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言文史
致力於學術通俗化的半吊子學者
在今天浙江舟山市普陀區的六橫島中間，曾經有過一個很繁華的港口，是明代中葉亞洲亞洲最大最繁華的海上國際自由貿易港口，被史學家譽為“十六世紀的上海”。這個港口叫雙嶼港，位於浙江外海，孤懸大海之中，離舟山城“東南百里，南洋之表，為倭夷貢寇必由之路”，扼南北航線和中日航線之要衝，“乃海洋天險”。
有如此天然地理優勢，倘若發展海外貿易，這樣的港口真是獨天獨厚。但是，明朝是一個轉向內斂的時代，是一個迴歸秦制的小農帝國，執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在嚴酷禁海政策之下，沿海很多島嶼的居民被遷徙內地，這也就等於政府自動放棄了海島，放棄了海權。明朝初年，雙嶼也被列為“國家驅遣棄地”，島民全部內遷，無人居住。
帝國禁海出於安全考慮，也是一種不自信的體現，禁海也給沿海居民帶來不可想象的負面影響，“海濱民眾生理無路”。靠海吃海的沿海人民生計無著，勢必鋌而走險，走私貿易應運而生。儘管朝廷明令禁海，但是迫於生計，沿海民眾“往往嗜利忘禁”，“下海通番不絕”。
嘉靖時代之後，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規模越來越大，形成很多亦商亦盜的海上勢力集團，他們動輒數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成群分黨，紛泊各港”。走私貿易的興起嚴重地衝擊著明朝的海禁樊籬，以致儘管明政府有令“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這些海上集團有很多盤踞的據點，浙江舟山附近的雙嶼港，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所以得到很多海上集團的青睞。嘉靖時代著名的海盜許棟和李光頭集團正是盤踞雙嶼港，而成為一時間的“門庭之寇”。海禁嚴厲的時候，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也經常引誘外國走私商船到雙嶼港交易，而那些原來在廣州貿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稅，省陸運”，亦紛紛由他們導引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
16世紀東來的葡萄牙殖民者，是雙嶼港進一步發展為世界級的國際貿易大港口的關鍵因素。嘉靖初年，葡萄牙人在廣東沿海想要發展與明朝的商務關係，遭到拒絕之後，釀成武裝衝突，屯門和西草灣兩場海戰，大明水師勉強獲勝。失敗之後的葡萄牙人並未放棄打開中國市場大門的努力，他們在中國走私商人導引下來到浙江沿海，與當地商人進行和平的貿易活動，當然是走私。
葡萄牙人和浙江走私商人集團的活動其實是得到浙江沿海官員默許的，而且許多官吏、軍士也樂此不疲，以牟巨利。例如，“寧紹奸人通同吏書，將起解錢糧物料領出，與雙嶼賊船私通交易”。葡萄牙人初至浙江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繫泊雙嶼等港”，“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尚未在雙嶼建立基地。
直到嘉靖十九年，徽州籍的走私商人許氏集團去滿剌加，也就是馬六甲，招引來大批葡萄牙人至浙江沿海貿易，葡萄牙人才在雙嶼安營紮寨。葡萄牙人在雙嶼站住腳之後，逐漸經營，形成固定的居留地，“營房、戰艦無所不具”。從此中國私商、倭寇和葡萄牙人合流，三位一體，雙嶼作為中外海盜商人的巢穴和東亞國際貿易走私港，漸漸開始崛起。
在日後葡萄牙人的商路中，雙嶼成為葡萄牙商隊往來日本長崎和馬六甲之間的中轉站。當時葡萄牙人在雙嶼的貿易活動主要是從事日本、閩浙和滿刺加之間的三角貿易，其貿易形式是，與中日私商合夥，從滿刺加等地販來胡椒、香料等東南亞商品，在雙嶼與當地商人交換絲綢、棉布，然後運往日本出售，換回白銀，再用以購買下一趟航行的船貨。
另外，葡萄牙人也勾引日本商人前來雙嶼貿易。雙嶼港的國際貿易蒸蒸日上，盛極一時，到此經商、定居的葡萄牙人也迅速增加，他們苦心經營，把雙嶼建成一個繁榮的居留地。
極盛時期的雙嶼港有固定居民三千多人，其中1200多是葡萄牙人，餘為其他各國人。葡萄牙人甚至在雙嶼建立了市政機構，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議員、死者及孤兒總管、度量衡及市場物價監察官、書記官、巡夜官、收稅官等等，還有醫院和教堂。雙嶼比當時亞洲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壯觀富裕。
葡萄牙人在雙嶼的經營雖然將雙嶼打造為當時亞洲最大最繁榮的港口，還被後世日本史學家藤田豐八稱為“十六世紀之上海”。雙嶼港的繁榮引起了大明朝廷的關注和警惕。
雙嶼港距離舟山城不遠，並非外洋小島，而是地近帝國腹心，它的發展不能不引起明朝政府的恐慌。盤踞雙嶼的中國私商、倭寇、葡萄牙人並非馴良善類，他們常常遊走在商業活動和暴力掠奪的邊緣，在閩浙沿海大肆從事走私活動，甚至“無法無天到開始大肆劫掠，殺了些百姓”。甚至，東閣大學士謝遷在餘姚的宅第也被洗劫一空，明朝軍隊的一些中高級軍官在剿殺海盜的戰爭中反而成為雙嶼港的俘虜。
嘉靖二十七年（1548），朝廷任命右副都御史朱紈巡撫閩浙，以圖恢復“秩序”。朝廷給朱紈的諭旨說：“今特命爾前去巡撫浙江，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提督軍務，在杭州省城駐紮”，以“調度官員，實時剿捕防禦”。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朝廷又給朱紈旗牌，授其便宜行事之權，也就是可以殺伐專斷。
朱紈是什麼人呢？何以得到朝廷如此信賴呢？朱紈，字子純，號秋崖，蘇州府長洲人。據《明史》本傳載：
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景州知州，調開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寨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
從正史中簡單的線條敘述看，朱紈是文官出身，但從四川兵備副使任上開始，他就轉向了軍事工作，其職“專一整飭兵備、綜理糧儲、操練軍馬、撫治羌夷”。朱紈還當過南贛巡撫這個位子以前王陽明也做過，其全稱為“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職在“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以及嚴督相關官員剿捕盜賊。在這些職位上，朱紈積累了大量與寇盜土匪勢力鬥爭的經驗。一直到巡撫浙江之前，朱紈的宦途可謂順風順水。
朱紈是傳統意義上的能臣循吏，在以往鎮壓匪盜的軍事生涯中也一定是個忠心職守但又心狠手辣的官僚。朱紈抵達閩浙之後，立即實施了一套非常嚴密的防控海盜倭寇的政策。
浙江沿海海盜倭寇問題不僅在於外部，更在於內部，很多沿海地方基層官員“不惜名檢，招亡納叛，廣佈爪牙，武斷鄉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貨本、藉其人船，動稱某府出入無忌，船貨回還，先除原借，本利相對，其餘贓物平分，蓋不止一年，亦不止一家矣”。也就是說，浙江沿海基層官員將船隻借給走私商人，從中分取利潤，成為海盜走私商的保護傘。朱紈先是把沿海基層官員的渡船全部沒收，釜底抽薪，不過朱紈也得罪了很多浙江人。
除此之外，朱紈還致力於基層權力的重建，切實整頓基層保甲組織。在“惟不嚴海濱之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也”的情勢下，終於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推行保甲。朱紈認為:“惟沿海官兵保甲，嚴加防範，使賊船不得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在海久，當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算耳。”
最終，要解決雙嶼問題就必須要訓練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朱紈在閩、浙設置了一些軍事防禦設施，添置了戰船，並培養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部隊，分駐在各海防要塞。朱紈有朝廷“便宜行事”的專權，更認為“重典施於治亂堪定”。在朱紈看來，盤踞雙嶼的夷人“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則震之以威，謂之化外”。
要解決雙嶼問題，就必須要有一戰，““重典施於治亂堪定，然後撫綏”們必須以剿殺為主，招撫為輔，直至禍患消除。在整頓海防的基礎上，朱縱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矛頭直指雙嶼港，打擊包括中國私商和葡萄牙人在內的“倭寇”，以恢復明王朝在東南海域的統治秩序。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紈派遣副使柯喬、都指揮黎秀等分駐漳、泉、福寧諸地，阻遏雙嶼港灣的私商船隻。翌年初，又命柯喬從福建“選取福清慣戰兵夫一千餘名，船三十隻”，“又行浙江溫、處兵備副使曹邊選取松陽等縣慣戰鄉兵一千兵·俱委福建都司都指揮盧鏜統領，約在浙江海門屯紮。
三月，盧鏜督令福清兵前往雙嶼，相機剿捕。四月，盧鏜率明朝水師向雙嶼“開洋追剿”中，發現“大賊船一隻”，於是派船追擊。“追至九山大洋，與賊對敵”，“攻殺番賊落水不計數，斬首級二顆，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二名，賊犯林爛四等五十三名”。史稱“九山洋之戰”。
初戰告捷之後，盧鏜統各路兵直搗雙嶼，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則堅壁不出。至嘉靖二十七年四月，“風雨昏黑，次日寅時，雙嶼賊船突駕出港”。明軍一面佔領雙嶼，一面分兵追擊。在雙嶼城中的戰役中，明軍“俘斬溺死者數百人，賊酋許六、姚大總與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皆就擒。鎖入港，毀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賊巢自此蕩平”。
但是，根據葡萄牙傳教士平託在其《遠遊記》中說：
（中國軍隊）率領一支由三百艘中國大帆船及八十艘雙桅帆船，六十萬大軍，在十七天內做好備戰工作。一天清晨，這一艦隊向葡萄牙人的村落髮動了攻擊······所有東西被付之一炬，夷為了平地。基督徒死亡達一萬兩千人，其中八百名葡萄牙人。
為了永除後患，朱紈在雙嶼進行了四十多天的焚城行動，“四十餘日，寸草不生”。最後，朱紈還命官兵以木石填塞雙嶼港。
雙嶼地處帝國腹心，但又完全不受中央集權的控制，這是明王朝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朱紈的行動代表了帝國對國際格局變化的憂慮。但是，僅僅如此就能擋得住洶湧而來的全球化嗎？
朱紈大軍掃蕩了雙嶼之後，在浙江的葡萄牙商人失去了據點，又因風暴不能返回滿剌加，於是來到福建沿海，與當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匯合，佔據浯嶼作為新的巢穴。明軍在朱紈指揮下乘勝追擊，於是中葡雙方在福建沿海發生了一連串新的衝突。
浯嶼，在福建同安縣極南處，“孤懸大海中，左達 金門，右臨岐尾，水道四通，為 漳州海澄、 泉州同安二邑門戶”。清人莊光前在《同邑海防論》中指出：浯嶼“據海疆扼要，北連二浙，南接百粵，東望澎湖、臺灣，外通九夷八蠻，風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來，非重兵以鎮之不可。”可見，從軍事上講浯嶼真是一個戰守要地。
浯嶼的歷史可以遠溯宋元，那時浯嶼已成為南中國一個重要的發舶港和收舶港。葡萄牙人轉移到浯嶼，不知道是偶然，還是基於對中國沿海港口深入考察的理性決定。如果是後者，那真的惹人深思了。
雙嶼之戰以後，浙江葡人大批轉移到浯嶼建立居留地，並建有港口和防禦設施。大量葡萄牙人的到來，使得中國人對這裡的地名稱謂又發生了變化，稱之為夷嶼。據朱紈自己的《甓餘雜集》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中說：“夷嶼背倚東北，面向西南，北口用大木柵港，巨纜牽絆，南口亂礁戟列，止通西面一港”。
根據葡萄牙傳教士費爾南·門德斯·平託的《遠遊記》記載，雙嶼港毀滅之後，“葡萄牙人慾重新在一個名叫漳州的港口建立一村落，做買賣。那個地方亦在中國，位於雙嶼下方一百里格處。當地的商人因為可以得到許多好處，他們用重金賄賂買通了當地官員，讓他們對此採取默許的態度。在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在此和當地人平安無事地做著買賣”。
從平託的敘述看，明帝國的海禁政策在福建一帶的執行並不是很好，行政末梢的官員更多是從地方和個人利益出發，所以對葡萄牙人報之縱容態度。但是，這種和平很快就被打破了。嘉靖二十七年九月，朱紈命福建備倭指揮使盧鏜率明軍主力回師福建，“與柯喬合勢”，柯喬是巡海道副使。朱紈親赴福建督戰，準備對浯嶼發動總攻。
朱紈是明帝國海禁政策的忠實執行者，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一名能臣循吏的職務行為。但是，朱紈的剛猛施政卻引發了福建沿海地方社會的不安和不滿，“但以海為家之徒眾怒群猜，訛言日甚”。
當時閩、浙一帶下海通番由來已久，亦非個別現象，其中有勢豪和其他中、上層失意之徒，也有許多為謀生而冒險下海的窮苦百姓。朱紈的海禁政策過於嚴苛，不察其情，不分首從，捕獲交通者，因畏其“餘燼復燃”，概按以“違下海之例”，論以“犯謀叛之律”，甚或連坐其親友。
朱紈到了福建之後，整個福建，無論是官場，還是地方社會都是觀望懷疑態度，“上下觀望，倡為夷船志在貿易貨物，因缺糧食遂欲行劫之說”。福建地方的大多數官員也不贊成對葡萄牙人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試圖阻止中葡大戰。
一些福建本地的官員勸說朱紈，“須為善後之計，不然覆命之後，難免身後之罪”。功臣獲罪，這是歷史常態，朱紈問該當如何，“不過曰開市舶耳”。福建地方官員的思路是重開市舶，以合法的通商貿易解決走私問題，這的確是一種理性明智的策略，但卻與小農帝國的立國思想牴觸。
朱紈深知自己在閩省是少數派，“憂在福建布按二司中合幹該道與臣共憂者，惟巡視海道副使柯喬而已。其餘因循成性，各分彼此，凡有施行，相率觀望，至有見移文而聚訟者。”其實，即便是柯喬，也並不主張發動大規模的戰爭，反而以“夷船之攻其難有三”來規勸朱紈。
朱紈是帝國舊制度的忠心維護者，儘管身處尷尬境地，依然一意孤行，嚴令盧鏜到漳州與柯喬會合，攻擊浯嶼。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朱紈的嚴令之下，盧鏜親督兵船出洋，分佈曾家灣、深澳等處，斷絕浯嶼與外界聯繫，截擊接濟之船，並派兵船到浯嶼外挑戰，葡人堅壁不出。這種進攻完全是試探性的，但也證明浯嶼地勢險要，防守嚴密，正面攻擊難以奏效。所以，明軍加強了對浯嶼的封鎖，想困死葡萄牙人。
在中國軍隊鐵壁合圍的戰術下，嘉靖二十八年（1549），恃險困守了3個月的葡萄牙人和中日走私商人們不得不放棄浯嶼。葡萄牙人走的時候，正值東北季風時節，他們大乘風汛之便返回滿剌加。但是，由於一部分葡萄牙商人還有商款未收，所以滯留福建沿海。
葡萄牙人撤離浯嶼之後，明軍就展開了圍剿，當那些不願離開的葡萄牙船隻抵達東山島西南部的陳城鎮岐下村的“走馬溪”時，遭遇了明軍的伏擊。十月二十一日，雙方發生戰鬥，葡人幾乎全軍覆沒。
這場伏擊戰不過是明朝正規軍打敗亦商亦盜的葡萄牙海上集團而已，但是在朱紈給朝廷的奏報中，這件事卻被大大誇張，說此戰“生擒佛郎機國王三名”，葡萄牙戰俘共計十六名，“黑番鬼······共四十六名”，中國私商人海盜俘虜一百二十名，“斬獲番賊首級三十三顆，通計擒斬二百三十九口顆”。這次戰鬥在朱紈看來是決定性的，“全閩海防，千里肅清”。
一次小規模的伏擊戰，竟然成了朱紈筆下肅清福建海防的決勝之戰，這裡除了虛誇，恐怕只剩下愚蠢了！
在英國人克路士筆下的《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明軍所伏擊的不過是兩艘裝載葡萄牙人貨物的中國走私海船，“他們留下三十名葡人看守船隻和貨物，讓他們保衛這兩條船”，“這樣兩艘船就沒有防衛”。
朱紈軍事上的勝利雖然給予葡萄牙人與中外私商以沉重打擊，但也因此切斷了閩浙勢家大族的通番之利和以走海為生的沿海居民的生計，從而導致社會各階層的不滿，民怨沸騰，在閩浙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盪。在抓獲俘虜之後，朱紈竟然未經上報，大開殺戒，“將見獲賊首李光頭等並有交通內應賊犯督率衛府等官審認明白，遵照軍令，即于軍前斬首”。
朱紈的斬殺俘虜、草營人命的行為引起朝野輿論的一片譁然，“百姓們都譴責他們濫殺和酷刑，因為在中國如無皇帝批准而殺人，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朝中眾多官僚，尤其是閩浙籍官員也極為不滿。走馬溪戰後，他們更紛紛上奏章對朱紈不分青紅皂白濫殺俘虜進行譴責。
朱紈的戰功原本水分就很大，所奏“佛郎機國王”更是無稽之談，走馬溪伏擊更有襲擊商船的嫌疑，被殺“九十六人者未必盡皆夷寇也，同中國姓名者，非沿海居民乎？又恐未必盡皆謀叛者也。如有通番等項，豈無應分首從者乎？······是曰濫殺”。
物議沸騰，朱紈身處風暴中心。閩浙兩省官員紛紛上奏彈劾朱紈，朝廷也不免心生疑竇，遂下旨調查，“兵部會同三法司看議”。朱紈面對調查，做出的解釋是“兵機所繫，間不容髮，先人奪人，事當早計”，這似乎是在為他突襲商船做解釋。
朝廷調查組最後查出所謂的葡萄牙人不過是在滿剌加的葡萄牙商人，“每年私招沿海無賴之徒，往來海中販賣外國貨物，未嘗有僭號流劫之事”。嘉靖二十七年，這些外國商船再次抵達漳州的“月港、浯嶼等處，各地方官在其入港之時，既不能羈留其人貨，上報朝廷，反而接受其賄賂，縱容其停泊，使內地居民交通接濟之”。
朱紈到來之後，執行高壓政策，“至事情暴露後，始派兵圍攻，致使外商拒捕殺人，有傷國體；而後諸海寇被擒，又不分外商或本國百姓，首犯或脅從，擅自處決，使無辜者並受其難”。
事情至此，已經真相大白！朱紈所謂的大捷，不過是一次濫殺而已！朝廷下旨將朱紈革職，準備處置。沒得等到朝廷的處罰，朱紈飲鴆自盡了，臨終之前說了一句：“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
朱紈的悲劇正是小農帝國遭遇大航海時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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