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布克獎宣佈延遲揭曉最終結果 | 第二十三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5月1日啟動 | “全球抗疫童書互譯共讀”上線數字作品 | ......
張玲玲
如何理解小說家的身份？青年作家張玲玲嘗試用納博科夫的“小說家是捕蝶者”來解釋：“‘捕蝶者’這個比喻本身有種賦形的意味，還可以說明未被書寫之物天然存在於那邊，我們不過藉助形式使之顯現。一如塞卡斯說的，“詩人僅僅是發現存在於那裡的詩篇。但捕蝶過程即是創造，即會奏出些許樂章。”
在一篇名為《碼了八萬字，刪掉五萬，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的創作談中，青年作家張玲玲細寫了關於短篇小說集《嫉妒》創作的背後故事，她在裡面探討了關於作家敘事視角選擇的問題：如何在短篇寫作中也大量使用全知，又不產生所謂敘事信任。最後即使心痛，她選擇在同名小說《嫉妒》中刪減了五萬字，“刪改完成後，我覺得可能更接近當時小說寫作的初衷：人的過去歷史無從辨識，真實將永恆地散佚在歷史之中作為結束之鐘。”
《嫉妒》是張玲玲的首部小說集，從描寫兩個女孩的命運開始，所寫的故事均發生在南方城市，她從青年、中年、老年三重視角去切入生活中的困境，試圖回答關於現實的一些問題，比如真實與隱秘，又如女性關係與處境。
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1-1
“現代生活中有許多事情看起來都並不值得書寫，但我喜歡的作者們經常會提示某些東西是可以寫作的，值得不值得完全取決於如何處理手中所有。”“不斷髮現日常裡的新鮮之聲”，這是她覺得寫作最有趣的事情，是從愛麗絲·門羅，羅貝託·波拉尼奧，張愛玲等她喜歡的作者身上學到的。
她筆下有一位女性叫谷月紅，是張玲玲最喜歡的女性角色，特別之處在於這不是一個很天真或者很柔軟的角色，甚至有些冷酷和絕情。“她的人生是一個希望被逐步擊垮的過程，而她始終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她會讓我想起家族裡上一輩的女性，類似於我的阿姨、舅母。”
作為一名女性寫作者，張玲玲希望自己關於女性的書寫能承載某種性別或者社會的引申意義，同時，她不認同女性書寫一定需要跨越性別這一重生理定義，而達到普遍性。“海明威一生都在寫傳統意義下的男性題材，很少會有人懷疑他的偉大，那為什麼女性一旦寫起情愛婚姻題材，會被認為是種性別局限呢？我們也可以說，這恰好是女性性別的敏感所賦予的。”
在她看來，性別從來不是寫作寫不出普遍性的藉口，而要使得小說抵達更深遠之處，這樣的探索過程於每個作家來說都是不易的。“寫好是一個更模糊的概念，邊界探索、形式探索等等，我們或許能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大家都在往某個方向走，但具體路徑怎麼選每個人差異都很大，當然也可能完全分道揚鑣。”
她認為面向未來的寫作，正是那些尚未發現的故事，以及那些不可言說之處。“小說是存在的敞開。寫小說的意義在於，把原先深藏於黑暗之處的不能言說的東西一點點地捕撈出來。”“小說不會完全照進真實，它是真實的變形與重構。”她引用詹姆斯·伍德的觀點來闡釋小說與真實的關係：“真實是輪廓、呼吸、暴君。小說裹起真實，帶它出走，而亦如旅人期盼逃離。”
張玲玲在小說中強化現實的元素，對生活的碎片不斷進行著重組與再構，這些南方故事因此在片段式的主題上被挖掘出了新意。而她的敘述焦點“南方”，對於她而言是流動的，她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漂泊已然成為一種常態。
她認為現代社會將人的流動性進一步提速，人們在因戰爭、生計、慾望、情感等各種因由而離開，直至融入他處，成為新土的一部分。但另外一方面，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年輕人被綁縛在故土上，更難離開，留在原地，這也許會對故土的人、事獲得更為深邃的觀察和理解。
因此流動或者穩定對於寫作者來說，很難說哪個更好。而“故鄉”在長久的漂泊中，顯得更加難以定義，她給自己的文學地理的劃分是“流動的南方”，“我僅可在此模糊地給一個定義：所謂故鄉，是你想掙脫又無法掙脫的東西，是嘶嘶作響的影子，投射在你的當下生活上。”
畢業後，張玲玲做了七年記者，又在浙江一家影視公司做編劇，兩年前搬到上海，如今在一家影視公司負責版權採購，這期間她從未放棄過寫作。每份職業對於創作而言，都是有益的。不可否認，有些小說來自於記者經歷，如《無風之日》，《新年問候》，部分來自於編劇時期寫了一個片段的故事，比如《似是故人來》，也有一些瞬間來自於獨屬於小說的時刻。
在她看來，做記者讓她學會怎樣去喚起廣泛的共情，怎樣進行事件縱向和橫向梳理，到了編劇時期，因為寫作一直處於被推翻的過程中，所以她常常反問自己到底什麼樣的故事才算有意思的。現在做版權，要讀大量小說，加深了對當代文學相對面上的觀察。“但是，做過什麼職業，對於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小說家，其實不那麼重要。因為如果不去寫作，這些經歷就僅僅是一段段個人經歷，而不會變成寫作的養分和素材。”
張玲玲直言，今天的小說家們必須走到臺前，向公眾闡釋“我是誰”，小說家的個人史成為讀者研讀小說的依據之一，“但我想，最重要的身份判斷不是通過職業經歷，而是小說家感興趣的是什麼。喜歡的東西才構成我們的身份主體。”
在與張玲玲溝通的過程中，《嫉妒》的編輯林濰克感受到一份赤忱，他以“一位幾乎以虔誠的信徒姿態對待寫作的青年作家”來評價她。張玲玲夢想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但因為現實，目前更多體現為對職業精神的追求。
如何理解小說家的身份？她嘗試用納博科夫的“小說家是捕蝶者”來解釋：“‘捕蝶者’這個比喻本身有種賦形的意味，還可以說明未被書寫之物天然存在於那邊，我們不過藉助形式使之顯現。一如塞卡斯說的，詩人僅僅是發現存在於那裡的詩篇。詩存在於那裡，寫作是碾碎表面之上的屏障，去發現那裡有什麼。但捕蝶過程即是創造，即會奏出些許樂章。”
正如她在一場主題為“職業的小說家和理想的寫作”中如此解釋“職業寫作精神”：“對我來說，寫作者的職業精神是你很清楚即將開始的工作可能會失敗，你會在其中犯無數錯誤，摔無數跟頭，遇到許多棘手難纏的問題，但你還在將自己按在椅子上去寫作，直到寫出一點什麼。”
此外，張玲玲講述了一個在宣傳書的過程中發生的趣事。為了宣傳，她專門註冊了豆瓣，一開始只有3個粉絲，她就和編輯商量怎麼漲粉？於是她嘗試寫一些辦公室段子，結果真的有效，書也跟著不斷被更多讀者知道。聽起來是一個青年作者在“苦苦賣書”的故事，卻也說明了當下的一個現狀，大多數作家們仍需要藉助“外力”來讓文學作品傳播出去。此時恰巧有讀者現場提問你認為今天文學是否退場？張玲玲回答：“文學散落在觀念裡，它的輝澤無處不在，它從未退場。”
創
作
談
流動的南方
文丨張玲玲
刊於《文學報》2019年12月
我有時非常明確自己在寫南方。在寫作這些小說的時候，我不間斷地問過自己，當代的南方面貌是怎樣的？《無風之日》是市場過度、金融風暴下的區域經濟困境，《似是故人來》明面是三角戀，也試圖指涉香港、深圳以及廣州之間的關係。《新年問候》的小說標題來自於茨維塔耶娃給里爾克的悼亡詩，講述了一段發生在浙西山區、橫跨20年的罪案故事，內核是20世紀的凋零與輓歌。新聲已近，上個世紀的倖存者還未來得及看清處境，弄明白意欲何為，就已被推著往前。
出於敘事空間的考量，小說人物涉足的地方非限於江浙滬，或者珠三角，他們也會去向西北、東京或者更遠之處。但對於他們而言，這些地名不過浮光掠影，他們是旅行者而非定居者，不會與這些地方產生更切近的關係。
以前寫南方，很多是從傳奇和歷史開始寫起的，寫巫言，寫鬼敘，會試圖嫁接更古老的故事傳統，例如民國或古典小說，在《嫉妒》集子裡，小說時間最早也就是1997年而已。為什麼是1997年？可能對我而言，真正的變化是從1997年而非2000年開始的，雖然我們慣常將2000年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因為恰好是世紀之交——恰如朗西埃所言，一個世紀是一個世紀的觀念，世紀意味著對過去決裂，而決裂有兩重意味，一是對於過去世紀的清算，一個是完成剛剛開啟的新事業。
《嫉妒》中的谷月紅在改革初年便已經意識到變化的到來，她個人卻在動亂中消失無蹤，她始終無法明白早年的希望和激情是如何消失的。這差不多是一代人的境況隱喻。關於世紀末斷壁殘垣的感喟還沒消散，新世界的聲光化電已將其早早代替。
21世紀到來後，我們的時間被撥快與加速了。對於眼下這些還活著的小說主角來說，當下永遠比過去和將來更實在。過去是現實的亡魂和幽靈，是廢墟和灰燼，他們尋找的歷史是假歷史，歷史早已不復存焉。他們談論過去的方式要世俗功利很多——例如《似是故人來》中的姜潔所言，是為情感作依託，獲得某種默許。故土早已散佚，家鄉連帶命名也失去，唯餘拆遷改建後的木框和廢墟，橋樑橫跨虛空，但橋樑建立在拆毀的基礎上。
他們改頭換面融入異鄉，想象和懷舊都是徒勞的；真相也早已散佚，秘密隱藏於表面下，而去向真實的道路被掩藏，殘片拼圖永遠無法湊齊，他們也不信任將來，因為將來毫不牢靠，無法預計。布羅茨基說，悲劇是既成事實，而恐怖總與預測相關。面對可能的陷阱怎麼辦？只能依託於當下，轉瞬即逝的顯像遊戲都比縹緲的過去和將來要確實得多。
是南方人的現實性嗎？還是別的因由？畢竟這種選擇多少出於無可奈何。伊娃·易洛斯寫到，理性對人類信仰中的謬誤的那種不懈揭露和叩問，會讓人類在寒冷中顫抖，因為只有美好的故事——而不是真相——能夠撫慰我們……現代性中的根本問題是，理性能否會給我們的人生帶來意義。
——理性當然是有意義的，至少能預見失敗的存在，知道不確定向著確定的轉化是不可能的。南方的實用主義可以支撐你多走幾步，畢竟斷層已在，我們無法回頭，回訪之旅即是陰間之旅，就像歐律狄刻一樣，回看一眼就會變成石頭，只是我們仍難免問一句，然後呢？
不知道然後怎麼辦，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對我來說，《嫉妒》的寫作裡，有些基本的母題延續，關於真實、隱秘、女性關係與處境等，也有一些現代性的基本探討，但這些探討的答案會隨著寫作階段的不同，不斷髮生變化，每個具體個體的境遇、感受不同，解答也必然不同，比如《無風之日》裡，楊耀裕像《聖經》裡的約伯一樣，對神的存在產生懷疑，但在《去加利利海》裡，夏磊忽然因為一些日常奇蹟獲得某種確信。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的探討都受限於彼時的認知和觀察，而南方、當代的面容一直在流動之中，它們最終只能被推翻，或被再次推翻。而這些被推翻的進程，正是寫作的意義之一。
配圖：攝圖網
新年文創季
郵發代號：3-22
閱讀更多 文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