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導的言不由衷：說要克復神州，實則偏安江南

永嘉之亂後，西晉北方已基本淪陷。在王導的建議下，時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的琅琊王司馬睿由下邳移鎮建鄴，掾屬一百多人跟隨南渡。過江之初，諸人在新亭聚會飲宴。周顗顧景生情，嘆息“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引得眾人傷感而相視流淚。只有王導正色道：“

這番話說得慷慨激昂，一掃宴會上的頹廢之氣。心懷故國當然沒有問題，但搞得悲悲慼慼確實不太好看。王導的批評沒有毛病，諸人為之改容，收淚而謝。

作為跟隨司馬睿經略江南的名士領袖、門閥代表，王導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王導是不是言出必行，輔佐朝廷帶領民眾致力於恢復中原呢？似乎是沒有，也就是喊喊口號而已。

王導

（一）南渡初衷只是經營江南，無意北伐

司馬睿還在洛陽的時候，王導便與其交好。八王之亂起，司馬睿一度捲入其中，並參與了東海王司馬越討伐成都王穎的行動。蕩陰一戰大敗後，僥倖逃回洛陽。王導便勸司馬睿離開洛陽回到封地，避禍的同時等待時機。

蕩陰之戰

司馬越西迎晉惠帝時，起用司馬睿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鎮下邳。後來又改任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司馬睿用王導為司馬，十分信任。

琅琊王氏作為當時的頭等士族，政治投機還是很有兩下子的。家族代表人物王衍輔佐東海王司馬越，作為押寶的重點。而王導輔佐司馬睿，恐怕是作為備用的一招棋子。只是司馬越不爭氣，在權力鬥爭中屢出昏招，把自己氣死了。而王衍護送司馬越遺體南逃時，被石勒追上一網打盡。司馬睿和王導便由替補成為主力，得到了站上前臺的機會。

王衍被俘

由下邳移鎮建鄴，是王導為司馬睿做出的重要建議，也發揮了重大作用。永嘉之亂後，洛陽城破，懷帝被俘，北方基本淪陷，事已不可為。移鎮建鄴的目的很明顯，就是遠離北方的亂局，利用宗室藩王、揚州都督的身份，在相對安定的江南建立根基。

在當時的形勢下，王導為司馬睿作的戰略規劃，只能是經營江南，靜觀其變。作為眾多地方勢力之一，能夠成功守土就不錯了。此時的王導，自然不會去作克復神州這樣並不現實的打算，更不可能有什麼行動，自保才是首要任務。真要有心向北進取，治所還得前移，至少是不能再往南退了。

永嘉之亂後形勢

跟隨南渡的諸人也是圖個安穩，沒有別的想法。桓彝過江時，一開始見司馬睿名望不重，以為靠不住，非常失望。見了王導之後才高興起來，說有管夷吾這樣的人物，就不用擔心了。桓彝明確說自己過江只是想保全自身，而其他人應該大抵也是如此。真正有志於興復中原的人，都還在北方堅守呢。

當然旗幟還是不能丟的，姿態還是要有。新亭聚會上王導的豪言壯語，類似於周星馳的電影《鹿鼎記》中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說的“反清復明”。至於其他人是不是像韋小寶一樣領會其真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二）初到江南的重點是穩定，無暇北伐

渡江之初，重點任務自然是穩定局勢，站穩腳跟。司馬睿帶領掾屬南渡，江東士族自然知道其目的所在，一開始是抱有較大的牴觸情緒的。本來在江東好好的，突然有外來勢力要介入，利益肯定要被分割，當然不會有好心情。

這時王導的精力便用在調和各方關係，讓司馬睿得到各方的擁護。主要是四個方面的關係：

對南渡士人是以安撫為主，籠絡人心，儘量都給官做。參軍陳頵曾向王導建議，要中興晉室，就要吸取中原傾覆的教訓，用人必須有所改張，不能只看名望而不重實質，得真正用能幹事的人。王導並不採納，原因無他，當前的任務是安定，而不是向北進取。南渡士人是眼前唯一天然的支持者和共同利益者，用陳頵的辦法，馬上就變孤家寡人了。對這一群體，王導甚至是無底線的縱容。王澄這樣誇誇其談的名士，把荊州整得一塌糊塗，也不影響做官。卞壼曾要求王導治治王澄、謝鯤那種荒誕不經、不務正業的習氣，王導根本不聽。

名士生活

對本土大族則是恩威並舉，用政治手段分化，籠絡一部分，打壓一部分。這就有了王導精心安排的司馬睿上巳觀禊這樣一場政治秀，排場弄得很足。此事很有疑點，但姑妄信之，據說效果大好，本來對司馬睿不大待見的本土豪強，見王導、王敦等人對司馬睿畢恭畢敬，立即改變態度。王導幫助司馬睿拉攏顧榮、賀循等江東首領，打壓義興周氏這樣的刺頭，總算是漸漸得到了本土勢力的認可和接納。

對地方勢力，採取政治攻勢為主，武力解決為輔。實際上當時的形勢下，要保持晉祚不滅，也只有偏安江南了。因此大部分地方勢力都承認、奉戴司馬睿，連遠在北方幷州的劉琨，都派溫嶠到南方來表示擁護。只有江州的華軼堅決不服。洛陽未被攻破時，華軼只認皇帝詔書，不受司馬睿節度，還說得過去。洛陽被攻破後，司空荀藩檄告天下，推司馬睿為盟主，這是華軼仍不從命，就是不顧大局了。最終只能訴諸武力，由王敦都督周訪、甘卓等人攻破江州。

對北方流民，則是利用和防範，將他們頂在北方當擋箭牌。不得以而南撤的流民帥，為了不失民心不能不接納，但都安置在長江以北，不信任是顯而易見的。流民帥在北方抗敵，得到的待遇卻極不公正，有功不賞，有鍋則背。得不到幫助就算了，甚至還要擔心後方的威脅。像蔡豹這樣還很服從命令的，跟隨羊鑑討伐徐龕反叛失敗，反被司馬睿當成羊鑑的替罪羊，派王舒擒住押到建康斬首，實在冤枉得很。

內部矛盾尚且自顧不暇，克復神州自然不能當真，甚至談都不方便談。尤其是本土勢力，在江東過得好好的，本來就對北方來的人心懷不滿。再提進取中原，肯定是要出錢出糧出人，矛盾又會激發。

因此在這一階段，主政的王導肯定只能迴避克復神州這樣的話題。愍帝被殺時，司馬睿做出大舉北伐要報仇的架勢，卻以運糧延誤為由，讓北伐就此偃旗息鼓，為此甚至不惜冤殺督糧的淳于伯。

這兩件事雖然都是落在司馬睿身上，但王導作為話語權與司馬睿差不了多少的人物，真要有北伐的心，也不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冤殺淳于伯之後，輿論大為不平，劉隗等人公開理論此事。從王導被迫主動請求承擔責任來看，有可能主意就是王導出的。

（三）東晉政權穩定之後為保家族地位，無力北伐

司馬睿稱晉王、晉帝，王導出力頗多，自然成為頭號重臣。王導執政向來是以清靜為要，說白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晉元帝司馬睿

王導曾經派顧和等人到揚州所屬郡國考察太守級官員政績，這本來是正常而且必要的管理手段，卻被顧和指責過於苛察。然而王導“從善於流”，接受“網漏吞舟”的標準，連基本的考核都不要，實際上就等於不聞不問了。

網漏吞舟

而既然不能瞭解官員的執政業績，用人當然就更加只能看門第、看名望了。流民帥徐龕反叛時，王導提議用羊鑑率軍平叛，唯一的理由竟然是羊鑑出身泰山羊氏，是州里的冠族，一定能制勝。這個實在是沒有根據，別說郗鑑等人反對，連羊鑑本人都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幹這個差事。然而王導就是一意孤行，結果果然失敗。

既然基本的政務都被看成是多事，只能進一步地無為而治，北伐肯定是不可能的。甚至北方邵續被石虎進攻，劉胤建議救援，朝廷都不肯出兵，唯恐惹出事來。

何況司馬睿攝於琅琊王氏的權勢過高，已經開始進行一定的打壓。王導此時更關注的是如何維護家族地位和利益， 克復中原之類的問題當然更加不會考慮了。

王導主內執掌朝政，王敦主外手握兵權，此時權勢確實與皇帝不相上下。司馬睿登基時拉王導同上御座，只怕也不完全是故作姿態，心存感激的同時，也有幾分忌憚。因此不久就逐步重用劉隗、刁協等人，逐漸疏遠琅琊王氏。

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表面上對此看得很平淡，實際恐怕並非心如止水。而鬥爭的結果是王敦起兵逼宮，王導在朝謝罪。司馬睿心中明白得很，劉隗等人只能在政治上對琅琊王氏進行制約，軍事對抗是搞不贏的，因此不同意劉隗提出盡誅王氏的建議。王導也清楚，有王敦擁兵在外，朝廷對王氏也是不敢怎麼樣。最終王敦攻入建康，對朝廷進行清洗後，退回武昌遙控朝政。與皇權鬥爭的這一回合，琅琊王氏勝出。

王敦起兵逼宮前，與朝廷還有個博弈的過程中，表章來往，態度漸漸變化。王導從公開渠道也好，家族內部信息也好，不可能不知道王敦的計劃。但王導並沒有什麼勸說、制止，相當於是默許。甚至很可能是與王敦達成了一定的默契，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迫使司馬睿就範。

王敦第一次起兵

當然王敦後來再次反叛意圖篡位，這就超過了王導的底線。琅琊王氏雖然位重，畢竟沒有達到能取代司馬氏的程度，篡位是與天下為敵，還真有可能導致家族覆滅。這次王導大義滅親，斷然站在王敦的對立面。期間王導利用王敦病危的機會，率領家族子弟提前為王敦發哀，讓朝廷軍隊以為王敦已死，士氣大振，幫助朝廷擊敗王敦。王導在這一變故中，果斷放棄王敦，從而保全了家族。

這一階段，對於琅琊王氏家族來說，算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王導不可能還有心思考慮北伐的問題。

（四）晚年失去重權意興闌珊，無心北伐

經過王敦變亂之後，庾亮逐步走上政治舞臺，王導的權力有所削弱。王導表面上滿不在乎，實際上心有不甘。

庾亮

庾亮出鎮武昌，擁強兵、據上流，卻仍執掌朝權，曾謀劃廢黜王導。王導得到消息，還說自己與庾亮是休慼同體，純屬謠言，甚至還裝作無所謂地說：“元規（庾亮字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然而見到眾人趨勢，多投附庾亮，心裡卻憤憤不平。遇到西風起時，經常用扇子遮蔽灰塵，說是“元規塵汙人”。

反應在政務上，則是日漸疏懶，不想理事。本來就是無為而治，這一下就更加無為了。很多時候王導都告病請假，也算是表達不滿吧。

晉成帝繼位的大典，王導居然都稱疾不參加。被卞壼一頓斥責，王導這才臨時趕來。王導還曾經告病請假不上朝，私下裡卻是去為郗鑑送行，也被卞壼得知，上奏彈劾，不過王導也不大在意。這種事想來也不是一次兩次。

卞壼

晚年更是不管事了，公文也不怎麼看。別人提意見，王導還說：“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當初局勢不穩，為政清淨不多事是說得過去的。如今東晉大局已定，該處理的政務還是要處理的，要不然又何必安排這個位置來讓你王導做呢？王導這麼說，只是對自己因為權力地位下降而消極應付的態度找個藉口罷了。

以這樣的精神狀態，自然也不會考慮北伐的事，當初在新亭“克復神州”的豪言壯語，不知道王導還記不記得。

倒是庾亮謀劃進取，鹹康五年（339年）進駐武昌對岸的邾城，上疏計劃北伐。其實陶侃在武昌時，早就判斷邾城不宜屯駐。郗鑑也認為準備不充分，不能大舉行動。而王導這次卻一改“無為”的習慣，附議贊成此事。

庾亮認為石勒剛死不久，是個北伐的機會。不過東晉長期以來並沒有做過準備工作，倉促之間發起攻勢還是很冒失的，勝算並不大。其實當時石勒已經死了五年了，石虎早就控制了後趙局勢，並沒有什麼機會可乘。果然沒過多久，邾城就被攻陷，守將毛寶戰死，庾亮謀劃的北伐成了笑話。

庾亮這人志大才疏，取代王導執掌朝政，王導是不服氣的。庾亮動議北伐，多半隻是為了撈點業績，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如同後來的桓溫、劉裕。有識之士如郗鑑等人，都對庾亮的計劃持反對態度。王導向來不願生事，這次一反常態地贊同北伐，以小人之心來揣測，不排除王導是想出庾亮的洋相，也是夠腹黑的。只是為此讓國家遭到重大損失，失地損將，王導也真是不顧大局。

王導時期東晉形勢

總的來看，王導除了在新亭說過“克復神州”的話，便基本上再沒有過關於北伐的言論和行為。早年與司馬睿交好，“潛有興復之志”，恐怕指的不是收復中原的興復，而是偏安江南的中興。這一戰略意圖是一開始就定下來的，一直貫徹到底，喊喊口號鼓舞人心可以，卻不會真的去幹。所謂的無暇、無力，終究還是無心、無意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