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PNAS上的劍橋大學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刷屏內地，該研究認為COVID-19分三個亞型：A、B、C。A亞型病毒更接近於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A主要傳播在在美國和澳洲，少量的A是在武漢的美國人。B則主要傳播中國境內（即武漢），且沒有傳出東亞地區。C則主要在歐洲，與B相關。因此，這篇研究論文得到了國內的廣泛傳播與解讀，似乎將溯源問題提供了某種依據。
但是通過細讀論文，我們發現其中是有問題的，從劍橋的評論標題來看“Study charts the “incipient supernova” of COVID-19 through genetic mutations as it spread from China and Asia to Australi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Researchers say their methods could be used to help identify undocumented infection sources. ”（譯：該研究通過基因突變將COVID-19的“早期超新星”從中國和亞洲傳播到澳大利亞、歐洲和北美。研究人員稱，他們的方法可以用來幫助識別無證感染源），這就點明瞭研究者Peter Forster博士的立場。研究者預設了雲南的蝙蝠病毒作為源頭進行了研究，預設了武漢地區作為病毒的源發地，Peter Forster博士對更古老的A型多見於美國的現象進行解讀，認為最初的A型都有武漢史，A型更適應於美國人的免疫系統，所以在美國傳播，而A型並不適應武漢當地人的免疫系統，所以才變異成了B型，在武漢和中國大範圍地出現，但也有另一種可能，即當地更多的病例是由B型的感染者傳染出去的，即遺傳學上的“奠基者效應”（founder effect）。這也與他接受劍橋大學官方採訪時所說的內容一致，這樣的解釋非常牽強，這是得有多大的偏見與腦洞才能得出這樣的推論啊！
當然，因為有意或無意的原因，尚沒有美國的蝙蝠病毒基因研究，也沒有當地最早的病例流行病的研究，而偏見又充斥於各種研究中，畢竟，科學也是有國界的。溯源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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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 （美國科學院院刊），論文鏈接：
iconPhylogenetic network analysis of SARS-CoV-2 genomes | P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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