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在思考：读者需要什么样的研发客，研发客为何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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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第一次进入专业媒体，转眼间已经过去了13年了。在这13年间，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在改变着世界。
很幸运的是，我进入的第一个媒体是个国外的杂志，而带我入门的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前路透社的美籍俄裔记者Maria Trombly（现在是Maria Korolov），她跟着她的丈夫来到中国，帮助各种美国杂志写中国的报道。当时，有个新成立的医药行业杂志PharmAsia News （PAN）需要写一些中国报道，而她不懂制药行业，正好我的一位好友就是她的freelancer，当时，厌倦了QA/QC工作的我，就自告奋勇应聘了。
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其实就是想看看记者到底是怎么写文章的。虽然我那时侯的英文水平在4~6级之间，口语水平基本为零，写出来的文章可以被改到一个字都不剩，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
刚开始，这份工作可谓是一场梦魇，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杂志，根本没有人知道，而之前的我从没有接受过记者的训练。每天到办公室，我就像call center一样开始打电话，往往一个上午20几个电话，没人会睬你，有的人从来没听过我们杂志就直接挂了电话，这种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下午，我们一般会趴在电脑前开始做研究，了解新闻背景，希望再能找到一些线索，采访到一些专家。假如能够拿到一个Quote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稿了，赶在6点前把稿子交给老板。
刚开始就算是三五百字的短篇新闻报道，我都觉得难如登天。还好的是，和我差不多时候去的几位记者年龄相仿，有几位是留学回国的，英语都比我好，个性也都很好，平常和他们嬉笑怒骂缓解了压力，另外会经常遇到来自不同国家的freelancer，都是些有趣的人，这些都帮我度过了这段最难的阶段。
PharmAsia News 团队2010年在新加坡
虽然我们的报道都是以新闻为主，写得很浅，但在那时候，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报道中国医药行业的专业英文杂志，所以PAN很快就建立了影响力。我记得，有一次负责这个杂志的编辑告诉我们，美国总部的总编兴奋地拿着我们的报道，跑到办公室里对全体编辑宣布：我们有来自中国的一手报道啦！
可以说，这种偶尔的成就感，让我爱上了记者这份工作。
在这段时间，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面对面的采访，这是和上海药监局的高慧君主任联系去采访一位副局长。第一次采访又是重要的政府官员，我自然非常紧张，就去问Maria该怎么办，她告诉我，她紧张的时候就吃点东西，我心里想原来你胖就是因为这个啊。但是，临去的时候，我还真的吃了点东西，虽然后来证明对我没啥用。
全球化和金融危机
对世界认知的加深，是我做研发客的动因之一
在作为记者第二年也就是2007年，我很幸运的成为了PAN第一位全职的中国记者。如果说Maria带我入门的话，我在PAN的老板Joshua Berlin，则是我职业生涯的导师。
PAN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商 Reed Elsevier旗下的杂志，我们和Elsevier其他业务截然不同，我们是做商业情报的，而Elsevier主要业务是科技出版，Science Direct、The Lancet、Cell这些杂志和数据库才是它的主要产品。
日趋复杂的产业链和跨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新增长点的强烈需求，让这段时间成为全球化的黄金年代，在这样背景下就需要决策者了解全球市场的动态和法规，快速兴起的中国又是不可忽略的市场之一。于是，很快的，全球最大制药公司都订阅了PAN。我们在业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大公司合并并开始削减预算，很多我们的数据库都关了。而PAN却越发成功，2009年，我们在旧金山 Mark Hopkins酒店举办了第一届PharmAsia Summit，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印度记者Vikas Dandekar和我们美国编辑Tamra Sami还有Dan Poppy。在随后几年，Josh和我将这个会带到了上海。
PharmAsia Summit 2013年在上海，最左边是张彦涛博士，因为他没法参加，于是就用卡通人物替代了。
2012年，我成为PAN的China Bureau Chief负责PAN中国区报道、会议等其他业务。在这期间，我第一次参加了JPM，第一次策划了大专题，第一次用英文做了采访，第一次用BlackBerry，第一次在美国独自旅行，第一次在纽约乘地铁，第一次去新加坡采访，第一次采访全球CEO。在世界全球化的同时，我也在认识世界。
PharmAsia Summit 2013年在上海
在这段时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我们全球CEO、Josh一起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前一天Josh把公司发的BlackBerry带给我，正当我在用BlackBerry发邮件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一个键，进入了语音提示，也不知道怎么关，响了好几秒，当时很多人都惊讶的往我这看过来，那时我的感受就是想找个地缝跳进去。而我们CEO和Josh都对着我笑笑，就好像在对我说：It always happens to us as well。这不但让我舒了口气，也成为我之后创建研发客的动因之一：把这种西方媒体和公司的文化带到中国来。
社交媒体的兴起
在研发客，我对采访和沟通的热爱得以继续
2013年底，Elsevier将PAN和其他商业情报的业务卖给了Informa， Josh和另外几位美国编辑都被解雇了，这也让我看到西方公司管理的另外一面。2014年中在香港，我们和来自Informa的新的CEO和总编开了会之后，我觉得他们对PAN没有远见，于是，我开始找新工作了 。（2016年年中，PAN被并入了SCRIP）
当时，其实有几个好的offer，但我最后选择作为公关总监加入药明康德，原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因为之前我每个季度都会跟踪药明的季报，所以有点好奇心，想从企业内部去看看；第二个原因是我之前采访过有位朋友在几个月前刚加入药明，让我好奇心更重了，为什么这样厉害的人都想加入药明；第三个原因，就是药明给我任务就是建立他们的新媒体平台。
成立于2012年的微信，当时正在黄金增长期，我在PAN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微信的崛起，让我跃跃欲试。虽然当时团队很小，但我的领导蔡辉博士，显然已经准备了很久，我加入之后，我们很快就上线了药明的微信和微博。
在这之后不久，冬蕾向我发出了一起创建研发客的邀请。接到冬蕾邀请的第二天，我就很不好意思地向蔡辉博士提出了辞职。我的兴趣还是在写文章做采访，和智者交谈，因为通过和他们交谈，你能学到很多人生智慧。
就这样，研发客开始启动。冬蕾想让我负责英文方面的内容。我们还成立了个英文杂志叫PharmaDJ，DJ就是冬蕾和佳凌的名字缩写。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写中文的报道。从小我的语文就很差，作文从来就是徘徊在及格线附近。高一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作文，讲的是我如何与潜入我家的小偷斗智斗勇的事，后来被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问是否真有其事。原来，她和另外一位语文老师打了赌，她认为是我编造的假事。我说“当然是真的啦！”这件事让我触动最大的是，难道其他同学的作文都是编的吗？这也让我觉得语文索然无味，所以，至今我最喜欢的看的书是钱钟书的自传，因为那至少很多都是真事。
研发客刚起步，冬蕾写的比较多，我就想着设计话题和排版，也写一些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当时，冬蕾约了很多老师帮我们写专栏。很多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我们也在不断调整。期间我们做了很多前瞻性专题，有时候我会回看我们一年甚至几年前的文章，心里暗暗佩服我们团队能在那个时候写出那样的内容。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读者需要什么样的研发客，研发客为何与众不同。
社交媒体在很多方面在颠覆着世界，它让读者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成本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得到讯息，不用每晚看电视新闻，就可以随时随地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然而，它的副作用就是信息爆炸和充斥着虚假内容的所谓“报道”，这都是因为我们把阅读量当作了唯一的标准，因为流量能带来收入，因为唯一能考核广告商KPI的就是流量。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媒体舆论一边倒的情况，出了一篇报道后，会有源源不断的类似的点评，因为读者已经被传染了这种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舆论被撕裂了，因为读者已经厌倦了那种情绪，想看看或者想展示另外一种声音。总之，你想看到什么样的文章，你就能看到这样文章，这也成就了内容推荐式的媒体兴起。
研发客团队和家人2019年千岛湖
有很多人包括冬蕾经常都会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多写新闻报道或是翻译国外的新闻呢？因为我认为，每天有很多新闻在发生，但除了新闻稿本身的内容，我们还能给读者提供更多非常有用信息吗？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在现场，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做研究去采访当事人。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和读者时间吗？假如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写新闻或翻译，让读者去读新闻稿或原文不是更好吗？
研发客并不是个大型新闻机构，如果我们将有限的时间和人力都投放在这些新闻报道上的话，那么花在自己想研究的题目上的时间就会减少。所以，很多公司邀请我们去报道的时候，我们觉得很荣幸同时也很纠结，因为这种新闻事件，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比同行做得高明很多，除非我们对它已经了解很深。
另外一个我们的衡量标准就是：内容是否对读者有用，能否对行业有促进作用。研发客的受众定位是最爱思考的读者群，而不是最广的读者群，所以我们从来不把粉丝量、阅读量作为考核，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哪些文章是用心写的。
这些是我在研发客这5年里对媒体的重新认识，很感激在研发客带给我的经历，我从我们的同事那里学到很多。研发客很任性，不想走寻常路；研发客也很民主，我们新logo的设计方案，最后是整个编辑部投票决定的，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合作选题都会在编辑部投票。
在未来的5年，我希望研发客能够一直任性和民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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