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壕村，現在叫幹壕村，在今河南省陝縣東七十里處。
乾元元年（758）和乾元二年（759）這兩年，杜甫的生活上有兩件重大的事件。
一件是乾元元年杜甫從朝廷的朝官左拾遺貶為地方官華縣的司功；一件是，第二年，即乾元二年二月到四月，唐軍九節度使圍剿鄴城的史思明失敗，《資治通鑑》的記載說唐軍：“甲仗十萬，唯存三千”。洛陽也落在史思明手中。東京洛陽失陷，洛陽城內一片混亂，洛陽刺史逃跑，唐軍士兵也違反軍紀大肆搶劫，老百姓四處逃散，哀鴻遍野。
杜甫就是從這樣的洛陽向華州走來，經過河南的新安、陝西的陝縣石壕吏、和陝西的潼關，一路都是悲。
杜甫於此年七月辭官，離開長安奔赴秦州最後流落四川。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唐肅宗在取得了奪得長安和洛陽兩京的巨大勝利以後，除了慶功封賞大臣，就是清理了一批“南朝人”，杜甫就是其中之一。
什麼叫“南朝人”？這是唐肅宗底下一幫人的一次黨派分裂的一個名詞。
我們知道，天寶十四年爆發了安史之亂，天寶十五年六月，安祿山攻破潼關，唐玄宗就倉惶逃到四川，半路發生“馬嵬坡事變”，唐玄宗和兒子李亨分開。
李亨與老爸分手北上一個月後，到今天的寧夏靈武這個地方，就自己稱帝，改唐玄宗的年號“天寶”為“至德”。一個新的時代開啟。
唐肅宗尊唐玄宗為太皇上。而逃亡在西南四川的唐玄宗還不知道李亨已經稱帝，就在自己的朝廷，以皇帝給太子的口吻，發佈了一個朝廷的重大戰略決策，希望李亨堅決執行。
可是，唐玄宗的“中央”文件還沒到唐肅宗手中，唐肅宗李亨給唐玄宗稱帝的“中央文件”，卻先期到達唐玄宗手裡了。唐玄宗一看這情況，就承認唐肅宗稱帝，還派人把象徵皇帝權利的玉璽交給了兒子李亨。
這樣，在唐王朝與安祿山叛軍鬥爭的重要時刻，終於有了新的領導核心，給全國人民的鬥志以極大的鼓舞。可以團結一心，徹底打擊安祿山叛亂勢力了。
四方節度使也向李亨集中，例如郭子儀、顏真卿也來到唐肅宗身邊了。
杜甫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也是心情非常振奮，他把一家人安排在鄜州（今天的陝西富平縣）的羌村以後，就去尋找唐肅宗了。
還好，杜甫千辛萬苦，還差一點被叛軍俘虜，總算是在至德二年（757）的四月，找到了唐肅宗。唐肅宗就給了他一個左拾遺的官。可是，剛上任兩個月的杜甫，就惹上得罪唐肅宗的事兒，被唐肅宗很客氣地勸他可以探望妻子一次，省得看見他煩。
杜甫北征500多路程，從陝西鳳縣徒步到鄜州探家。然後到十月時，唐肅宗收復了長安和洛陽。杜甫也回到唐肅宗身邊，繼續做他的左拾遺。
第二年，就是乾元元年（758），朝廷為了慶祝收復兩京的偉大勝利，唐肅宗封賞了很多人，包括犯嚴重錯誤的人都有升遷。
但是，杜甫一毛錢的封賞也沒有，還把他從朝廷給貶官到了地方。
與杜甫一起貶官的官員也不少，這些人主要被認為是“南朝人”，就是唐玄宗的勢力。
而跟著唐肅宗在靈武稱帝的一些人，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這就是唐肅宗對唐玄宗勢力的一次大防範和清洗。
實際上，唐肅宗真的很錯誤，這是一次唐王朝內部的分裂。
杜甫從朝廷貶官到華縣這個地方，他就去華縣任司功一職。在這個崗位上，杜甫幫助華洲刺史處理一些政務工作，還提出了《進滅殘寇形勢圖狀》，發表了杜甫對安史之亂叛軍鬥爭的建議。
第二年，就是乾元二年（759）二月，杜甫擇暇回老家偃師陸渾莊一次，大約一兩個月後，從洛陽西行華州，一路走過幾個地方，如河南的新安縣、陝西陝縣的石壕村和陝西的潼關縣。
每經過一個地方住宿，杜甫都要習慣性的寫詩，這一路寫詩林林總總六篇，合起來就是著名的“三吏三別”。這些詩是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迅速衰落哀鴻遍野的見證。
《石壕吏》就是這些現實主義詩作中的詩篇之一。
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別”中第二篇《石壕吏》這首詩的背景是，唐軍在收復兩京以後，以集中兵力的方式，試圖圍殲盤踞在鄴城的史思明，但是，這次作戰好像天時不利，忽然狂風大起，飛沙走石，唐軍潰不成軍，十萬人馬，最後只有三千人敗退回來，而且還有一個節度使投降到史思明的叛軍中去了。
唐軍經過這次作戰也損兵折將，大傷元氣，兵源奇缺，戰鬥力需要補給，所以，徵兵很難，這就不免要發生強制徵兵的情況。
杜甫在由新安縣西行途中，走到陝縣的石壕村投宿，遇到吏卒深夜捉人的一幕，於是就其所見所聞，寫下《石壕吏》這篇不朽的詩作。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杜甫寫的這首《石壕吏》，深刻揭露了戰爭的殘酷和抵抗史思明叛軍的嚴峻形勢：一方面唐軍為反擊安史之亂叛軍，人民已經付出慘痛代價，例如，老婦的三個兒子，都去為國參戰，有的還已經捐軀，但是，戰爭仍然沒有結束，而且越來越困難了。例如，徵兵困難，居然老婦不能作為士兵打仗，還得馬上要去為士兵準備做一次早飯。
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人參加戰鬥，全民動員，怎麼打敗安祿山的殘餘勢力？
我們從杜甫的這首詩看的很清楚：雖然這是非常艱難的選擇，老婦還是在石壕村答應了官吏的命令，準備去幫助唐軍按時為戰士做一次早飯，盡一點抗戰的綿薄之力。
詩人用藝術概括的手法，高度戲劇化的描寫徵兵的良苦用心和無奈的強制。例如，徵兵選擇的時間是家家戶戶熟睡的凌晨，徵兵的地點是入戶，這是平時最忌諱的時間和地點，因此，我們看到了徵兵的非常難度。
我們再看徵兵的對象：是兩個老人，一個哺乳的婦女：可見可供招募的兵源已經枯竭了！唐代徵兵是有原則的，那就是不能把一戶人家的壯年都招去打仗，必須有一人種地，發展生產。
但是，我們從《石壕吏》看到的是，這一戶人的壯丁全部參軍了，而且，一個兒子剛剛來信說：兩個兒子已經在鄴城戰鬥中犧牲！按理，這是一個需要撫卹的烈士家庭，但是，”吏“非常殘酷，根本不理睬這個破碎家庭的痛苦，仍然要求他們出人打仗。
無奈之下，老婦只好犧牲自己，保護老翁。為什麼杜甫沒有描寫老翁去參戰，而是老嫗去了呢？因為，老嫗是婦女，有可能被退回來，而老翁去了，真的就有去無回了。
杜甫描寫的故事是不是完全真實？我們從如此多的巧合來看，敵人應該不是一家人的故事，但是，卻是實實在在，千家萬戶都要面臨被徵兵的現實。
杜甫寫的“三吏三別”是一組詩，總體來說，是揭露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記錄了歷史現實，抒發了杜甫對人民的同情。這個立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例如《新安吏》是詩人在新安的大道上看到官兵抓捕“中男”充軍的情景，詩人一方面揭露了統治階級不顧人民死活強抓兵丁的殘暴，一方面也肯定了平叛戰爭的必要性，所以才對應徵者作了一番勸慰：“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新婚別》寫了一對新婚燕爾夫婦，但第二天丈夫就要遠赴生死未卜的戰場的故事。雖然這是生死別離，新婚的，妻子還是強忍生死別離的悲痛鼓勵丈夫去戰鬥。同時用她至死不渝的愛情誓言：“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可見，在揭露社會痛苦的時候，杜甫還是看到了這痛苦，是對安史之亂的強烈控訴。而不是對朝廷的批判。所以，他的立場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杜甫是現實主義文學大師，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現實主義不是一味的“批判現實主義”。
在杜甫的時代，還沒有批判現實主義這樣的文學，同時代的全世界也沒有這樣的文學，這是我們應該清楚的。
批判現實主義是資本主義後期，十九世紀的法國、俄羅斯文學。
所以，儘管杜甫的詩歌有現實殘酷的揭露和描寫，但是，他建設性的現實主義批判更突出，所以受到歷朝歷代的推崇。
明代杜甫學著王嗣世說：杜甫的《三吏三別》不是隻有他一個人經歷了，但是，經歷了的，人未必寫《三吏三別》，寫《三吏三別》未必寫得這麼好。
這就是對杜甫《石壕吏》最恰當的評論。王嗣世之所以評論杜甫的“三吏三別”寫得好，絕不是藝術成就一個方面，它包括了對現實主義的批判和對現實批判的正確選擇。杜甫的偉大就在於，他不是一個甩鍋子的人，而是一個幹實事的人。
如果在兵源匱乏的情況下，唐朝的老百姓不付出代價，甚至生命，誰來平息叛亂引起對戰爭？
但是，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杜甫的這些詩並沒有發表，也不可能發表，只是作為像一般的作品一樣，自己保存在自己的身邊。
所以，與“有損朝廷形象”是沒有任何關聯的。杜甫的本意也不是，我們也無法閱讀出杜甫有損朝廷想象的信息。
在這裡我們要圍繞文學作品與社會價值的問題，談談文學的現實意義和文學的歷史價值問題。
你提出的文學對社會有現實意義的情況，在唐代是不存在的，或者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這是因為，唐代還沒有發表詩歌的大眾傳播的媒介。文學作品基本上都在作者手中自己保存，或者朋友之間傳看閱讀，根本不會流傳到社會上，文學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唐代也沒有把文學作品的思想，現實意義會上升到一個“輿情”的地步。在唐代，根本不存在作家對社會輿情影響的問題，作家也沒有利用輿情的任何主觀依據。
所以，杜甫寫的作品是揭露社會現實的，但是，沒有人知道他寫的詩是什麼內容，當然就不會在現實上，像今天的，網文那樣產生社會影響。
這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侷限決定的。我們所謂的文學對社會的批判，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以後才出現的。
出現文學有輿情價值和社會批判價值的原因，是出版印刷業的社會化發展程度較高，形成了現代媒體傳播業，和現代城市，人口集中，文化普及，這就在客觀上給文學的傳播價值插上了翅膀，讓文學可以廣泛傳播，產生集中的社會輿情。文學也就會影響社會輿情。
我們今天讀杜甫詩歌的意義了，已經與杜甫寫《石壕吏》的現實意義完全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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