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均，本名師守遵，1900年5月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南社鄉師家堡一個貧苦農民家裡。10歲喪父，後過繼給姑父、姑母。姑父鄒子良，陝西三原縣人，在陝西地區辛亥革命中做出過重要貢獻，因反對袁世凱竊取大總統，被袁下令殺害。鄒均為紀念姑父，繼承先輩遺志，取號復良。
1910年，鄒均考入西安健本學堂。這是陝西著名革命黨人、富平人焦子靜等創辦的一所培養革命人才的高等小學堂，鄒均在這裡初步接受了革命的啟蒙教育。1916年夏，鄒均考入陝西省立第三中學。他勤奮好學，善踢足球，任三中足球隊長，與成德中學足球隊長屈武以及武止戈等過從甚密，關係友好。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髮動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的消息傳到西安後，鄒均立即響應，邀集學友到市民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講演，說到國賊賣國、國土喪失、大好河山淪亡無日時，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市民多被感動。5月下旬，省立一中、三中、成德中學、第一師範、女子師範、甲種農業學校等各中等學校召開西安學生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了全體總罷課、遊行示威、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的決議案。鄒均和屈武等被推選為代表到省教育廳找廳長郭希仁請願，抗議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提出立即致電巴黎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懲辦賣國賊、抵制日貨和舉行罷課、遊行示威等要求。陝西督軍陳樹藩聞訊大罵，令郭希仁拒絕學生的要求，對不遵令者以槍決威脅。鄒均、屈武等代表又到督軍公署面見陳樹藩，據理力爭，終於與陳達成只講演發傳單、不示威遊行的口頭協議。鄒均、屈武等組織各校同學，高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犧牲一切，為外交作後盾”的大旗，高呼“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取消二十一條”、“頭可斷，血可流，青島不能丟”等口號，每天在省議會門前講演，並編印數十種傳單，廣為散發。6月初，在西安學生代表聯席會議的基礎上，成立了全陝學生聯席會，編印出版《白話報》，報道全省和全國學運發展狀況。同時成立陝西學生救國講演團。會後，鄒均與翁子俊、韓志穎等率領講演團到鼓樓、西大街、南院門和省議會門前向群眾宣傳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的意義，揭露北洋軍閥的罪行。9月上旬，全陝學生聯合會召開會議，選舉屈武、劉道潔為會長、副會長，高尚賢、鄒均為評議長、副評議長。省學聯並發表宣言，內稱：“哀莫大於心死，恥莫甚於國亡，苟知國亡可恥，牛馬難為，則當起而挽回之，補救之。”這年秋，陝西省長劉鎮華將教育經費移作軍費，不給西安地區的教職員發薪。教職員開展了索薪鬥爭，舉行罷教。為聲援教職員的鬥爭，鄒均、屈武帶領廣大學生舉行示威遊行，到省府門前請願，提出“一日不發薪，學生就一日不上課”的口號，省方迫於無奈，只得發薪，鬥爭取得了勝利。
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鄒均和屈武、武止戈等人商定，走出潼關，到外地求學。1920年，他們一起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這時，鄒均進一步接受了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如飢似渴地閱讀《共產黨宣言》、《嚮導》、《新青年》等革命書刊，積極參加當地的學生運動。為響應新文化運動，他決心不寫文言文，和同學們相約以白話文作文。隨著革命鬥爭的迅速發展，鄒均和許多進步青年逐步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必要。1921年12月，他和屈武、武止戈、韓志穎、張寶泉、劉尚達、崔孟博等10多個陝西同學，成立了天津南開學校陝西同鄉會。鄒均以該會的名義在北京出刊的《共進》雜誌上發表文章，揭露陝西教育界在反動軍閥統治下的黑幕。他們還以通信形式與西安學生聯繫，提出改造陝西教育的方法，建議“組織團體和出版刊物，把各界的黑幕儘量地介紹出來”，“以自動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協力去奮鬥、犧牲，破除黑暗的勢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翌年3月，他們又創辦了《貢獻》雜誌。這個雜誌雖只出了4期，但在倡導移風易俗、改造社會、改革教育、宣傳新文化運動、宣傳社會主義學說等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京、津和陝西地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被譽為“宗旨正大，議論卓越”。
1922年夏，鄒均由南開中學畢業後到了北京，一面複習功課，準備考大學，一面積極參加北京的學生運動，直到1923年秋始離開北京。他同北京大學學生、陝西旅京學生領袖劉天章等關係密切，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在京期間，經劉天章介紹，鄒均先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1923年暑期，鄒均與武止戈等人到西安開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宣傳活動。
鄒均畢竟是個年輕的、不十分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風雲變幻的形勢下，他曾一度受到實業救國論的影響，為此，1923年秋考入江蘇南通紡織專科學校。帝國主義在南通開辦工廠、排擠民族工商業的種種事實，無情地擊滅了他實業救國的幻想，他認識到此路不通，毅然離開南通，於1924年春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上海大學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國民黨左派于右任創辦的一所革命學校，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任弼時、張太雷等先後在該校擔任領導或教員。入校後，鄒均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知識，對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和前途等有了新的認識，在政治上逐漸變得成熟起來。在學習期間，鄒均還和武止戈、何尚志、馬文彥等創辦了《新群》雜誌。他們還利用課餘和星期天深入到工人中去，調查瞭解工人的疾苦；並幫助上海總工會舉辦工人夜校，向工人講解馬列主義，啟發工人的革命意識，引導工人起來進行革命鬥爭，深受工人的讚許。12月，鄒均受團中央指派到西安建立團的組織。他與魏野疇取得聯繫，發展團員14名，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後被稱為西安第二團支部，歸團中央直接領導。
1924年10月，直系將領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兼一軍軍長，胡、嶽任副總司令分兼二、三軍軍長。鄒均與胡景翼是同鄉，早有結交。這年冬，鄒均應兼任河南省軍務督辦的胡景翼之邀，並經黨組織批准，離開上海大學來到北京，負責國民二軍駐京辦事處的對外聯絡工作。當時國民軍武器彈藥缺乏，馮玉祥、胡景翼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鄒均、屈武等向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作了彙報，經李大釗轉請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協助，蘇聯政府答應給國民軍裝備三個師的武器。鄒均和國民一軍副官長張允榮奉命去蒙古接運這批武器。當行至大戈壁時，突遇暴風雪，在牧民的救助下，鄒均、張允榮幸免於難，但卻與北京失去了聯繫。黨組織和胡景翼等非常關心鄒、張的安危，即派屈武北上尋找他們。三人會合後，共同趕到庫倫(今烏蘭巴托)，將武器安全運回北京，受到各界群眾的歡迎。這一時期，鄒均還曾回陝宣傳擁護召開國民會議，反對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他回陝後被選為陝西國民會議促成會文書股委員，參預了起草宣言等工作。為加強國共合作，鞏固統一戰線，鄒均經常溝通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趙世炎與國民二軍胡景翼等人之間的關係。胡景翼要鄒均轉請黨組織派人幫助建立軍事學校(即開封陸軍訓練處)，請求蘇聯給國民二軍派幾名軍事顧問。在黨組織幫助下，開辦了開封陸軍訓練處，黨組織先後派幾十名黨員到該處工作或學習，使該處成為黨組織搞軍事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鄒均還通過中共豫陝區委負責人王若飛、劉天章等人幫助國民二軍選派一大批進步青年去蘇聯學習軍事，其中不少人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胡景翼在共產黨人和蘇聯的幫助下，更加傾向革命，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
1926年春，國民軍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聯合進攻下遭到失敗，北京處於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決定派鄒均、屈武等去蘇聯學習。4月，鄒均、屈武到達莫斯科，進入中山大學學習。學習期間，鄒均為北伐戰爭節節勝利的消息所鼓舞，堅決請求回國參加火熱的革命鬥爭。經黨組織批准，是年秋鄒均回到了北京，旋被中共北方區委派到駐河北省河間縣的鄭思成(陝西人)軍負責政治工作。鄒均根據黨的指示，在該軍內建立了政治工作機關，秘密發展了一批黨團員。
1926年12月下旬，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成立，于右任、鄧寶珊分別任總司令、副司令。駐陝總部是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建立的臨時革命政權，陝、甘地區的許多著名共產黨人，如魏野疇、史可軒、楊曉初、葛霽雲、王尚德等都在其中擔任了重要的領導工作。鄒均被黨組織派到總部民政廳任第三科科長，負責外交工作，同時兼任總部的國民黨特別黨部監察委員、訓練委員會委員和教育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等職。鄒均同民政廳副廳長葛霽雲、第二科科長王聖域等共產黨員一起，協助於右任、鄧寶珊進行政權的改革工作，發出改革舊政制的命令，在報紙上公佈了《檢定縣長縣佐條例》，明確規定“在社會上著有惡跡者”，“不明瞭本黨主義者”，“有反革命嫌疑者”，“有鴉片嗜好者”之任何一種均不能充當縣長縣佐。隨後，根據群眾檢舉揭發，總部斷然將幾十個反動縣長撤職查辦，選派一批進步人士接任縣長。
1927年4月初，鄒均受中共陝甘區委、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及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的派遣，任駐陝總部駐武漢全權代表，負責“所有在外一切交涉事宜”和“向中央報告陝西黨務、政治、軍事、財政等一切事項”。
7月，武漢的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血腥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國民軍聯軍駐陝總部被解散。鄒均根據黨的指示轉入地下，接待了不少由陝西來武漢的共產黨員。
1927年秋，鄒均由於勞累過度，加之環境惡劣，患了嚴重的肺結核病，身體非常虛弱。黨組織送他到上海看病，但他仍抱病日以繼夜地堅持工作。1928年夏，他身體狀況逐漸好轉，黨中央派他去蘇聯東方勞動大學學習。鄒均想到今後黨領導的武裝鬥爭會顯得更加重要，需要大量的軍事人才，於是他請求學習軍事，得到黨組織的同意，先編入東方勞動大學軍事班，隨後又轉入莫斯科步兵學校進行更正規的學習。不料，他的肺結核病復發，呼吸困難，無法堅持學習。他考慮到自己的病情嚴重，一時難以治好，而國內的革命工作又急需幹部，與其在這裡養病，不如回國去邊工作邊養病。於是，他向黨組織申請回國工作，獲得了批准。1928年底，鄒均拖著一副孱弱的病體，頂風冒雪，踏上了回國的征途，翌年春到達上海。7月，黨組織在小沙渡路召開彭湃烈士追悼大會，鄒均和幾位黨員在散發傳單時，被租界英國巡捕逮捕。鄒均遭嚴刑拷打，始終嚴守黨的機密，英租界警方撈不到任何東西，只得將其釋放。
1930年夏，黨中央派鄒均到河南省任省委軍委書記。時值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爆發，陝甘著名共產黨人楊曉初、楊可均、葛霽雲、陳潭六等人都參加了馮玉祥討蔣的第八方面軍鄧寶珊部。鄒均利用這些老友在鄧部的合法身份，幫助河南黨組織簽發護照，接濟武器和經費，營救被捕的黨員。如河南省委書記童長榮在鄭州被捕後，鄒均即找任鄧寶珊秘書的楊可均商議，由楊請鄧電馮玉祥部的參謀長劉驥，使童終於獲得釋放。河南省委的兵運工作，經過鄒均的努力，不長時間就有了起色。遺憾的是，這時黨內正是李立三“左”傾錯誤統治時期，鄒均由於抵制組織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組織總同盟罷工等“左”傾錯誤，而被河南省委指責為“右傾”、“取消主義”，被撤銷軍委書記職務，改任秘書；繼而停止工作，開除黨籍。鄒均雖受到如此嚴重的錯誤處理，但並未悲觀消沉，仍然顧全大局，忠誠黨的事業，繼續為黨努力工作。
1930年秋，鄒均在鄭州無法立足，便去找當時在鄧寶珊部從事兵運工作的共產黨員楊曉初、楊可均、陳潭六等。此時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失敗。初冬時節，鄒均隨同楊曉初等率數百人向豫北轉移，沿途收容了大量散兵，遂改編為一個團，楊曉初任團長，鄒均負責黨的工作，率部繼續北行。當部隊到達博愛縣清化鎮(縣治所在地)時，鄒均和陳潭六商議，並徵得楊曉初同意，從該團挑選一連精兵，由鄒、陳帶到黃河以南開展游擊戰爭，孰料此去遭受石友三無端襲擊，鄒均壯烈殉難。
1931年，在楊虎城將軍的支持下，由親友師守命、鄭自毅等將鄒均遺骸運回西安，安葬於南郊興善寺旁。全國解放後，黨和人民政府將烈士忠骨移入西安革命烈士陵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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