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中華民族認識和利用茶葉的歷史源遠流長，據《神農本草經》載：“神農嘗百草，日遇十二毒，得荼而解之。”這裡所說的“荼”是一種野生植物，具有解毒之藥性。如果說遠古的神農氏尚屬傳說時代，對其記載不足作為憑信，那麼到了2000多年前的漢代，茶作為飲料已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則是史實。漢人王褒《童約》載：“烹荼淨具，武陽買荼。”據學者研究，“荼”即指茶，“烹荼”即烹茶，而且當時人們飲茶已有講究。《爾雅》：“今呼早採者為茶，晚取者為茗。”足見漢代對茶在品質上已有所細分，可謂中國茶文化之濫觴。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道教、佛教的興盛，茶與宗教產生了聯繫。茶清淡幽香的特性引發人們的聯想。在道家看來，茶是助煉“內丹”、升清降濁、輕身換骨、修成長生不老之身的好飲品；在佛家眼裡，茶又是清心寡慾、藉以禪定入靜的有效之物。這樣，茶已經脫離了作為單純飲料的物態形式，具有了顯著的社會功能、文化功能等精神層面的內涵，茶文化已初見端倪。
對於文人而言，茶的先苦後甘的自然屬性，正暗合了士階層追求理想所走的人生道路，故而這一時期文人飲茶之風興起，茶成為引發思維以助清興的手段。“竹林七賢”亦時不時地以茶代酒，以表清高。同時，有關茶的詩歌也層出不窮，如杜育的《荈（chuǎn）賦》是專門歌詠茶事的詩賦，它完整地闡述了茶葉的種植生長、採摘時節、烹茶用水、茶具選擇、飲茶功效等，奠定了中國古代早期茶文化的基礎。從詩賦中不難看出，這時已開唐宋茶道之先聲。
唐代茶文化得以快速發展，陸羽《茶經》不僅對茶的起源、種類、特徵、製法、烹煮、茶具、飲茶風俗、名茶產地等作了全面論述，更為重要的是把儒、釋、道諸家精華及詩人的氣質和藝術思想滲透其中，創造了中國茶道精神，奠定了中國茶文化的理論基礎。茶道文化因陸羽《茶經》而形成的一套嶄新的文化體系受到了文人、僧侶乃至皇室貴族的接受和推崇。在陸羽茶道普及的基礎上，又出現了斐汶《茶述》、張又新《煎茶水記》、蘇廣《十六湯品》等茶事、茶道專著。
唐代茶道的形成亦與禪教的興起有關。禪宗重視坐禪修行，要求參禪的僧人“跏趺而坐”“過午不食”，並排除所有的雜念，以達到身心一致。而茶則有提神養心之效用，能促進入靜專思，摒除雜念，因而成為禪僧首選的飲料，遂有“茶禪一味”之說。於是寺院飲茶之風大盛，形成茶道中的寺院茶禮。寺院內設有“茶堂”“茶寮”，是專供禪僧禮賓、品茗的地方；還設職“茶頭”，專司燒水煮茶、禮佛待客。在寺院茶禮中，有著固定的程序、嚴格的等級，用於不同的場合，形成獨特的寺院茶道，並融入寺院生活的儀軌。詩人劉禹錫參拜西山寺時，曾受到過寺僧以茶禮款待。
唐代文人士大夫更是茶道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如顏真卿、李德裕、劉禹錫、皮日休、白居易等均是茶道中人。詩人白居易就親自闢茶園，種茶烹茗，樂天安命，並經常舉辦“茶會”，以茶會友。茶會是當時文人們一種常見的聯誼方式，成為文人相互結識，聯絡感情，切磋茶技的重要場合。在茶會中，這些文人雅士自然免不了品茗吟詩，內容也多以茶事為題。而且常常採用聯詩和韻的形式，即由一人開啟始端，其餘的人按韻聯詩。到了晚唐，茶會活動更是豐富多彩，出現了品評新茶的“鬥新”及音樂歌舞等助興內容。
僧人與文人士大夫飲茶之風也悄然吹進深宮，宮廷茶道隨之盛行起來，陸羽的師父智積禪師曾被召入宮中為皇帝煮茶。唐朝已有貢茶制度，除州郡所進貢茶外，大曆元年（766年）與大曆五年，朝廷先後在宜興和顧渚設置了“貢茶院”，作為專門進奉宮廷御用茶葉的基地。每年新茶下來後，即分批通過驛道，用快馬日夜兼程趕在清明節前貢奉到京城。每年宮廷都要舉辦規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參加人員不僅有皇親國戚、王公大臣，還有外邦使者等。
宮廷對茶道的重視和喜愛，促進了唐代茶具製作工藝的發展。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套唐代宮廷茶具。據同時出土的《物賬碑》記載，這批茶具有“籠子一枚重十六兩半，龜一枚重廿兩，鹽臺一副重十一兩，結條籠子一枚重八兩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羅、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兩”等。唐僖宗奉獻於法門寺的這批皇家茶具是最高禮遇的佛教茶供養，同時也反映了唐代宮廷茶道的奢華。這批茶具展示了從烘焙、研磨、過篩、貯藏到烹煮、飲用等製茶工序及飲茶的全過程，且配套完整，自成體系，為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等級最高的金銀茶具，每一件都是完美的藝術精品。
宋代伴隨著都市商業的繁榮，文化藝術異常活躍，茶文化亦步入鼎盛時期。宋代社會各階層，上自帝王，下至乞丐，無不以飲茶為樂事。時人李覯《盱江集·富國策》雲:“……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王安石《臨川集·議茶法》說：“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 宋太祖趙匡胤更是位嗜茶的主，朝臣們自然紛紛媚上效仿皇帝的喜好，一時間宮廷茶道日盛。朝廷設有專門的事茶機構，掌管宮廷茶事。宮廷用茶有嚴格的等級，龍茶供皇帝專用，有時皇帝也將其賜予王公大臣，而其他不同等級的茶則按宮廷成員地位高低有所區別。
宋代文人茶道之盛，更是超越前朝，出現了專門的茶會社團“湯社”。當時的茶道中人大多是著名文人，如徐鉉、王禹偁（chēng）、林逋、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梅堯臣等。他們或詩茶唱和，或將琴棋書畫這些文人的雅興融入茶道中，使茶文化的內涵得以拓展。茶道的興盛促使了宋代茶學大興，一批研究茶事的論著紛紛問世，如丁謂《建安茶錄》、蔡襄《茶錄》、宋子安《東溪試茶錄》、黃儒《品茶要錄》、趙汝礪《北苑別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以及南宋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等；就連身為皇帝的宋徽宗趙佶亦痴迷於茶事研究，著有《大觀茶論》。這些論著無疑對當時茶道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茶道文化在宋代的普及已深入到民間各個階層，特別是在當時的都市中，茶肆、茶坊林立，茶會此起彼伏。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就展現了當時汴京開封茶事的繁榮景象，畫卷中除了諸多店鋪、攤販外，茶肆、茶坊錯落期間，“茶旗”隨風搖曳。甚至到了深夜，還有提壺叫賣者，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載：“至三更天方有提瓶賣茶者，蓋都人公私營幹，夜深方歸。”
宋代茶道有“點茶”之法，即將茶餅碾磨成粉，過羅篩細，放於茶盞中直接用沸水沖泡。以此法品評茶葉質量優劣、茶道藝能高下的活動又被稱為“鬥茶”。宋代“鬥茶”的情景我們從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鬥茶歌》中可窺知一二。宋代茶道文化相對唐代而言，在茶葉生產的過程、成品的樣式、點茶技藝、茶藝器具、鑑賞標準等方面都產生了較大的變化，遠比唐代精細，更注重感官體驗和藝術審美。宋代茶點成後，茶色尚白，茶盞尚黑，建窯所產紺黑色茶碗就有兔毫盞、油滴盞、曜變盞等多種，黑色的碗壁映襯著白色的茶湯，這種反差對比強烈的審美情趣極具時代特色。
到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這些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雖亦好茶，但根植於遊牧生活的民族性格使之對煩瑣的茶藝頗不耐煩。茶文化在這種思潮中發生了變化，茶藝趨於簡約，返璞歸真。直至明代，依然保持了茶藝的簡約化。雖然飲茶之風已深入社會各個階層，但昔日茶道中的諸多程序以及所包含的豐富文化內容已不復存在。明末清初，精細的茶文化一度有些許的迴光返照，不過，製茶、烹飲的傳統終未回到宋代時的復繁。這一時期，茶的飲用方式已改成流行的“撮泡法”，人們對各種茶品更在乎的是味覺上的享受。與此同時，茶具的款式、質地、花紋也呈現出千姿百態，追求其在視覺上的藝術性。
源遠流長的茶文化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世界各地的文化也產生了影響。最先受到影響的是朝鮮、韓國、日本等國，隨著佛教的東傳，中國茶文化迅速傳播到這些國家。特別是在日本，茶文化得到了充分發揮，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明清時期，隨著中西貿易的頻繁，中國的茶葉也與絲綢和瓷器一樣，成為外銷商品的大宗品類，飲茶之風在西方也逐漸興起。如今，茶已經成為風靡世界的三大無酒精飲料之一，飲茶嗜好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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