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西晋北方已基本沦陷。在王导的建议下，时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琅琊王司马睿由下邳移镇建邺，掾属一百多人跟随南渡。过江之初，诸人在新亭聚会饮宴。周顗顾景生情，叹息“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引得众人伤感而相视流泪。只有王导正色道：“
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一扫宴会上的颓废之气。心怀故国当然没有问题，但搞得悲悲戚戚确实不太好看。王导的批评没有毛病，诸人为之改容，收泪而谢。
作为跟随司马睿经略江南的名士领袖、门阀代表，王导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王导是不是言出必行，辅佐朝廷带领民众致力于恢复中原呢？似乎是没有，也就是喊喊口号而已。
王导
（一）南渡初衷只是经营江南，无意北伐
司马睿还在洛阳的时候，王导便与其交好。八王之乱起，司马睿一度卷入其中，并参与了东海王司马越讨伐成都王颖的行动。荡阴一战大败后，侥幸逃回洛阳。王导便劝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封地，避祸的同时等待时机。
荡阴之战
司马越西迎晋惠帝时，起用司马睿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镇下邳。后来又改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司马睿用王导为司马，十分信任。
琅琊王氏作为当时的头等士族，政治投机还是很有两下子的。家族代表人物王衍辅佐东海王司马越，作为押宝的重点。而王导辅佐司马睿，恐怕是作为备用的一招棋子。只是司马越不争气，在权力斗争中屡出昏招，把自己气死了。而王衍护送司马越遗体南逃时，被石勒追上一网打尽。司马睿和王导便由替补成为主力，得到了站上前台的机会。
王衍被俘
由下邳移镇建邺，是王导为司马睿做出的重要建议，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永嘉之乱后，洛阳城破，怀帝被俘，北方基本沦陷，事已不可为。移镇建邺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远离北方的乱局，利用宗室藩王、扬州都督的身份，在相对安定的江南建立根基。
在当时的形势下，王导为司马睿作的战略规划，只能是经营江南，静观其变。作为众多地方势力之一，能够成功守土就不错了。此时的王导，自然不会去作克复神州这样并不现实的打算，更不可能有什么行动，自保才是首要任务。真要有心向北进取，治所还得前移，至少是不能再往南退了。
永嘉之乱后形势
跟随南渡的诸人也是图个安稳，没有别的想法。桓彝过江时，一开始见司马睿名望不重，以为靠不住，非常失望。见了王导之后才高兴起来，说有管夷吾这样的人物，就不用担心了。桓彝明确说自己过江只是想保全自身，而其他人应该大抵也是如此。真正有志于兴复中原的人，都还在北方坚守呢。
当然旗帜还是不能丢的，姿态还是要有。新亭聚会上王导的豪言壮语，类似于周星驰的电影《鹿鼎记》中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说的“反清复明”。至于其他人是不是像韦小宝一样领会其真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二）初到江南的重点是稳定，无暇北伐
渡江之初，重点任务自然是稳定局势，站稳脚跟。司马睿带领掾属南渡，江东士族自然知道其目的所在，一开始是抱有较大的抵触情绪的。本来在江东好好的，突然有外来势力要介入，利益肯定要被分割，当然不会有好心情。
这时王导的精力便用在调和各方关系，让司马睿得到各方的拥护。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关系：
南渡士人、本土大族、地方势力、北方流民。对南渡士人是以安抚为主，笼络人心，尽量都给官做。参军陈頵曾向王导建议，要中兴晋室，就要吸取中原倾覆的教训，用人必须有所改张，不能只看名望而不重实质，得真正用能干事的人。王导并不采纳，原因无他，当前的任务是安定，而不是向北进取。南渡士人是眼前唯一天然的支持者和共同利益者，用陈頵的办法，马上就变孤家寡人了。对这一群体，王导甚至是无底线的纵容。王澄这样夸夸其谈的名士，把荆州整得一塌糊涂，也不影响做官。卞壸曾要求王导治治王澄、谢鲲那种荒诞不经、不务正业的习气，王导根本不听。
名士生活
对本土大族则是恩威并举，用政治手段分化，笼络一部分，打压一部分。这就有了王导精心安排的司马睿上巳观禊这样一场政治秀，排场弄得很足。此事很有疑点，但姑妄信之，据说效果大好，本来对司马睿不大待见的本土豪强，见王导、王敦等人对司马睿毕恭毕敬，立即改变态度。王导帮助司马睿拉拢顾荣、贺循等江东首领，打压义兴周氏这样的刺头，总算是渐渐得到了本土势力的认可和接纳。
对地方势力，采取政治攻势为主，武力解决为辅。实际上当时的形势下，要保持晋祚不灭，也只有偏安江南了。因此大部分地方势力都承认、奉戴司马睿，连远在北方并州的刘琨，都派温峤到南方来表示拥护。只有江州的华轶坚决不服。洛阳未被攻破时，华轶只认皇帝诏书，不受司马睿节度，还说得过去。洛阳被攻破后，司空荀藩檄告天下，推司马睿为盟主，这是华轶仍不从命，就是不顾大局了。最终只能诉诸武力，由王敦都督周访、甘卓等人攻破江州。
对北方流民，则是利用和防范，将他们顶在北方当挡箭牌。不得以而南撤的流民帅，为了不失民心不能不接纳，但都安置在长江以北，不信任是显而易见的。流民帅在北方抗敌，得到的待遇却极不公正，有功不赏，有锅则背。得不到帮助就算了，甚至还要担心后方的威胁。像蔡豹这样还很服从命令的，跟随羊鉴讨伐徐龛反叛失败，反被司马睿当成羊鉴的替罪羊，派王舒擒住押到建康斩首，实在冤枉得很。
内部矛盾尚且自顾不暇，克复神州自然不能当真，甚至谈都不方便谈。尤其是本土势力，在江东过得好好的，本来就对北方来的人心怀不满。再提进取中原，肯定是要出钱出粮出人，矛盾又会激发。
因此在这一阶段，主政的王导肯定只能回避克复神州这样的话题。愍帝被杀时，司马睿做出大举北伐要报仇的架势，却以运粮延误为由，让北伐就此偃旗息鼓，为此甚至不惜冤杀督粮的淳于伯。
这两件事虽然都是落在司马睿身上，但王导作为话语权与司马睿差不了多少的人物，真要有北伐的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冤杀淳于伯之后，舆论大为不平，刘隗等人公开理论此事。从王导被迫主动请求承担责任来看，有可能主意就是王导出的。
（三）东晋政权稳定之后为保家族地位，无力北伐
司马睿称晋王、晋帝，王导出力颇多，自然成为头号重臣。王导执政向来是以清静为要，说白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晋元帝司马睿
王导曾经派顾和等人到扬州所属郡国考察太守级官员政绩，这本来是正常而且必要的管理手段，却被顾和指责过于苛察。然而王导“从善于流”，接受“网漏吞舟”的标准，连基本的考核都不要，实际上就等于不闻不问了。
网漏吞舟
而既然不能了解官员的执政业绩，用人当然就更加只能看门第、看名望了。流民帅徐龛反叛时，王导提议用羊鉴率军平叛，唯一的理由竟然是羊鉴出身泰山羊氏，是州里的冠族，一定能制胜。这个实在是没有根据，别说郗鉴等人反对，连羊鉴本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干这个差事。然而王导就是一意孤行，结果果然失败。
既然基本的政务都被看成是多事，只能进一步地无为而治，北伐肯定是不可能的。甚至北方邵续被石虎进攻，刘胤建议救援，朝廷都不肯出兵，唯恐惹出事来。
何况司马睿摄于琅琊王氏的权势过高，已经开始进行一定的打压。王导此时更关注的是如何维护家族地位和利益， 克复中原之类的问题当然更加不会考虑了。
王导主内执掌朝政，王敦主外手握兵权，此时权势确实与皇帝不相上下。司马睿登基时拉王导同上御座，只怕也不完全是故作姿态，心存感激的同时，也有几分忌惮。因此不久就逐步重用刘隗、刁协等人，逐渐疏远琅琊王氏。
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表面上对此看得很平淡，实际恐怕并非心如止水。而斗争的结果是王敦起兵逼宫，王导在朝谢罪。司马睿心中明白得很，刘隗等人只能在政治上对琅琊王氏进行制约，军事对抗是搞不赢的，因此不同意刘隗提出尽诛王氏的建议。王导也清楚，有王敦拥兵在外，朝廷对王氏也是不敢怎么样。最终王敦攻入建康，对朝廷进行清洗后，退回武昌遥控朝政。与皇权斗争的这一回合，琅琊王氏胜出。
王敦起兵逼宫前，与朝廷还有个博弈的过程中，表章来往，态度渐渐变化。王导从公开渠道也好，家族内部信息也好，不可能不知道王敦的计划。但王导并没有什么劝说、制止，相当于是默许。甚至很可能是与王敦达成了一定的默契，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迫使司马睿就范。
王敦第一次起兵
当然王敦后来再次反叛意图篡位，这就超过了王导的底线。琅琊王氏虽然位重，毕竟没有达到能取代司马氏的程度，篡位是与天下为敌，还真有可能导致家族覆灭。这次王导大义灭亲，断然站在王敦的对立面。期间王导利用王敦病危的机会，率领家族子弟提前为王敦发哀，让朝廷军队以为王敦已死，士气大振，帮助朝廷击败王敦。王导在这一变故中，果断放弃王敦，从而保全了家族。
这一阶段，对于琅琊王氏家族来说，算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王导不可能还有心思考虑北伐的问题。
（四）晚年失去重权意兴阑珊，无心北伐
经过王敦变乱之后，庾亮逐步走上政治舞台，王导的权力有所削弱。王导表面上满不在乎，实际上心有不甘。
庾亮
庾亮出镇武昌，拥强兵、据上流，却仍执掌朝权，曾谋划废黜王导。王导得到消息，还说自己与庾亮是休戚同体，纯属谣言，甚至还装作无所谓地说：“元规（庾亮字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然而见到众人趋势，多投附庾亮，心里却愤愤不平。遇到西风起时，经常用扇子遮蔽灰尘，说是“元规尘污人”。
反应在政务上，则是日渐疏懒，不想理事。本来就是无为而治，这一下就更加无为了。很多时候王导都告病请假，也算是表达不满吧。
晋成帝继位的大典，王导居然都称疾不参加。被卞壸一顿斥责，王导这才临时赶来。王导还曾经告病请假不上朝，私下里却是去为郗鉴送行，也被卞壸得知，上奏弹劾，不过王导也不大在意。这种事想来也不是一次两次。
卞壸
晚年更是不管事了，公文也不怎么看。别人提意见，王导还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当初局势不稳，为政清净不多事是说得过去的。如今东晋大局已定，该处理的政务还是要处理的，要不然又何必安排这个位置来让你王导做呢？王导这么说，只是对自己因为权力地位下降而消极应付的态度找个借口罢了。
以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也不会考虑北伐的事，当初在新亭“克复神州”的豪言壮语，不知道王导还记不记得。
倒是庾亮谋划进取，咸康五年（339年）进驻武昌对岸的邾城，上疏计划北伐。其实陶侃在武昌时，早就判断邾城不宜屯驻。郗鉴也认为准备不充分，不能大举行动。而王导这次却一改“无为”的习惯，附议赞成此事。
庾亮认为石勒刚死不久，是个北伐的机会。不过东晋长期以来并没有做过准备工作，仓促之间发起攻势还是很冒失的，胜算并不大。其实当时石勒已经死了五年了，石虎早就控制了后赵局势，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乘。果然没过多久，邾城就被攻陷，守将毛宝战死，庾亮谋划的北伐成了笑话。
庾亮这人志大才疏，取代王导执掌朝政，王导是不服气的。庾亮动议北伐，多半只是为了捞点业绩，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如同后来的桓温、刘裕。有识之士如郗鉴等人，都对庾亮的计划持反对态度。王导向来不愿生事，这次一反常态地赞同北伐，以小人之心来揣测，不排除王导是想出庾亮的洋相，也是够腹黑的。只是为此让国家遭到重大损失，失地损将，王导也真是不顾大局。
王导时期东晋形势
总的来看，王导除了在新亭说过“克复神州”的话，便基本上再没有过关于北伐的言论和行为。早年与司马睿交好，“潜有兴复之志”，恐怕指的不是收复中原的兴复，而是偏安江南的中兴。这一战略意图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一直贯彻到底，喊喊口号鼓舞人心可以，却不会真的去干。所谓的无暇、无力，终究还是无心、无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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