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PNAS上的剑桥大学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刷屏内地，该研究认为COVID-19分三个亚型：A、B、C。A亚型病毒更接近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A主要传播在在美国和澳洲，少量的A是在武汉的美国人。B则主要传播中国境内（即武汉），且没有传出东亚地区。C则主要在欧洲，与B相关。因此，这篇研究论文得到了国内的广泛传播与解读，似乎将溯源问题提供了某种依据。
但是通过细读论文，我们发现其中是有问题的，从剑桥的评论标题来看“Study charts the “incipient supernova” of COVID-19 through genetic mutations as it spread from China and Asia to Australi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Researchers say their methods could be used to help identify undocumented infection sources. ”（译：该研究通过基因突变将COVID-19的“早期超新星”从中国和亚洲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研究人员称，他们的方法可以用来帮助识别无证感染源），这就点明了研究者Peter Forster博士的立场。研究者预设了云南的蝙蝠病毒作为源头进行了研究，预设了武汉地区作为病毒的源发地，Peter Forster博士对更古老的A型多见于美国的现象进行解读，认为最初的A型都有武汉史，A型更适应于美国人的免疫系统，所以在美国传播，而A型并不适应武汉当地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才变异成了B型，在武汉和中国大范围地出现，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当地更多的病例是由B型的感染者传染出去的，即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这也与他接受剑桥大学官方采访时所说的内容一致，这样的解释非常牵强，这是得有多大的偏见与脑洞才能得出这样的推论啊！
当然，因为有意或无意的原因，尚没有美国的蝙蝠病毒基因研究，也没有当地最早的病例流行病的研究，而偏见又充斥于各种研究中，毕竟，科学也是有国界的。溯源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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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 （美国科学院院刊），论文链接：
icon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 | P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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