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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的摹仿论起源于柏拉图，正如希利斯·米勒在《论文学的权威性》中所指出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另一种更加充满负面意义的诗学概念。在《理想国》中，诗歌被诅咒，诗人被放逐，只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成功的‘摹写（imitation）’。所有的人都应该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道德的诚实（moralprobity）也正依赖于此。而诗歌却把人们引入歧途因为它展示或者说鼓励了一种做法（knack），即人们总是假装他们是谁或者某种东西，而他们恰恰不是。诗歌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演员，而每个人又都知道这些演员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
从这段话来看，柏拉图批评诗人及其作诗的摹仿行为，是从现实的“文以载道”方面出发的。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诗歌确实拥有权威，但它们是极端邪恶的权威，所以必须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柏拉图对诗人的贬抑和憎恶，并不仅仅出于“善”的考虑，其更加本源的思想，来自对“真”的维护。即诗歌或文学艺术作品是对现实的摹仿，而现实又是对理念的摹仿。因此，诗歌与作为理念的真理隔了两层。在柏拉图的思想中，真理也就是至善，真与善是一体的。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的不真实，导致邪恶和不道德的后果是必然的。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在提出文学摹仿论和宣称要把诗人驱赶出理想国之后。引起了西方文化长达两千多年的诗歌与哲学之争。
“在西方传统中，苏格拉底对诗歌中存在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倾向的肯定是对摹写的经典的谴责。摹写是一种非人化或者说非人的疯狂。”在柏拉图看来，诗歌的危险性在于，它还总是与疯狂和非理性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柏拉图真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中唯一的权威的话，那么诗人和诗歌在他之后两千年中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正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诗歌和艺术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纠正。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是从摹仿论出发，来论述文学的作用的。当然，他选择的是在当时更有社会影响力的戏剧，而不是诗歌。
雅典学派
“亚里士多德以悲剧为例，论述了文学作品根植于它所服务的社会，并且在其中发挥着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作用这样一种观点。他说，悲剧是对行为的摹写（animitationofanaction），但是，这种行为往往被反映在一个观众已经熟知的故事或者神话传说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的社会功能是现世的、包罗万象的，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悲剧通过唤起人们心目中的悲悯和恐惧心理来荡涤它们的心灵，因而，悲剧实际上成了一种心灵的净化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权威并非来自于它的作者，而在于它出于一个具体的、综合的社会目的、利用人所共知的神话构筑成一种复杂的体系，深深地植根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之中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指出了文学艺术除了柏拉图所说的败坏青少年道德的负面效应外，还具有积极的作用。即通过对心灵的净化，提高人的精神道德素质。但仅仅从社会作用的方面来为诗歌辩护，仍然无法让文学艺术摆脱相对于哲学的第二性地位，因此，亚里士多德必须超越摹仿论，给予诗歌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他在《诗学》中所提出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尽管如此，摹仿论却在西方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19世纪末，摹仿说发展到顶峰，出现了自然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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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证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说：“我们的企图只是精确的分析产生现象的环境，用一些合乎常规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其强调哲学本质的实证，就是现象的确实存在，精确描述。至于产生现象的原因，现象之后的本质，事物的因果关系，客观规律性都被拒之实证哲学之外。泰纳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之上，进而提出了种族、环境、时代决定文学创作的文艺观。而自然主义文学真正的倡导者和实践作家却是左拉。
左拉不但提出具体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并且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其方法都是自然主义的。在自然主义的文学宣言《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他提出：“作家和科学家的任务一直是相同的，双方都须以具体的代替抽象的……因此书写不再是抽象任务，不再是谎言方式的发明，不再是绝对的事物，而只有历史上的真实任务和日常生活中的相对事物。”自然主义的核心方法，就是意图客观的将生活复制到作品当中，而小说家则是一名事实的忠实记录者。这与柏拉图所反感的诗人，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左拉
一位批评家曾指出“自然主义者静止的，力求完备的描绘对象，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做到最客观，最符合实际的表达。在这里，他们恰巧失掉了被描绘的东西的观念，失掉了它的真实本质。”这正是自然主义文学的缺陷所在，一味地复制生活，自以为客观地反映了真实。其实只不过是呈现了处在事物表面的现象而已，并没有真正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然主义虽然产生于现实主义之后，但却不能说是一种文学表现方式上的进步。
卢卡奇也深刻地指出“自然主义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自然主义文学注重表象和具体的形象，不能深入地反映社会的本质，虽然在描写方面比较完备精细，但是还不能完全的“复制”生活。因为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字的虚构，小说对生活和世界的反映，必须通过诸种意识形态和文字的中介，自然主义是各种文学创作方法中最少含有“文学性”的流派。不但因为过多对细节的描写，导致文字的泛滥，而且较少思想内涵的创作，也促使文字表面化，缺乏意义，失之肤浅。
自然主义小说不但推崇摹仿，而且将摹仿的方式，降至最无思想性的“复制”程度。左拉的代表作是《萌芽》，这部小说是法国文学历史上第一部真实描写劳资矛盾冲突的作品。虽然真实地描写了工人群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工人的觉醒和斗争。塑造了以马赫为代表的普通工人形象，中心突出，结构严谨。但是由于作家和自然主义本身的局限，小说过分强调遗传的决定作用和人的自然生物性一面。如艾缔安在斗争中的愤怒和勇敢，被归因于马卡尔家族的遗传，而不是社会原因，从而否定了人的社会性。用自然规律简单地分析社会问题，显得非常肤浅。自然主义方法在左拉的创作中，明显地阻碍了他的文学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遵循摹仿说，并强调复制，不能更全面地反映生活和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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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中提到：“一切必须从头开始，在像那些发明典型任务的理想主义者那样作出结论之前，必然先从人的存在本源去认识人。”他所说的“发明典型人物的理想主义者”，明显是指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塑造典型人物恰恰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根本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在存在的时间，取得的成就，以及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等各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自然主义文学。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这正是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代表人物的高度肯定。现实主义也主张摹仿说，但是现实主义将摹写现实的重点放在反映论上。
巴尔扎克说：“作家应该熟悉一切现象，一切感情。他心中应有一把难以言明的把事物集中的镜子。变幻无常的宇宙就在这面镜子上面反映出来。”由此可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摹仿论，是建立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重要区别，同样是描写现实，前者主要是通过描写现实而反映事物的本质，力图揭示时代的特性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而后者只是毫无思想倾向性的“复制”，记录生活的表面现象。“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反映自然，你可不是可怜的摹写者啊，你是一个诗人。”现实主义不是被动的摹写者，其创作也不是单纯的摹仿，而是要通过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典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一个既真实而又准确的风俗画家的义务原来是这样完成的，即他在再现自己时代的同时，也并不触及任何个人，而应该是不放过任何本质的东西。”
而巴尔扎克是怎样理解典型的呢？“‘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的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巴尔扎克所理解的典型，是在强调一种普遍性，从众多的现象中概括出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其实这已经接近柏拉图的理念论了，典型就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和事物。不同的是，典型是从个别性中概括出来的，而理念是本来就存在的，理念本身就是世界的本源。
巴尔扎克
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对表面现象的揭示，探求事物的本质的创作观念，是否可以看作是对本原的一种探求呢？柏拉图看不起摹仿的诗人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是照抄现实，没有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表现真正的真实即“理念”，因此在理想国中受到贬斥。而现实主义文学，追求描写事物的本质真实，力图向人们揭示真理，赋予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以意义和价值，这似乎是柏拉图所赞颂的诗人。因为他们不只是摹仿，而在是摹写的同时，寻找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本质。
通过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比较，我想说明的是小说的现实性。虽然这两种文学理论，都属于一种重复论，即这种重复是以一种坚实的不受重复影响的模型为基础的，关于这个模型的复制品的有效性则是由它所摹仿的真实性来确定的。一类作家就是通过所谓的真实地复制“生活”来创作的。他们所反映的世界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复制品，其根据为他们所看到的外在世界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文学。而同样是“摹仿”，现实主义比自然主义更有意义。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在文学史以内，而是在文学史以外。左拉的小说有其一定的价值，不是因为他忠实地遵循了自然主义的法则，而恰恰是他对自然主义的偏离。
自然主义的方法为20世纪通俗小说的创作所沿袭，产生了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这样一类小说，“这些小说没有给生存的获得带来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存在，它们只是在进一步确证那些业已说过的东西，此外，它们通过进一步确证每个人都在说（都必须说）的东西。实现他们的目的，它们的光荣，它们的社会功用，由于一无发现，他们不足以加入‘发现的序列’，而这种序列构成了小说的历史，它们将自己置身于此种历史之外或者这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些小说史屁股后面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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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评论家赫伯特指出，现代的艺术与此前五百年的传统彻底决裂，是史无前例的。后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也认为从福楼拜到现今的全部文学都呈现出语言上的难题，说明了传统写作的瓦解。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最大迥异之处就在于，现代主义彻底地抛弃了在西方影响千年之久的“摹仿论”和“反映论”。我们在前文已经讨论了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并指出现实主义较之自然主义的优越性。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都没有摆脱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摹仿说”。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摹仿说”在文学上登峰造极的体现，自然主义则意味着“摹仿说”的衰落和自身贬值。
现代主义文学包括多种流派，影响较大的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尽管这些文学流派各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要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从“摹仿论”走向了“表现论”。现代主义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依德等倡导的意志论哲学和非理性思潮的影响。在传统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里，真实是一种外在的真实，这种真实观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现代主义者开始认识到这种注重外部世界描写的小说，不能发挥艺术的表现功能和艺术家的创造力及想像力，将文学所表现的内容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因此他们纷纷抛弃了艺术对客观真实性的刻意追求，实现了文学的“内转向”。把人的潜意识、梦幻和内心世界作为描写的对象，以达到一种“内心真实”。因为任何对“真实”的看法，都是人的意识对世界的“表象”，都是意识的一种“透视”结果。用现代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小说家的任务不再被局限于简单地探索社会的外貌与它的表层，而必须扩展和深化，去思考意义的混乱的多重性，无论从表面上还是表层内部。”
阿兰·罗伯-格里耶
在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看来，文学要表现的“真实”，不应该是传统的外在现实，而应该是“超现实”。在他看来，“梦境与现实这两种状态似乎互不相容，我却相信未来这两者必会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绝对的现实，亦即超现实——姑且先这样称呼。”现代主义文学由“摹仿论”上升到“表现论”，由反映外在现实到表现内心真实，实现了文学“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彻底地与现实主义“摹仿论”和“反映论”创作方式决裂，为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这种文学表现形式和审美要求的变化。原因正如新小说家罗布—格里耶所说：“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刚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欢迎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完整体，因此巴尔扎克表现了它的整体性。但20世纪则不同了，它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因此，要描写这样一个现实，就不能再用巴尔扎克的方法，而要从各个角度去写，把现实的漂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因此，他提出：“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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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在与“真理”或“现实”的关系上，分别采取了“摹仿”、“反映”和“表现”三种形式。如果从柏拉图的摹仿论来说，无疑现代主义比现实主义更接近真理，而现实主义较之自然主义，又更胜一筹。但是，在经过我们的考察之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的摹仿，而是对现实的超越。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是要通过文字对现实的反映，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现实主义文学意图承担柏拉图“哲学”探求真理的责任，寻找人类社会生活表面背后的真相。而对于现代主义来说，则完全超越了对现实的摹仿和反映，去创造一种更高的现实，即超现实。这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很相似。现代主义文学通过对一种可能性的象征描写，实现了超越起源论、本质论和等级制的创造性、生成性、开放性书写。
从西方文学的发展来看，现代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少数族”文学。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主义文学对传统文学的语言、句法、结构的解构和颠覆，更因为其思想内涵的艰深晦涩。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的兴起，正是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逐渐衰落的时期。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并不代表西方哲学本身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柏拉图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完结。西方思想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向。无疑，西方文学将在形而上学理想国大厦倒塌之后，重新承担起寻找真理，或者说创造意义的任务。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出现之前，这一任务原本就是由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和索福克勒斯为代表的戏剧家来承担的。那是一个思想与诗意尚未分化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文学艺术不再是现实或理念的摹仿，而是对存在可能性的创造性探索。从而将存在之真理从被遮蔽的状态中，以本真的语言澄明和给予出来。
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西方近代文学的这种由复制、摹仿、反映和再现到表现的变化，是因为在世纪之交，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于一种变革的新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有“先锋文学”的探索，但由于先锋实验小说对语言的过分推崇，对叙述的极端迷恋，将传统的文学关注“写什么”转向了“怎么写”，很快导致这种先锋实验写作，在将西方后现代叙事技巧挪移用尽之后，逐渐远离当代的社会生活。进而不断地退向写作本身，先锋性也同时消失殆尽。
这说明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移植和运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和表现形式的同时，尚不具备与中国社会现实和和人的生存境遇相融合的条件。因此，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在本世纪初，小说的新变革已经开始，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思想文化的进步，都要求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实现由“反映论”到“表现论”的变革，实现中国小说的现代和后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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