放女性方面，自行車起到的作用多於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

在美國，

自行車為少數群體提供了團結機會

在“大熔爐”美國，自行車為少數群體提供了團結的機會。不僅白人女性利用自行車維護自己在公共空間中的身份，移民和少數民族（主要是男性）在20世紀初也通過建立自行車俱樂部團結起來，共同發聲。紐約市博物館自行車展策劃人之一、詹姆斯麥迪遜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弗里斯（Mr. Friss）表示：

“20世紀初，自行車熱正席捲全國，這些俱樂部有兩個作用，一是提高民族自豪感、增進團結，二是宣揚他們的美國身份。”

隨著自行車的持續流行，德國、意大利、日本、中國、丹麥、墨西哥和蒙古移民都組建了自己的自行車俱樂部。

1987年針對曼哈頓自行車道關閉的抗議活動。

自行車愛好者在各自的團體內出現了代表各自小群體的團結性和凝聚力，作為自行車愛好者團體，他們因此團結一致。這些自行車的推崇者曾組織過抗議活動，維護自己的街道使用權。街道佔用問題曾引起過熱烈且深入的爭論，這個問題波及甚廣，就性質而言，已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層面的爭論。

對此，弗里斯副教授表示，“這很有意思，自行車竟然承載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不管是政客們利用自行車的方式，還是自行車導致的那種敵對情緒，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自行車成了五花八門關於所屬的政治爭論的象徵。”

自行車成為影片和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意象

1948年維托里奧·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執導的影片《偷自行車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被視為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中的經典之作。“二戰”後，羅馬充斥著失業和貧困，人們常常為了工作爭得頭破血流。好不容易出現了一個工作機會卻被要求必須有輛自行車，當掉很多東西贖回自行車後，自行車又被偷了。自行車作為影片中重要的意象，是戰後破敗的生活狀況下工作和謀生的必備條件，價格昂貴、代價巨大的自行車的丟失和尋找，引發了一系列爭執和騷亂，由此反映出戰後背景下，意大利人民生活的悲慘。

影片《偷自行車的人》劇照。

除了影片，自行車的文化意象還體現在文人趣事及文學作品中。1884年五月的一天，48歲的馬克·吐溫在哈特福德的家中從寫作中抽身，休息片刻，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情：騎自行車。

他在《馴服自行車》（Taming the Bicycle）一文中記錄了自己第一次騎上那輛前輪大後輪小、四英尺高（約1.22米）的老式腳踏車的經歷：他從手把上飛了出去，然後住進了醫院。即便騎自行車的開始不太順利，馬克·吐溫在文章結尾還是極力建議讀者也買輛自行車，“買輛自行車吧。只要活著，你就不會後悔。”

不只馬克·吐溫特別喜愛自行車，海明威也是自行車的忠實粉絲。作家蔣方舟在談及海明威時這樣介紹過他：海明威一生熱愛過很多運動，在非洲大草原打獵，在古巴的深海中捕魚——他曾經捕獲過一條重達1175磅（約532.97千克）的槍魚。在他的眾多愛好中，自行車是不為後人所注意的一項。

海明威待在巴黎期間，瘋狂地愛上了自行車大賽，常常穿著環法自行車大賽運動員穿的那種條紋上裝，在大道上來回騎自行車。他曾這樣描寫過騎自行車的快樂，“透過自行車，你才能最深刻地認識一個地方的樣貌——所有的山坡都得揮汗征服，爾後再滑行而下。也因此，你可以真正體會它真實的一面。開車的話，你大概只會記得那些較陡的坡，而且對這個地方的記憶，無法跟騎著自行車征服時所獲得的經驗相比擬。”

青年時代的海明威騎著自行車。圖片來自Pinterest。

不得不說，影片和文學作品往往將自行車從其交通工具的實用性功能中剝離出來，賦予其更深刻的寓意，快樂的時刻、享受的恣意，甚至是更深刻的社會狀況的反射。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和讀到的不是“自行車”這種平白的物體，而是承載了感情和想法的意象。或許正是因為自行車這些深入的影響，在機動交通工具、電動交通工具發展發達的今天，我們仍然關注並推廣自行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