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儒家代表人物，后来被称为“亚圣”。他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一说师从子思）。司马迁说：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宋代，《孟子》升格为经，与《大学》、《中庸》、《论语》一起合称为“四书”。从元代开始，它们是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是读书人的必读书。《孟子》包含了哲学、道德、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丰富的思想，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大宝库。
企业家认真读《孟子》一书，对于修身养性、丰富自我、管理员工、协调各种关系都会很有帮助。
孟子以主张性善论而有名。他是在与告子论战的过程中阐发性善论的，故其对人性善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告子上》，其中包括：“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在孟子看来，善是人性中固有的、内在的，而不是外铄的。性善论肯定了人之本，肯定了做人之本，对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多数人的赞成孟子的性善论，只有少数人反对它。这些少数人包括《荀子·性恶》的作者、董仲舒等。请特别注意，在我看来，《荀子·性恶》的作者不是荀子本人，而是荀子后学（详《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荀子主张性朴论，并没有以所谓性恶论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中国的性善论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正因为人性是善的，人才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离娄下》）这几希的东西就是仁、义、礼、智。告子在考虑人性的时候，不太注意人与动物的区别，而孟子则极为注意此区别。
既然人性是善的，恶来自哪里呢？孟子认为，来自对本性的摧残。孟子以树木茂密之山来比喻本来善的人性。如果不断砍伐，不断放牧，这座山就会变成光秃秃的样子。同样，如果人不好好保护自己善的本性，就会像这座山那样完全变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自己的本性砍伐、放牧的人。孟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其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
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应该是指人性中具有善的潜质、善的开端，而不是已经具备了现成的、完备的善。因此，善需要培养和拓展。傅佩荣认为，孟子没有说过“性本善”，他只认为性向善。
有没有性本恶的人呢？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西方有人相信：一些罪犯具有犯罪的基因，这就是说，他们性本恶。但是，几乎没有中国人会相信这一点。很多中国人认为，罪犯在作恶之后会感到良心的不安。这表明他们性不恶。
在企业管理中，如果我们相信性善论，就会采取比较有弹性的、信任员工的做法。性善论导致一种人道的管理，而性恶论则导致一种强硬的、僵化的管理。
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恻隐之心是一种同情心，一种对别人不幸的不忍心。它是人人皆有、人人固有的。
当政者（尤其是国君）把这种同情心充分发挥出来，就形成仁政。孟子认为，国君行仁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梁惠王对动物也有同情心，听到牛的哀鸣声而不忍心以之来祭钟。孟子反问梁惠王：既然你的恻隐之心可以用于牛，为什么不可以用于人呢？“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梁惠王上》）
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也可以考虑在本企业内行仁政。企业家应该对员工有同情心。企业家行仁政，会形成一种和谐的上下关系，让员工对企业有归属感，产生一种好的士气。如果员工觉得老板行苛政，他们的积极性会很受打击。当然，任何一个企业家都要考虑成本的问题。一个企业毕竟不是慈善机构。一个宽大无边的企业难以产生好的效益。
《孟子》一开头就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孟子跟孔子一样坚持重义轻利。这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立场。在儒家看来，做一件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它在道义上对不对，而不要考虑它是否带来利益。司马迁在为孟子作传时充分肯定了其对利的看法。
作为一个企业家，谁不考虑利呢？孟子对利的轻视，企业家怎能接受呢？在我个人看来，要区分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在经营活动范围内，企业家把利放在首位，并没有什么过错。显然，市场是很残酷的，竞争太激烈，如果一个企业总是不赢利，这只能意味着失败。不过，在非经营活动中，企业家就不必时时处处把利放在第一位了。在履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要把义放在首位。在对待亲戚朋友时，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在休假时，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如果企业家时时处处把利放在第一位，会活得很累、很辛苦。因此，重义轻利对于企业家从事非经营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孟子》与《论语》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当然，孟子也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孔子没有明确说人性善，而孟子则以性善论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孔子单独说仁、单独说义、单独说礼、单独说智，但孟子把仁义礼智并列。
在历史上，《孟子》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动模式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现实中，它也是一部宝贵的经典，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修身养性的法宝。企业家读《孟子》，会有多种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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