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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奇际分享的第30本书
如果从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8年向日本贡使赏赐金印开始计算，中国和日本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系，用周恩来的“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干戈”这句话形容中日关系最合适不过了。
日本虽然战后仅用了二十年时间埋头大搞经济，培养出一批世界性企业，并实现了对英德的赶超，随后又像坐山车一样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经济断崖式下跌，很长的时间GDP增长只有可怜的1%。
如果在这种环境下，会以怎样的心态看如今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高铁、移动支付，小米、海尔、华为等企业崛起，连续GDP增长超过自己七八倍的中国？
当我们在熟悉出门打滴滴，买菜刷微信，全民理财用余额宝，上班刷“hello bike”，手拿iPhone 11，脚蹬Nike习以为常时，一个日本人对这一切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今天我们阅读的是一个普通日本人以自己的视角审视和比较中日两国文化差异的书《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作者是明治大学的讲师，日本杂志《现代周刊》的前副总编，近藤大介。
因为工作关系，近藤大介被调往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展现在眼前的是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
近藤大介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入境检查处排队要等50分钟，让他更吃惊的是接下来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接过护照后，工作人员像“甄别罪犯”一样对他上下打量，没有一丝笑容。
服务完后有人让他对服务质量投票，那是一个包含从“非常满意”到“态度不好”的四个按钮，他纠结了一番后决定不投票，这时工作人员做了一个让他更加意想不到的动作，直接当着他的面按了“非常满意”。
这让他很想不通，笑脸相迎不是份内的工作吗？为何还要增加旅客的负担多增加投票按钮这一环节？而且如此重视服务，他们身后的两位“监督员”站在那里又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拦出租车时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北京的司机常常要先问乘客去哪，然后抛出一句：我不去！刚准备理论，旁边的人抢先一步上了车，说“家里有孩子正等着我呢。”
上了出租车，近藤大介告诉司机目的地，司机没有任何回应，他正在听相声。坐在车里，他听到的一路都是司机对他的抱怨，油价又涨了，没法干了，一路出租车都在拼命的按喇叭，急刹车。
如果是在日本，他会马上拨打出租车公司的电话，这位司机会立即被解雇。他的同事说，这里就像不在地球上一样！
第二天去书店时，近藤大介又遇到了挑战，在收银台前，很多人挤在一起拿着书抢着付款，就像一个战场。好不容易等到他了，收银员将他的信用卡用扔的方式扔到他面前，很直接的说“这张卡用不了，是假的吧？”
近藤大介看到买好的书只是用绳子捆了一下，找对方索要袋子，对方再一次将一个塑料袋扔给了他，说“5毛钱一个。”
如果是在日本，店员一定会主动询问顾客，我该怎么把您的书包起来呢？然后会用包书纸将每本书包起来，并附上一只手提袋，如果下雨，会在外面再罩上一个塑料袋。
在这之前，近藤大介在北京的表兄就告诉他，来了中国千万不要生气。近藤大介不解的问为什么？
表兄回答说，你要是生气的话，就是自讨苦吃。
对于如此强烈的“文化差异”，近藤大介认为，中国缺乏良好的服务，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服务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拿日本各地都有的7-11便利店举例。
在陈列上，便利店会把杂志摆在门口，因为据统计，买杂志的人只会买杂志。为了每天买便当的不会吃腻，每周都会更换便当种类，如果是老年人居多的地区，便当会相对较软，不会有饼干等较硬的食物出现。下雨的话，门口会摆上500日元的低价雨伞。
此外，便利店内还有自动取款机方便顾客，服务上还有代缴水电费，代收发快递，代购电影票，更换书籍等服务。
服务的店员一般会记住顾客会在几点购买什么东西的消费习惯，并会记住他们的性别和大致年龄。
顾客一进店，店员会微笑鞠躬“欢迎光临！”，然后会主动询问顾客“您的便当需要加热吗？”“您需要一次性筷子吗？”如果是加热过的东西会放进茶色塑料袋，平常的东西放进白色塑料袋，并调整好形状双手交给顾客。
找零钱时，店员会一张张的排列好递到顾客手上，因为店员会经常去银行换新钞，所以找零时顾客绝不会收到旧钞。
当顾客离开时，店员会再次微笑鞠躬“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
既然是两个国家的比较，自然不能将一方单独拎起来说。如果说中国缺的是良好的服务，那么日本缺的是什么呢？
“你们到底有没有一点责任感？”
在大阪的夏普公司里，郭台铭在忍无可忍之下愤怒的大声质问夏普总裁奥田隆司及整个团队，对方面对责难，纷纷低头不语。
郭台铭罕见的发脾气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2011年，夏普内部的财政预算显示，当年公司亏损达240亿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展开自救，召开止损会议也只是草草走流程，并没有实质动作。
2012年3月郭台铭欲通过出资53亿购买夏普9.9%的股权和关键技术，郭台铭代表的鸿海公司对夏普更像是一种雪中送碳。
可是从2012年3月到到2012年12月底，双方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郭台铭无法理解，明明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项目，日本方面总是一拖再拖，反复询问对方的意图，既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最终忍不住当着众人的面发了脾气。
中方如果有项目要和日方展开合作，日方会先向总部汇报，总部会要求中方提供一份包含中方企业分析，公司在项目有无先例的情况说明，市场现况，政治、经济环境等几百页的策划书。
中国花好几个月按要求将策划书交给日方后，日方会召开一轮又一轮的会议，各部门负责人、科长关心的不是这份策划书会为公司带来什么，而是从自己部门的角度去看对自己部门是否有利，以及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然后所有人会总结出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修改意见。
当然，没有几个中方会有如此的耐心完全按照日方的要求去做，无论什么时候中方询问对方的意见，对方总是会回答“尚在研究中。”
对于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逃避责任”。
比如一名担任日本企业的律师，为了企业的利益，从法律角度会提出各种建议，让他不解的是有些是为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建议，却被上级拒绝。
后来在同事的帮助下，他终于明白过来换了一种工作方式。向企业提供文件时，不再以公司收益为出发点展开，而是直接找到上级说明：即使这项工作完全失败，您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上级这时会喜笑颜开的拍着他的肩膀夸他：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并通过这项工作。
这样的文化差异，中日双方在一起难免会引起麻烦。
如果是一项决定需要通过，中方通常是交由公司董事长，代表整个公司签字决定。
但是日方没有具体的责任人，有了问题根本不知道该找谁，也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怕是由对方董事长做的决定，董事长本人也决不会说是自己本人批准，而会说“董事会”批准了。
除此之外，近藤大介还总结出很多双方的差异，比如在工作中，公司欲为中方某员工生日聚会，一宣布就有人提出有事参加不了，这被近藤大介视为不团结的表现。而日本只要类似的活动都会全员参加，而且主管会主动出一部分钱给予支持。
中方人员流动性很大，一个员工如果在公司内工作三年以上就算是长的了，通常情况下一年就跳槽的很多，而日本年轻人进公司后通常都会在该公司工作一辈子。
中国的年轻人性格要强，有韧性，经常年纪轻轻就能在公司担任重要职位，发挥的空间大，用能力说话。而日本讲的是不犯错，小辈服从长辈，下级服从上级，年轻人远不像中国那样有机会挑大梁，只能坐几十年的板凳拼资质，拼工龄。
在中国的三年，近藤大介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冲击，一方面，他有强烈的民族忧郁感，认为日本正在趋于“井底之蛙”，对现在最新的发展和技术越来越不够敏感。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已经迎头赶上，为未来是否会被中国超越而越来越担心。
日本一直在关注中国，中国也在关注日本，但是他觉得中国研究日本经济崩溃，失去的20年的较多，显然是把日本当成了反面教材，这让近藤大介很不是滋味。还有每次面试中国大学生时，当问他们“为什么会造反日语专业学习？”，对方回答“因为没考上英语专业，日语分数线低，容易考上”也让他非常尴尬。
我们对日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此次疫情期间日本的表现让人大感意外，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将自己名字中的“由”改为“友”，并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
一位叫王琴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买口罩时说是要捐赠给中国，在前面买了三包口罩的大叔拍了拍她的肩膀，把口罩送给了她，并用中文说“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不管曾经的日本是什么样，但现在这一刻，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热心帮助让很多人直呼：日本变了！
藉此机会，我们该不该更多的了解一下日本呢？
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尚知中国秦始皇修建的7300公里长城，通过读《史记》寻求56个民族如何和平相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该了解一下宁可偷偷爬上“黑船”跪在佩里面前，也要跟着一起去美国学习最新技术的吉田松阴，还有日本的丰臣秀吉侵占朝鲜时，明朝派军队千里奔袭抗倭援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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