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是在實驗室裡外洩的嗎？這就是當前遍佈全球的陰謀論。從伊朗到俄羅斯再到美國，陰謀理論家和詭計多端的政治行動者正在做出瘋狂的指控，而無論他們指責中國研究人員還是美國軍方，目前沒有證據支撐。所有數據都表明，這種病毒已經使 240萬人，超過16.7萬人喪生，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
絕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對新冠病毒基因組的分析已排除陰謀論所暗示的人為設計的可能性，同時病毒也不太可能源自實驗室因疏忽而發生的外洩。美國梅奧診所疫苗研究負責人格雷戈裡·波蘭（Gregory Poland）博士說，實際情況更為平凡。這種病毒是一種典型的蝙蝠冠狀病毒，已發展出感染其他哺乳動物的能力。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種病毒的自然起源完全符合傳播動力學和生物學。耶魯大學研究微生物疾病流行病學的內森·格魯博（Nathan Grubaugh）指出，如果說實驗室洩漏病毒，那只是1000種可能來源中的一種。
細菌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歷史上所有戰爭的人數
細菌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歷史上所有戰爭的人數，而且人們一直試圖在所有這些戰爭中利用它們。甚至在人類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之前，他們就用被感染的箭頭，彈射的瘟疫屍體摸索著，最臭名昭著的是，還派出了天花浸透的毯子。科學革命在幫助人類與這些可怕疾病作鬥爭的同時，也幫助它們相互之間傳播了這些疾病。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對盟軍牲畜進行感染的實驗到在西方被大規模遺忘的日本對中國的細菌襲擊（可能已導致200,000多人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轉移到了巨大的冷戰生物武器庫存上，至少在一種情況下，造成了蘇聯的炭疽病。
在較小的規模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在美國發生的生物恐怖襲擊，例如1986年的拉傑尼希餐廳中毒和2001年寄給全國特定目標的Amerithrax信件。對薩達姆·侯賽因所謂的生物武器庫存的恐懼是造成伊拉克災難性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場災難造成的眾多傷亡之一是公眾對生物防禦的信仰。喬治·W·布什政府當時的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著名的“ 炭疽小瓶 ”演說中，哭泣的狼像瘋了似的回到了美國的臉上。這個國家開始相信，僅僅因為薩達姆沒有生物武器，其他任何人都不會。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人從非理性的妄想症變為非理性的否認。在目前這種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前的幾年中，不僅看到了美國國家衛生機構的膽量，而且在反疫苗運動中否認科學的文化根基。
今天，尤其是美國正在為這種否認生計和生命付出代價。該警告是明確的，危險是真實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僅沒有在生物風暴之前利用珍貴的平靜來為脆弱的人群做準備，反而不僅以完美無瑕的象徵性手勢做出回應，而且公開表示了淡化病毒作為騙局的威脅的公開觀點。如果這個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表現不同，可以避免多少損失？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如果9/11是“ 想象力的失敗 ”，那麼歷史無疑將把特朗普政府對COVID-19的回應視為勇氣的失敗，同情心，尤其是能力。
而且，如果下一屆美國政府不能迅速扭轉局面，那麼下一次大流行，無論是自然發生的還是真正的襲擊的結果，都可能使這一大流行看起來像季節性的嗅探。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戰試驗場
眼下，隨著世界與自然界的蟲子鬥爭，全球仍有大量的細菌戰庫存
即使我們可以相信，俄羅斯人遵守了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約》並銷燬了其軍火庫，但是美國近年來在軍控和防擴散領域奉行“美國優先”，一再毀約退群，倒行逆施不斷，例如退出《中導條約》、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撤銷簽署《武器貿易條約》，獨家阻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迄未完成庫存化學武器銷燬，並全方位提升軍力，嚴重破壞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阻礙國際軍控與裁軍進程，受到國際社會普遍譴責。
那麼恐怖組織，沒有土地保衛，卻沒有損失的非國家行為者呢？上個世紀，著名的埃博拉病毒戰鬥人員卡爾·約翰遜警告說：“在人們確定流感病毒的毒力和空氣傳播基因之前，最多隻需幾個月（幾年），你就可以命名。然後，任何裝有幾千美元設備並在他的管理下接受大學生物學教育的crackpot都可能製造出蟲子，使埃博拉病毒看起來像在公園裡散步。
現在約翰遜的預言就在眼前，有了一點暗網信息和一些二手實驗室設備，任何人都將很快可以在地下室實驗室中自行製造疫病，然後將其釋放給普通人群。
基因操縱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危險的威脅，因為它允許任何人將稻草變成致命的金子。假想的核恐怖分子已經為我們準備了無數的財富，但他們如果不獲取寶貴，稀有且受嚴格保護的易裂變材料就無法採取行動，則與之不同，生物黑客將能夠從任何地方收集細菌。與核恐怖分子只遭到一槍打擊不同，生物黑客的炸彈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複製自己。
陰謀論比冠狀病毒本身傳播得更快。
顯然，對未來的細菌沒有完美的防禦。一個孤獨的“演員”會製造出設計錯誤，這一事實確保了不會有現成的疫苗。但是，加強監督，建立健全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以及最重要的是，公眾願意相信一線專家，對於將尚未製造的生物武器造成的損害降至最低至關重要。
然而，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冠狀病毒一樣，無論是因惡意還是偶然而生，無形的敵人都可以藏在我們的行列中，秘密繁殖，在自己的體內植入定時炸彈，並且在我們不知所措之前，無所不包。最終，人類可能不會以砰的一聲結束，而是以微弱的咳嗽結束。
那是個壞消息。
這是個好消息，世界可以阻止它。而且沒有人需要開發全新的武器系統來做到這一點。與所有其他戰爭手段不同，從防彈背心到反坦克導彈，新發明都需要反發明來加以保護，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改變思維方式，我們要做的就是將公共衛生視為國家安全。
而且我們過去真的很擅長，2002年12月SARS病毒最早爆發於廣東省時，在此之後，特別是中國，政府一直在建立公共衛生系統網絡，以發現並防禦疾病。直到最近，我們又一次頻繁地使用這些網絡，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政府，根據我們自身的安全對虛假的信息進行評估。
尤其是美國，需要扭轉這一趨勢。它的注意力需要離開金錢和政治，如系統的全球監測。美國人需要更加關注像生物防禦兩黨委員會這樣的組織，這些組織不懈地努力警告細菌戰的威脅。美國不僅不能像特朗普總統那樣激怒與他們的關係，還需要加強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全球衛生網絡的合作。
而且由於公共衛生和國家安全是一體的，我們國家有著龐大的軍事力量，社區以及醫療服務人員已經接受了災難情況的培訓。他們包含在國家應對框架的主要災難計劃中。當他們能夠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員並肩作戰時，例如在2002年針對SARS病毒一樣，他們表現出了優秀的品質。
最後，看到危險的美國需要讓公眾重新參與對抗病毒威脅的鬥爭。
沒有人民的自願支持，任何自由和開放的民主都無法生存。如果從這場悲劇中得到一點好處，那就可能是喚醒人們的聲音，即公共衛生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那些當權者和與微生物作鬥爭的人需要與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和社交平臺合作。必須將普通的公民或納稅人重新引入科學和事實，以瞭解疾病的根源和疾病。如何有效地打擊它。
如果不這樣做，就意味著要屈服於那些虛假的混蛋，政治策劃者和偽專家。儘管當今的自然災害是危險的，但他們很可能成為明天的生物恐怖份子中某個不為人知的小丑。
如果世界各國能夠共同參與或努力，並花費時間和金錢來重建公共衛生的堡壘，那麼自然或工程造成的鼠疫就不會有傷害我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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