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西汉景帝时期诸侯国联合叛乱，这是西汉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七国之乱"后，西汉朝廷吸取教训，从多方面对分封诸侯国的官制进行改制，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西汉初期在秦朝的影响下，实行郡国并行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封诸侯国，但诸侯国的势力逐渐增大，并最终引发"七国之乱"，威胁朝廷。七国之乱给西汉政府带来不小的冲击，之后西汉王朝吸取教训，对诸侯国官制进行变革，总体呈现官员权力下降，诸侯国地位不断降低的特点。
朝廷逐步收回诸侯对官员的任免权
西汉初期，诸侯国相当于一个小朝廷，诸侯王在国内拥有自行任免官员的权力，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皆可以自行任免。此外，汉吏是朝廷在诸侯国内的代表，汉吏的权力若增强或保持不变，则表明朝廷对诸侯国的管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而在七国之乱发生前，汉吏的职能权力被不断削弱，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下降，也暗示了动乱的发生的必然。文帝时，规定由朝廷任命两千石的官员，适当地削弱诸侯王的任免权力。由二千石到千石百石，诸侯国的官员从被诸侯王组织利用以对抗朝廷到听命于朝廷以监督诸侯王，显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渐趋和谐，中央集权的不断增强，地方权力不断削弱。
降低诸侯国官员地位
七国之乱后，天子意识到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名称相同，地位无异，相当于朝廷与"朝廷"并立的关系，对中央威胁较大，不能突出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中央集权的特殊性。于是对诸侯国的官制进行改革，包括官员名称，官员权力，官员俸禄等方面，并加强管理。在官吏名称的转变上，以丞相为例，诸侯国的丞相名称经历了由"相国"到"丞相"再到"相"的转变。在官员俸禄上，战后降低了官员的秩奉，这也意味着官员地位的降低。在官员权力上，官员印绶的材质有所改变。西汉初期，诸侯国丞相与中央丞相的印绶材质相同，皆为黄金；七国之乱后，丞相的印绶则改为银质。在西汉后期，随着诸侯国疆域的不断缩小，相的地位和权力也越来越低，最终居于郡守之下。
弱化诸侯国官员的职权
战后，诸侯国官员的职权也有了较大的转变。汉初的诸侯国内部是有着较为完整的官僚体系的，百官公卿亦如朝廷。官员有两大基本职能，辅正和治民。以辅佐诸侯王为重，治民为轻。七国之乱后，主掌辅正的一些官员被裁撤，辅正的职能减弱，治民则成为官员的主要职责。七国之乱后改革的分封制，可以说是实现了汉初分封诸侯的最初目的，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西汉的统治。
任用儒生为官
西汉初期郡国并行制下，地方对诸侯王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比对天子的要高得多，诸侯王势力膨胀，联合造反发动叛乱。思想上的分散性是造成七国之乱的重要原因。战后为了重新树立天子的权威，梳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运用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适合调整战乱后分散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采用"君权神授"思想，加强君权，保障皇权独尊，皇位至上；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策略，促进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大量任用儒生为官，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加强思想上的统治，
综上所述，七国之乱后，朝廷为了改变诸侯国势力过大带来的种种问题，通过对诸侯国官制的改革来削弱诸侯国的势力，以保证中央政府独一无二的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朝廷收回了对大小官吏的任免权力，增加汉吏来监督掌控诸侯势力，并且转变诸侯国官员的职权，使得职权逐步虚化，降低诸侯国官员的地位。在思想文化上，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大量任用儒生为官以教化民众，实现思想统一，保证君权至高无上。这就改变了西汉初期实行分封诸侯带来的弊病，加强了大一统。
西汉前期诸侯国内部拥有独立完整的官僚体制，外部操练军队，民心依附，政府权力过度放任，以致地方权力大于中央。七国之乱后，西汉进行诸侯官僚改制，诸侯国势力逐渐削弱，使得最终集权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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