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儒家代表人物，後來被稱為“亞聖”。他師從孔子的孫子子思的弟子（一說師從子思）。司馬遷說：
“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宋代，《孟子》升格為經，與《大學》、《中庸》、《論語》一起合稱為“四書”。從元代開始，它們是科舉考試的基本教材，是讀書人的必讀書。《孟子》包含了哲學、道德、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豐富的思想，是一座中國傳統的大寶庫。
企業家認真讀《孟子》一書，對於修身養性、豐富自我、管理員工、協調各種關係都會很有幫助。
孟子以主張性善論而有名。他是在與告子論戰的過程中闡發性善論的，故其對人性善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告子上》，其中包括：“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在孟子看來，善是人性中固有的、內在的，而不是外鑠的。性善論肯定了人之本，肯定了做人之本，對確立人的尊嚴和價值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歷史上，多數人的贊成孟子的性善論，只有少數人反對它。這些少數人包括《荀子·性惡》的作者、董仲舒等。請特別注意，在我看來，《荀子·性惡》的作者不是荀子本人，而是荀子後學（詳《荀韓人性論與社會歷史哲學》）。荀子主張性樸論，並沒有以所謂性惡論反對孟子的性善論。中國的性善論與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說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正因為人性是善的，人才不同於動物。“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離婁下》）這幾希的東西就是仁、義、禮、智。告子在考慮人性的時候，不太注意人與動物的區別，而孟子則極為注意此區別。
既然人性是善的，惡來自哪裡呢？孟子認為，來自對本性的摧殘。孟子以樹木茂密之山來比喻本來善的人性。如果不斷砍伐，不斷放牧，這座山就會變成光禿禿的樣子。同樣，如果人不好好保護自己善的本性，就會像這座山那樣完全變樣。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對自己的本性砍伐、放牧的人。孟子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其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告子上》）
孟子所說的人性善，應該是指人性中具有善的潛質、善的開端，而不是已經具備了現成的、完備的善。因此，善需要培養和拓展。傅佩榮認為，孟子沒有說過“性本善”，他只認為性向善。
有沒有性本惡的人呢？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西方有人相信：一些罪犯具有犯罪的基因，這就是說，他們性本惡。但是，幾乎沒有中國人會相信這一點。很多中國人認為，罪犯在作惡之後會感到良心的不安。這表明他們性不惡。
在企業管理中，如果我們相信性善論，就會採取比較有彈性的、信任員工的做法。性善論導致一種人道的管理，而性惡論則導致一種強硬的、僵化的管理。
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公孫丑上》）惻隱之心是一種同情心，一種對別人不幸的不忍心。它是人人皆有、人人固有的。
當政者（尤其是國君）把這種同情心充分發揮出來，就形成仁政。孟子認為，國君行仁政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梁惠王對動物也有同情心，聽到牛的哀鳴聲而不忍心以之來祭鍾。孟子反問梁惠王：既然你的惻隱之心可以用於牛，為什麼不可以用於人呢？“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上》）
作為一個企業的老闆，也可以考慮在本企業內行仁政。企業家應該對員工有同情心。企業家行仁政，會形成一種和諧的上下關係，讓員工對企業有歸屬感，產生一種好的士氣。如果員工覺得老闆行苛政，他們的積極性會很受打擊。當然，任何一個企業家都要考慮成本的問題。一個企業畢竟不是慈善機構。一個寬大無邊的企業難以產生好的效益。
《孟子》一開頭就對梁惠王說：“何必曰利”。孟子跟孔子一樣堅持重義輕利。這是儒家的一個很重要的立場。在儒家看來，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考慮的是它在道義上對不對，而不要考慮它是否帶來利益。司馬遷在為孟子作傳時充分肯定了其對利的看法。
作為一個企業家，誰不考慮利呢？孟子對利的輕視，企業家怎能接受呢？在我個人看來，要區分企業家的經營活動和非經營活動。在經營活動範圍內，企業家把利放在首位，並沒有什麼過錯。顯然，市場是很殘酷的，競爭太激烈，如果一個企業總是不贏利，這隻能意味著失敗。不過，在非經營活動中，企業家就不必時時處處把利放在第一位了。在履行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時，要把義放在首位。在對待親戚朋友時，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在休假時，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如果企業家時時處處把利放在第一位，會活得很累、很辛苦。因此，重義輕利對於企業家從事非經營活動是很有意義的。
《孟子》與《論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當然，孟子也發揮了孔子的思想，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孔子沒有明確說人性善，而孟子則以性善論作為自己立論的基礎。孔子單獨說仁、單獨說義、單獨說禮、單獨說智，但孟子把仁義禮智並列。
在歷史上，《孟子》對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動模式等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現實中，它也是一部寶貴的經典，可以作為我們行動的指南、修身養性的法寶。企業家讀《孟子》，會有多種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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