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90年代初，當吳天明被迫在美國包餃子的時候，他一定想不到，昔日那個在他手上幾乎成
“東方好萊塢”，“養雞（金雞獎）專業戶”的西影廠，已經變天了。那時，他傾盡全力，親自舉紙牌相助的陳凱歌已經用《霸王別姬》，拿下當年的戛納金棕櫚大獎；
他不惜“得罪”廣西電影廠挖過來的張藝謀，也依靠《活著》，洗刷了前面兩部電影被禁的苦楚，同時拿下了戛納評審團大獎，以及中國至今唯一一個“人道主義獎”；
他一手提攜的小美工蘆葦，也憑藉著《霸王別姬》和《活著》，成為中國第一編劇。
而他，吳天明，滯留美國5年，再踏上故土，卻已經過時了？
這一切，還得從頭開始說起。
01、結緣
1939年，陝西咸陽的一個小地方，吳天明出生了。
大概是夜裡出生的，他號啕大哭的哇哇聲，驚醒了睡夢中的爺爺，為此，爺爺給他取了個小名“夢”（這爺爺還挺詩意）。
吳天明年幼時，因父親身份特殊，母親帶著年僅三歲的他和弟弟在陝北，關中地界隱姓埋名整整6年，那一段“兵荒馬亂”“荒野求生”的日子，並沒有抑制吳天明的天性。
多年後，他們一家終於“重見光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成了吳天明解放天性的寫照，當時的他，像個小霸王，身上總有種“匪氣”，“小土匪”的外號就是這麼來的。
那時候，他喜歡文藝，愛說快板，相聲，常常被父親斥責“不務正業”。
上了高中，父母希望他學“理工科”，可他偏偏熱衷於話劇，編舞，甚至愛上了電影。
高二那年，正直蘇聯導演杜甫仁科的《海之歌》上映，電影裡如夢如幻的銀幕世界，完全將吳天明這個看起來矮墩墩的少年迷住了。
“我從小不務正業，經常省下早飯錢或從爸爸口袋裡偷點兒錢，就為看電影。在觀看了前蘇聯電影《海之歌》之後，我被它神奇的藝術魅力深深吸引了。從那天起，我就下定決心將來一定要從事電影工作。”
為了多看幾遍，大冬天裡，他愣是將自己的新棉鞋賣了買電影票，光著腳在沒有冷氣的放映廳裡連看了三場《海之歌》，把自己的兩隻腳丫子凍得直抽筋。
除此之外，他買下了大量電影類書籍閱讀，將電影劇本背的滾瓜爛熟，在西影演員訓練班的時候，得到了考官的讚許。
就在他為電影而開始努力之際，和他從影生涯息息相關的西影廠，也成立了。
此時，張藝謀，陳凱歌，蘆葦乃至其他的一些人，還只是牙牙學語的孩童。
1960年，年僅21歲，高中尚未畢業的吳天明，揹著家人，謊報年齡，偷偷地考入了西影演員劇團訓練班。
吳天明自知自身條件不好，長得不好看，個子又矮，黑不溜秋，做演員，做導演，希望都不大，報考演員劇團訓練班，是他曲線入行的做法。
只是，他的“偷幹”，也引起了家裡人的不滿，尤其是那個夢中得孫的爺爺直言：
“丟人啊，丟人啊，家裡出了個戲子！”吳天明是幸運的，考入訓練班後，他有幸參演了自己的首部電影《巴山紅浪》，在裡面飾演一個農村青年鐵牛。
2年後，訓練班結業，吳天明留在了西影廠的演員劇團做了一名演員，陸陸續續出演了部分小角色後，他開始一門心思地研究拍電影。
但導演夢還沒開始，便遭遇了“政治動盪”。
苦熬數年，1976年，已過而立之年的吳天明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但老師們不敢上課，他被安排到著名導演崔嵬身邊做一名實習導演助理。在那期間，吳天明透過崔嵬的日記乃至日常的接觸，學習中獲益良多。
1978年，吳天明回到了西安電影廠擔任助理導演，和他錯身而過的，是剛被破格錄取來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張藝謀，是差點太顯擺而被淘汰的文藝青年陳凱歌。
此後的幾年，吳天明都在助理導演和副導演的位子上沉潛。
02、輝煌
1979年，西影廠第一次組織全新的西影廠自身的年輕團隊，拍攝《生活的顫音》，由滕文驥，吳天明“打下手”，當時吳天明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演員的表演。
作為聯合導演，《生活的顫音》讓吳天明從幕後，走到了臺前，從助理導演慢慢開始走到了導演的位置上。
在這之前，西影廠的狀況堪憂，職工自卑，西影廠電影的拷貝數量全國倒數，難以為繼，即便是製片主任上街，都生怕被別人看到盒子上“西安電影製片廠”的字樣。
那段“箱子的故事”，一直到吳天明等人被重用，開始有了轉機。
1982年，吳天明獨立執導了《沒有航標的河流》，這部影片享譽國際，吳天明的名字，也被觀眾所記住。
同一年，張藝謀，陳凱歌和一眾同學都畢業了。
張藝謀被分配到“邊境”荒涼的廣西電影廠，陳凱歌進了北京新兒童製片廠。
此時的他們，一個在南，一個在北，一個在西，看似沒啥交集的處境，僅僅一年就被打破了。
張藝謀和同學幾人在廣西廠有廠長韋必達的保駕護航，拍出了各自領域的處女作《一個和八個》。
接著《黃土地》借到了在北京坐冷板凳，閒來無事，談談戀愛，寫寫劇本（孩子王的劇本就是這時候寫的）的陳凱歌擔當導演。
那時候的陳凱歌，是真有才啊。
1983年，陳凱歌和張藝謀，何群一行人在陝北為《黃土地》取景。
半道上車子壞了，盤纏用光了，他們飢寒交迫，經人介紹，找上正在拍攝《人生》的吳天明求助，吳天明並不認識他們，但透過《一個和八個》，卻知道有張藝謀這麼一個人。
面對這麼一群“同行”，吳天明也義氣，不僅給他們解決了食宿問題，給了他們2000塊的經費，還調用了車子，加滿油給他們暫用。
在這之前，西影廠的原廠長田煒因胃癌去世，西影廠接連換了幾任領導，一直未見起色，於是，領導進行了多次的民主測評，吳天明被選為西影廠新廠長，遇見張藝謀等人的時候，他也才剛接到調令不久。
吳天明求賢若渴，在張藝謀等人離開前，給張藝謀提了一個請求“能不能拍完《黃土地》之後，幫西影廠也拍一部戲”。
張藝謀是爽快，卻不知吳天明也有著自己的小算盤。
這一年，於他們而言，註定是不一樣的。
這一年，吳天明，張藝謀，陳凱歌三峰聚首，他們未來的重要夥伴蘆葦卻因參與地下舞會，頂風作案，進去蹲了近一年。
吳天明上任後，便開始大刀闊斧改革，啟用新人，刷下老人，因此被告了不少黑狀，時不時就會有上面的人問候一下，大概，這也為後面他滯留美國，埋下了隱患。
這一年，他已經44歲了。
隨後，他費盡心思揮鋤頭挖牆腳，對張藝謀下手了。
知道張藝謀一家三口只能借住在老婆肖華孃家，先是不顧阻礙，將肖華調到西影廠宣發處上班，緊接著給他們分房子，從生活上解決張藝謀的後顧之憂，從工作上給於張藝謀支持。
1985年，吳天明的《人生》在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第八屆百花獎上均有斬獲。
第五屆金雞獎在四川頒獎，《人生》在四川大學有一場公映，可即便當時大雨傾盆，臺下的一萬多名學生觀眾沒有離開，反而在雨中看完全片，並在電影結束後，自發大喊“電影萬歲”，“《人生》萬歲”“吳天明萬歲”。
吳天明，藉此封神，屬於吳天明的導演時代，來了。
同年，在吳天明的支持下，陳凱歌的《孩子王》完成拍攝，卻發行受阻，吳天明親自舉紙牌在影展上給外國片商一一推薦，促成了《孩子王》的發行權被10多個國家購買。
年底，吳天明對張藝謀也正式展開行動，向廣西電影廠借調張藝謀給《老井》當攝影師。
1986年，《老井》如期開拍，和原定不同的是，張藝謀多了一重身份：《老井》的男主角孫旺泉。
《老井》在選角時，劇組耗時數月之久，也沒能找到孫旺泉的合適角色，於是，吳天明將主意打到了張藝謀身上。
最終，張藝謀不負吳天明的信任，憑著《老井》拿下了三座影帝大獎，包括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的獎項，成為國內第一人。
消息傳回國，在中戲教書的王志文也只能無奈吐槽：“我們學了四五年專業課，有毛用？”。
張藝謀曾向吳天明表達過想拍莫言的《紅高粱》，《老井》後，張藝謀開始籌備《紅高粱》。當時，張藝謀剛被吳天明從廣西電影廠那裡“要過來”，在西影廠還沒站住腳。
吳天明為他扛下了不少壓力，片子還沒立項，吳天明為了不耽誤種高粱的時機，連程序都趕不上，就從西影廠的“小金庫”裡給張藝謀撥款種高粱，促成了《紅高粱》的順利開機。
要不怎麼說吳天明身上帶著“匪氣”，是個“小土匪”呢？
循規蹈矩這樣的詞，從來不適合用在他身上，在西影廠6年，他幹了不少“不走程序”“不按規矩”的事。
吳天明常說“有我在”，“凡事由我擔著”。
是他的這句話和這些做法，為無數年輕人創造了自由創作的機會，也將西影長帶上了輝煌。
那時候，西影長一方面要盈利，一方面又要在中國影壇立足，乃至在國際上給中國長臉，為此，吳天明貫徹“既要臉，又要錢”的理念將搞拿獎的片子和賺錢的商業片子都搞的風生水起。
短短几年，西影廠煥發了生氣，井噴式地產生了許多享譽國際的影片，西影廠的影片拷貝發行，順利從全國倒數躍居為全國第一，一度成了中國有名的
“養雞場”（金雞獎）。無數的青年影人都慕名到西影廠謀求機會，和大家互相閱讀劇本，切磋藝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雞血四溢，可以說，那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
只不過，這樣的黃金時代，僅僅只有吳天明在任的6年時間便告終結。
03、落難
1989年，為表彰西影廠，上級領導同意了西影安排主創人員出國考察學習的提議，吳天明率先出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
因為一場採訪風波，吳天明被西影廠掃地出門，被迫滯留美國，這一年，吳天明50歲。
他剛迎來自己的導演時代，卻在美國飽嘗冷暖，為了一家三口的生計，不得不經營租售影視音像店為生，甚至只能和妻女包餃子出售。
一代電影巨人，似乎就此隕落。
他牽掛的西影，牽掛的中國電影，卻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首當其衝的就是沒有了吳天明保駕護航的張藝謀。
張藝謀的兩部新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菊豆》在國內遇冷被禁止公映，國人批判這兩部電影故事主題散發著濃濃的“封建社會腐蝕人性”的血腥味。
而他本人也處境艱難，直到後來改編《秋菊打官司》，《活著》才讓張藝謀擺脫當時的落魄囧境。
此時的陳凱歌匆匆美國留學歸來，愛情事業雙豐收，不僅搭上了央視紅人倪萍，還在眾人的合力協作下，拍出了至今無人超越的《霸王別姬》。
可以說，陳凱歌和張藝謀的這些作品，直接向全國宣示屬於中國第五代導演時代的到來。
自此，以吳天明為代表的第四代導演，猶如長江後浪推前浪般被拍在了沙灘上，幾乎無還手之力。
吳天明不知道，自己一手提攜的那些人早已在電影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他更不知道，那個藝術片為王的時代，也似乎隨著計劃經濟的結束而終結了。
商業大片，開始漸漸成為新的潮流趨勢，在美國延宕了5年才重回故土的吳天明，被迫“過時了”。
04、復出
1994年1月，吳天明輾轉回到了闊別5年的國土。
同一年，香港邵氏的方逸華女士請吳天明幫忙拍攝由臺灣編劇創作的《格老子的孫子》。
吳天明五年沒有觸碰電影，以為絕境逢生，分外驚喜地趕赴香港簽訂導演合約，接過劇本後，卻發現劇本故事漂浮，內容老舊，風俗瑣事雜陳，吳天明騎虎難下，以他朋友的話形容，便是“只有窮瘋了才會拍這種片子”。
好在這個時候，吳天明早前的一眾好友協助他另起爐灶，一起研究劇本，隨後吳天明趕赴四川邀請“川劇名家”魏明倫擔任編劇，對著劇本進行再創作，就連臺詞都一句一句死磕。
最終，吳天明花了整整3年，完成了他的復出之作《變臉》。
可這樣的一部質量和獎項中，都得到了國際上承認的電影，卻在國內被資本市場和商業片打的七零八落。
“有個電影公司花130萬元買下來，卻只放了一兩場，因為電影院說沒人看。”
此時，張藝謀已經跟張偉平走到了一起，開始拍攝“違心”的作品，陳凱歌自《霸王別姬》後，也在商業片和自己的劇本上迷失了。
吳天明眼見著市場綁架了他一手提攜的第五代導演而無能為力，他甚至質問張藝謀：“《三槍拍案驚奇》你想告訴人什麼？！”
無奈，他只能以主動落後於時代的姿態，拍點不“違心”的東西。
2014年，吳天明創作《百鳥朝鳳》，他的女兒曾經提醒他，這樣的嚴肅題材電影，現在的“快餐”觀眾，也許不喜歡了，但吳天明非常生氣：“我就是要拍，這不是拍給現在觀眾看的，是拍給未來的”。
創作《百鳥朝鳳》那一陣子，吳天明閉關一個多月，逐字修改劇本，經常改的痛哭流涕。
也不知道，他痛哭流涕的，是被劇本所感動，還是被時代所觸動，也許他是明白再也拯救不了自己的信仰吧。
那時候，他已經72歲了。
《百鳥朝鳳》完成最後的精剪後，並沒有順利發行上映，發行公司大多給出的意見是“這片子拍得很好，但是不知道怎麼賣。”
為此，吳天明還特地拉著好友鄭洞天去電影院看動輒上億的“大IP”電影，想看看什麼樣的電影可以一天票房過億。
可惜，兩個人吶吶的愣是沒看懂那些大片。
一個月後，吳天明心梗猝死，他的手機裡，最後一條短信卻是發給某發行公司老總的：“請您看看這部片子，幫我出出主意，怎麼樣可以發行？”
可這短信，石沉大海了。
2年後，《百鳥朝鳳》在吳天明女兒的努力，一眾人的努力和方勵的支持下，發行上映了。
電影口碑極高，但影院沒有多少排片，即將下線之際，製片人方勵在直播平臺跪求電影院給予排片，讓這部電影被更多人所知。
方勵的舉動，讓《百鳥朝鳳》的票房起死回生，但這樣的舉動，也引來一片質疑。吳天明還活著，大概會寧願這部片子就這麼無聲無息地跟著自己進棺材吧？
結尾
知道吳天明經歷的，都能看出，《百鳥朝鳳》是吳天明的“個人自傳”，他沒有用寫書的方式讓國人知道自己，而是用《百鳥朝鳳》裡的兩個人物，寫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只有“電影”二字。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我拍的電影基本都不賺錢。”
不是第四代導演，也不是吳天明過時了，只是這個時代，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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