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子王旗革命史综述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美篇献给四子王旗的父老乡亲们
↓四子王旗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的《四子王旗老区革命史》
四子王旗革命史综述
张改娥 李厅
四子王旗，北连蒙古国，南入大青山，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民风纯朴，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边境牧业旗。这片如今为祖国航天和国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因“神舟家园”而名扬全球的神奇草原，在血腥风雨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作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联系苏蒙国际通道的重要路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主战场之一，大青山抗日战争中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乌兰花战斗”曾经在这里打响，我党经由大青山北派往苏蒙学习人员曾经安全地从这里往返，大青山北伪蒙古军起义部队的大旗曾经在这里举起，我军作战史上为数不多的骑兵集团作战曾经在这里展开。这片草原上的蒙汉各族人民，为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同样作出了伟大贡献。为此，1979年全国确立革命老区时，本旗首批列入自治区革命老区旗县之中。
从现有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子王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程，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民族区域革命史特征: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9月10日八路军一二零师大青山支队攻克乌兰花镇后，我党工作力量遍及旗境内农区，并伸及到红格尔、红召，白音花、白音朝克图、查干补力格、乌兰哈达等牧业地带，广大的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保国的伟大民族战争中。按照我党抗日战争时期“不推翻蒙古王公制度，扶助王公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牧业地区没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人民政权组织，主要用事实揭穿了日寇“给蒙古人打天下”的阴谋，团结广大蒙古族同胞共同抗日，重点在当时归属武川县管理的农区建立了党和人民政权的基层组织。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8月10日，中共地下党员、伪蒙古军第九师师长乌力吉敖喜尔领导的大青山北伪蒙古军起义部队，在乌兰花镇举起革命大旗，四子王旗革命史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解放战争时期，随着1946年3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四支队和内蒙古自治运动乌盟分会的进入，四子王旗东北部牧区纳入我锡察乌解放区，较早地在绥北蒙旗中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分支机构、建立临时旗人民政府、建立中共四子王旗支委、建立地方人民武装。被后人称之为“蒙古四八路”的宝音毕力格、森普勒、扎木斯仁、斯仁巴拉吉尔等一批当地蒙古族青年参加革命。1949年5月，党中央做出“先行解放一批绥北蒙旗，推动绥远和平解放”的战略部署。同年6月15日，四子王旗在绥北蒙旗中率先宣告全境解放，在各蒙旗王公上层产生重大影响，周边各旗相继派出代表到我旗与蒙骑四师联系解放事宜，对绥远和平解放的早日实现，切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1941年的乌兰花
如果对四子王旗建国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做一个通览综述，我们无法反映其全貌，但就其在革命战争中所作牺牲和贡献而言，从曾经长期在旗境内组织领导革命斗争或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或健在知情老者的口述回忆片段中，依然能夠看到当年四子王旗人民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贡献的重大。
乌兰花战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子王旗革命开端的标志性事件，是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始三战之第二战。较之于其他两战，“乌兰花战斗不仅在军事上大获全胜，在政治上影响更为深远”(郝维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作出这样史学评价的主要因素，在于此战发生地是蒙旗，被俘守军以蒙古族为主。八路军入镇部队严格维护蒙古族民俗，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和统战政策，不仅将被俘的伪蒙古军第七师所属一个加强连130余人教育遣散，而且应四子王旗王爷之请求，将其被俘的50名保安队员连同武器装备全部放还。此举在广大的蒙古族同胞及其上层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后来日寇从东北调来驻扎在乌兰花的伪蒙古军第九师没有与我们作过战，当地的伪蒙古军防卫第三师几乎成为了我军的供给部”(杨植霖《胜利的丰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四子王旗·笔架山
在乌兰花战斗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下，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和总动员会所属的抗日第四支队入驻一二联区，他们清剿危害百姓最烈的土匪，派出武装工作组大力宣传抗日，筹集抗日物资，征集抗日兵员。1938年9月下旬，四子王旗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战组织——武川县二区动委会在现今四子王旗忽鸡图乡哈勒圪那村建立，1940年2月二区扩建为一二联区抗日民主政府，随后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至此，四子王旗境内全部农区纳入人民政权范畴之内。以忽鸡图乡哈勒圪那、乌尔图沟、大阴山、头号、闪丹、英图、席片脑包，库伦图镇高台道包，东八号乡韭菜沟、淖尔梁等地为代表的东部农区发展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吉生太镇黑兰以力更、淖尔忽洞、公合成，乌兰花镇大南坡等地为代表的西部农区成为抗日游击活动区。李井泉、姚喆、张达志、杨植霖、黄厚等我党在大青山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高级将领，都曾亲自领导了这里的革命斗争。吕立江、张英、陶谦、高鸿飞、刘俊、武生毅等一大批来自八路军一二零师七一兵团和山西太原成成中学的革命志士，为四子王旗人民带来了革命的火种。绥中地区大规模反顽斗争在这里展开。决定大青山北系伪蒙古军起义部队命运的“三方会晤”在这里举行。期间，全旗第一个区党委、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第一支地方抗日游击队相继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范建国(范守业)、于峰(于福寿)、戴烽(张健)、高克林(张豹小)、孙库、樊明华、张卿、冯明等为代表的600余名本地热血青年投身革命队伍。范建国、冯明、张来艮、樊二娃等成为我旗目前可知的最早一批共产党员。张贵山、南万泉、郭林、宝音乌力吉、尼日巴喇嘛等本地开明人士，积极为我党我军捐助粮食、皮衣、战马等军用物资，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一批生存在夹缝中的保甲长，周旋于国民党军和日伪之间，暗地里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庞毛匠、成巨德、胡桂林、张书银、马牛、刘万奎等为代表的广大蒙汉各族人民群众，以不同形式参与了抗击敌寇，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他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举全力、倾全产，不惜一切代价为我抗日政权和武装部队捐献物资救护人员、传递情报带路避险、破坏日伪通讯交通设施等等，掀起了全民抗日的革命热潮，涌现出许多至今诉说不完，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这其中有被人们传颂的智救三八路的农妇李大脚，有只身带领我部队突出日伪重围的蒙族青年钢片。“在乌兰花与我军接洽处理四子王旗保安队被俘人员问题时，深受我军感动的红召庙总管兼保安队长‘二喇嘛’(宝音乌力吉)，后来经常给我军送情报，护送和救助我工作人员，救治伤病员，在军用物资上也多次给我们帮助。1939年我军改组骑兵时，他一次就从庙产马群里给部队捐了40匹全鞍好马。1942年因电台损坏，姚喆同志和上级失去联系，粮食正成问题时，他给过我们重要帮助。姚喆同志多次对他提出表扬”(王瑜山《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斗争回忆录》)。二喇嘛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当地广大蒙古族群众及其上层人士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拥戴和支持。曾任绥中专署财政科长的成枫涛同志在其《回忆革命烈士张希豪同志》一文中讲到:“大青山地区抗日的财政收入与物资供应，主要依靠绥中专区的武川县和陶林县，武川县一二联区又是重点区”。1938年9月到1941年间，仅四子王旗农区这一块就为我抗日政权和部队提供了8万余大石粮食(每大石为400斤)、80余万白洋(折合款)，近6000件(双)皮衣和军鞋。“大白龙”、“赤线红”等著名战马就出自该地区提供的500多匹战马中。
↓位于乌兰花镇东梁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与重大贡献相伴的是巨大的牺牲，四子王旗人民抗日斗争遭到了日伪的疯狂报复。根据地因抄“胡子窝”，多数村庄遭到日伪军多次烧掠，四合乡200余农户被日伪烧得剩下40多户，头号村仅留下4户，其余村民都背井离乡。大南壕村、郭家沟村建有我军地下服装厂而被焚烧，大南坡村因未能搜出被村民隐藏起来的我军工作人员，村民被日伪毒打摧残。韭菜沟一带近千只羊、近百头耕牛被抢的只剩下十几只羊羔和两头牛犊。1940年至1942年三年间，被日伪以各种通共嫌疑杀害的村民达300人之多，打伤打残为数众多。乌尔图沟村民李锁一家6口人，3个儿子参军，先后牺牲，其本人和老伴、女儿均在转移中失踪。西沟子村民邸福元为掩护我部队安全转移，将日伪带往相反方向途中被识破后遭杀害。还有高鸿飞、吕立江、陶谦、张英、云银祥、武金贵、武生毅、杜金山、刘俊、孙库、樊明华、樊守义、赵玉兰、张有成、高堂小、希拉、官布扎布、尼玛敖斯尔等一大批永远留在了四子王旗这片草原上的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当我们再回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时，更加显示出四子王旗蒙汉各族人民是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人民，辽阔的杜尔伯特草原是英雄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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