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观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认识的深入、不断的新发现而改变，其应对方式方法也会不断进步。中国古代法家学派的代表人韩非子有句话叫“时移则事变，世易则备变”，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观念先进与否是这样重要，不仅是它根植于最新的发现，更因为它将指引行动和得到相应的结果。今天，最新的发现是：
微生物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们拥有这样一个视角时，需要观察我们曾经对待它的方式；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以及我们可能不得不善待它，并获得它的帮助，来改善由于种种原因致人体微生态失衡导致的多种疾病。
例如Enterome Bioscience, Second Genome等公司开发菌群代谢产物等等用于治疗疾病；而包括Vedanta、Finch、Assembly公司则开发多个菌株组合体药物。毫无疑问，这也是基于最新发现引起观念改变导致的，而其认识程度和临床研究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一脉不和，周身不适”：人体微生物作为一个部分，其影响竟如此广泛和深刻，又如此复杂，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开启生物复杂性探索，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获得生命科学、人类疾病更本质的东西。
阿尔文·托夫勒在为《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散成尽可能细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长这种技巧，以致我们竟然时常忘记把这些细小部分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炼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小的部分，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巧和方法把这些细小部分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巧和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
ceteris paribus,即‘其它条件不变’。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小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在包括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上的新发现，不断在强化“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三百年前，随着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让浩瀚的星空与人类的心理距离，拉近了很多。 一百多年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环境看作毫无联系的、偶然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让生命“变得”可以进化、亦能溯源了。在东方，这种“普遍联系”的思想方法更有一番诗意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唐代诗人王勃现在可能想不到，我们现在用一只手机，就可以远距通话、视频联系了。当然，在生命研究领域，《工程控制论》的创造者钱学森曾说过“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错，人类正忙着寻找这个“复杂巨系统”的所有拼图。
1986年3月7日，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生物学家雷纳托·杜尔贝科在《科学》杂志上倡议大家齐心协力，分析人类整个基因组以来，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基因测序技术的迭代和不断成熟给了人们更多机会，例如随之而来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有一个部分是：“微生物与炎症性肠病”。关注这个计划，是因为我们是一家创新型的生物技术公司。
在世界范围内,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IBD）,包括克罗恩病（Cor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已多达500万并在不断增长中，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疾病。然而，肠道微生物的复杂性，数量达万亿级的微生物，与其宿主之间(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以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的关系（肠道微生态对周围环境的改变非常敏感，会随着饮食、天气、心情等迅速变化）等等，我们不仅专注于人体微生物组的研究，同时我们强项之一是结合生物复杂性探索所取得的经验和积累的新技术、新方法平台，对包括IBD在内的疾病不断认识更新，并找到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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